我的老家在苏南吴江的严墓镇，我是1943年3月来到浙东的。

皖南事变以后，我党在长江南岸的力量遭到了很大的打击。1941年初夏，只有16岁的我，瞒着家里跑出来参加了新四军。先是进了“江抗”（“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的一个干训班，然后在7月渡江北上，到了江苏泰州曲塘镇（现归海安县）。原来说好要到盐城的抗大分校去学习的，却被泰州县留下了，任务是搞“民运工作”。参军才一个多月的我“服从组织分配”无条件留下了，被分配在曲塘民运队。

还在皖南事变之前，我党就在江北的兴（化）、东（台）、泰（州）地区大力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0年，在陈毅等同志的精心策划下，成立了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队联合组成的“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这一地区也就被称为“联抗地区”。皖南事变之后，联抗部队基本由我党领导，这一带也成为苏北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这里和江南虽只隔一条长江，但语言、生活习惯都相差很远，初到时我这个“江南蛮子”（当地老百姓对我们的称呼）还很不适应，但是抗日救国的热情使我们努力克服生活的艰苦、语言的不通等困难，很快就融入到了群众中。到了1942年夏天，我已经从一个普通民运工作者锻炼成为独当一面的区委委员（当时的区委书记是周州同志），独自负责几个乡的民运工作。

这年年底，我正在一个乡开展工作，接到地委一个命令，通知我去地委开会。当时日本鬼子为了大规模清乡，正在到处修公路，去地委必须路过鬼子修路的地方。我穿了一件破棉袄，手挎一个破篮子，扮作一个“拾草的伢儿”，大大方方地从日本鬼子面前穿过了大路，直奔地委所在地而去，一路上鬼子查也没查。兴冲冲来到地委，大家发现：怎么来开会的都是从江南过来的？等到地委书记戴为然一开口，终于真相大白：戴书记说，日本鬼子即将开始大扫荡。为了保存实力，上级决定精兵简政，凡是江南过来的同志，都要暂时回家隐蔽。

天哪，这真是晴天霹雳。我们能回家吗？回家能“保存”吗？日本人不会放过我，国民党要抓我，父母亲也会要我嫁人，回去只能是“死”路一条。但这是上级的命令，毫无商量余地。组织上给每人发了一点路费，我们只好上路。

在去江南的船上，一位姓施的男同志讲：“大家不要悲观，据说何克希到浙东去了，我们设法到浙东找何克希去。”这真是个天大的喜讯！何克希是原“江抗”副司令，我们在江南参加新四军时就知道他。现在他到浙东去开辟新根据地，必定需要人。但是怎么去呢？幸亏我们中间有原浙江地下党的同志，他们答应去黄岩通过地下党找到何克希。我们先到了上海，去宁波同乡会打了路条，到了浙江。那时浙东纵队还没有完全公开活动，因此我就暂时寄住在一个同志的亲戚家里，“敬候佳音”。一个月以后，他们回来了，然后带着我们来到了浙东纵队所在地。正巧“联抗”地委的组织部长张敬民同志此时也到了纵东部队，他给我们出了一个证明，我们又顺利地回到了党的怀抱。这时已经是1943年3月份了。已经干了近两年地方民运工作的我，此时才算真正的参了“军”，并一直干到1953年转业。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去上海开会时路过南京，曾经去看望过老领导戴为然同志，提起抗战往事，他对当年的“精兵简政”记忆犹新。

现在回想起这段经历，真是令人感慨万分：倘若当年没有去浙东而是回了家，那我的一生肯定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直到今天，我还十分庆幸自己当年所作出的那个可能是一生最重要的决定——到浙东去找何克希！

        浙东分会  姚慕征（陆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