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算起，中国人民经过14年浴血奋战，终于战胜了日本略者，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日本大举入侵中国之际，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八省游击队组建成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成为“华中人民的长城”。在这支抗日队伍中，有一批从事无线电技术侦察的战士，由于工作的性质，他们的事迹鲜为人知，是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但人民不会忘记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一、武装斗争的需要诞生了我军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

我军的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可追溯到红军时期，据新中国成立后首任通信兵部主任王诤回忆：1930 年底，红一方面军在粉碎蒋介石第一次“围剿”中歼灭敌18师张辉瓒部的 52 旅、53 旅，第一次缴获到敌师部的一部收报机（其灯座是弹簧式的），但发报机被搞坏了 ……

    在打谭道源部队时又缴获到了敌旅部的一套完整的电台和电池，……有了这一部半电台后，还不能通报，主要就干两件事：抄收新闻和对敌侦察。当时国民党部队的译电机关和指挥官都不懂无线电保密的重要性。他们每到一地，电台开始联络时，都要先打个“QRS ？”问对方在何处，以便确定谁在主要方向，与谁先通报。而对方回答地点时则用明语，因为他们部队很杂，统一的密语行不通。这样一来，就等于不断地向我们报告部队的行踪和部署。我们电台从开始成立起到第二次反“围剿”之前，主要工作就在这方面。敌人的泄密，从反面提醒了我们，使我们认识到电台保密的重要性。（1952 年 2 月王诤同志的一次谈话记录《从半部电台开始》）可见在我军无线电通信初创时期就将电子侦察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朱德军事文选》中收录的1931 年1 月 28 日“红军第一方面军关于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中指出：我们成立无线电队有半个月了，在这半个月的考察当中，无线电收音机所收的敌人的电报，对于我们侦探到敌人的位置和行动确有不少帮助， ……据一些老同志回忆，1931 年 4 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20万大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紧缩包围”的战略分四路向中央苏区进犯。红军则确定了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正当朱总司令、毛总政委为捕捉战机、搜寻敌人动向而焦急万分的时候，王诤于 5 月12 日18时，利用那部收报机侦收到国民党驻富田王金鈺所属 28 师公秉藩电台发给该师驻吉安留守处的一份重要情报，内容是：“我们现在富田，明晨出发”。留守处问：“到哪里去”？师部台答：“向东固去”（东固即中央红军总部所在地）……王诤马上将此重要情报送给朱总司令、毛总政委。在敌人夹缝里隐蔽20 余天、寻不着战机的朱总司令、毛总政委，看到王诤送来的重要情报后，十分高兴，根据无线电侦获的敌人到达的时间、地点、番号、分布与行动意图，立即连夜调动部队，设置了伏击圈。5 月16日晨，敌人果然来了。经一昼 夜激战，以极小的代价将国民党第五路军王金鈺的28师全部和 47师的一个旅消灭，初战告捷。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整个战役过程中，朱总司令、毛总政委从王诤等侦收到的国民党各部队间的来往电报中，掌握了敌人的行动方向、退却路线、到达位置、指挥命令和求援呼救等情况，以此作为下定决心、指挥战斗的主要依据，从而实现了红军作战 15 天，横扫 700 里，五战五胜，以我 3 万对敌 20 万，歼敌 3 万余，缴枪2万余支，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引自红色电波——华东通信战士忆当年《红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毛主席为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写下了：“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的不朽诗篇，其中的白云山距东固西南17 里，就是红军首战歼敌的战场。

中央苏区取得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成立无线电大队，王诤任大队长。无线电大队下属的无线电分队已经发展至 4 个，既能对白军电台进行无线电侦察，又能在红军总部与一、三两个军团之间进行无线电联络，红军的作战指挥能力大大提高。据曾担任过新四军电台总队队长的曹丹辉回忆：敌第二次“围剿”被我粉碎后，蒋介石亲自出马，自任总司令，调集 30 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在这次反“围剿”作战中，我所在的电台随红三军军部行动。1931 年 7 月 23  日下午 4时，我侦收到了一份 何应钦发给各路白军的万万火急的电报——“限10 天扑灭共匪”的命令。电报用的密码是“壮密”，共 324 个字，全部暴露了敌人对我“分进合击”的战役企图和敌人各路兵力的部署。这份电报用缴获敌人的密码译出后，经过红3 军军长黄公略和政委蔡会文阅后，立即送到方面军总部，总部首长根据这一情报，决定在东南北三面受敌的形势下，选择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方向，中间突破，向东面的莲塘、良村、黄陂突击，连续打了 3 仗，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胜利。

8 月11日，红3 军在黄陂与龙岗之间的君埠和红一方面军总部会合。为了防空，部队全部在山林中隐蔽起来。一会儿，总部参谋胡公侠急急忙忙地跑来找我，他边跑边喊：“曹丹辉，快来呀！毛总政委找你。”我吓了一跳，毛总政委找我干吗？我紧张地随胡参谋跑步前去。到了那里，我向毛总政委敬了个礼，没等我开口，胡参谋就抢先介绍说：“这就是曹丹辉……”不等他说完，毛总政委就过来拉住我的手，亲切地问长问短：问我多大啦，读过几年书，现在工作怎么样……，我心中的疑惧全消了，高兴而又有点羞涩地回答毛总政委的每句问话。最后，毛总政委说：“你收到的那份何应钦的电报，对这次战役很有价值。”接着，他又指示胡参谋： “你告诉副官处，奖些钱给他买鸡蛋吃。”副官处发给了 3 块钱，我们买了鸡，买了肉，晚饭时大伙猛餐了一顿。（摘自曹丹辉《在无线电训练班学习和在总部电台工作的日子里》）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结束后，军委成立了二局，把侦察和通信分开。二局成立后，在局长曾希圣的领导下，侦听能力迅速提高，通过刻苦努力，多次破译了国民党军队的多种版本的密电码，为红军反“围剿”提供了可靠情报。

1932 年 8 月，红军发起乐东、宜黄战役，集中优势兵力，先歼乐东之敌，再转兵攻打宜黄，各个击破，速战速决，两战两胜，取得歼敌约 3 个旅，俘敌 5000 余人的重大胜利。在部队攻占宜黄后，曾希圣局长在战场搜寻资料时，发现了一份译出的密码电报（在每组密码旁边译出了相应的电文单字），密名为“展”密，译出的电报虽然很短，只有 30 来字，但却给我们破译敌人的电报提供了线索。在红军缴获这份电报后，国民党军还在继续使用这个“展”密，于是曾局长和侦察台的报务员曹祥仁同志就根据已经掌握的 30 多个字，连分析带猜地开始了破译工作，结果译出的单字不断增加，硬是把“展”密全部破译出来了。这样蒋介石军队的部署、调动、企图、装备、补给、处境乃至口令、信号，红军就都能掌握了。

据邹毕兆回忆：“蒋介石在屡遭失败后，意识到无线电保密的重要，故而特别注意抓他的密码。蒋介石还请了个外国密码专家，记得说是荷兰人，自从第四次反‘围剿’以后，蒋介石用的密码，很快就大为改进了，几乎完全不用明码电报本作底本，而是另行自编密码本，我们叫它特别本。”从破译“展”密算起，到1933 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军委二局已经破译了密码100 个，当时担任二局副局长的钱壮飞将其取名“百美图”。

1934 年“八一”建军节，中央军委对全军有功人员颁发红星奖章，颁发给二局曾希圣局长二等红星奖章，颁发给曹祥仁同志和邹毕兆同志三等红星奖章。1934 年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颁发红星奖章，又有 74 人获此殊荣，连同1933 年第一次颁发给的128 人，总共也只有202 人获得过红星奖章，二局就有3 人，他们被誉为“破译三杰”。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亲自到二局颁发奖章，并在全体干部会上讲话，鼓励大家把工作做得更好。

在中央红军长征前，中革军委二局基本上已经具备了破译国民党军队各类密电的能力，成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秘密武器。毛主席曾说过：二局是“走夜路的灯笼”，我们是打着这个灯笼长征的，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1941 年10 月10 日，毛泽东主席为通信兵题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其中就包括了对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高度评价。

 二、新四军从建军伊始就一直非常重视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组成了新四军。中央选调 原在军委二局任副局长的胡立教到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任三科（通信科）科长，意欲发挥他既懂通信业务又懂破译密码的特长，把对敌的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也搞起来。

据胡立教同志回忆：新四军成立初期，通讯工作在军委和长江局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迅速与党中央建立了电台联络。但新四军各支队间的电台通讯，因器材奇缺，还难以建立。……1937 年年底，我从 延安军委二局（原任副局长）被分配到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三科（通讯科）任科长，途径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时，恰遇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同志从香港来到武汉。张参谋长说，叶军长在香港筹了一笔款子，要我和叶军长一起到香港去，利用这笔经费购买一些新四军急需的通讯器材和医药器械。……叶军长所筹的这笔款子，是他以私人关系向宋子文要的，钱款由廖承志同志转交我们。……在赴港途中，叶军长反复告诉我们：三科的工作很重要，是军队的耳目。我们与党中央远隔千山万水，没有电台，我这个军长怎么领受党中央的命令、指示？怎么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没有电台，我这个军长又怎么指挥打仗？没有电台组织情报、侦察工作，我这个军长又怎么知道敌、伪、顽的情况，做到知己知彼？离开电台的通讯联络就将情况不明、判断难准、指挥失灵。叶军长要求我致力抓好三科的工作，发展新四军的通讯兵，保证各级的作战指挥、情报传递的畅通无阻。（摘自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军部分会《回顾新四军军部》）

新四军成立后，在南昌与岩寺，已初步着手开设侦听电台。到达云岭以后，军部三科在罗里村附近的一个小山凹里，正式组建了三山办公室，增调人员，增配电台，开展无线电侦听工作，侦听日伪电台，侦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三战区及其所属部队、三战区部队与日伪电台电报往来关系。三山办公室为绝密单位，由胡立教主持。刚开始工作时，军无线电大队选调技术熟练、政治上绝对靠的报务员轮流值班 守听，以后逐步固定人员，专职担任侦听工作。（摘自斯简编著《新四军通信简史》）三山办公室是一个代号，意指军部三科设在山上的办公室，三山办公室成立以来，取得了很大成绩，对蒋介石及其军事总部与第 3战区间来往的电报、第3战区与所属部队及某些汪伪单位的来往电报，经过认真研究，基本上都可破译出来，及时将情况上报军首长及有关部门。军部的首长常去那里阅读破译的情报材料。

1940 年10 月，国民党军总参谋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致电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强令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在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地区，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为了顾全抗战大局， 坚持国共合作，我党中央致电叶挺、项英，“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新四军·文献》（2）第28 页）。同时提出要国民党宽限时限，以便妥为准备。在北移的准备过程中，国民党军频繁调动，归属第 3 战区统一指挥的军队大大增加，敌情异常，这对无线电侦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军部决定由曹丹辉任三科副科长兼无线电总队长，统一管理三科及无线电大队的各项工作。三科科长胡立教则集中精力，领导管理三山办公室，抓好无线电侦察与电报破译，另外，充实三山办公室人员、器材，增配侦听破译的第一线力量。此时，三山办公室已增至10 余部收信机，30 余名工作人员，配合其他侦察手段，对敌、伪、顽，尤其对国民党第三战区皖南部队的兵力部署、作战企图，摸得一清二楚。新四军皖南部队周边，顽军竟集中了8 万余人，国民党及日伪军暗中默契配合，形成对我军的铁壁合围的态势。此外，还获悉国民党对我围剿的密电：蒋介石密电3战区顾祝同，对新四军皖南部队“作一网打尽之计，须谋定后行动”（《新四军·文献》（2）第 86 页），顾祝同指示其第 32 集团军上官云相，“以主力逐步筑碉堡，稳进稳打，摧毁皖南方面匪巢，务求彻底肃清之”。（摘自斯简编著《新四军通信简史》）

1940 年11 月 24 日，一天之内毛泽东两度亲自签发电报，要求新四军“立即开始分批北移”（《新四军·文献》（2）第52 页）。经过紧张地准备之后，新四军军分会决定所有皖南部队以临战姿态从云岭出发，绕道茂林，前往苏南根据地，尔后伺机北渡去苏北。北移行动路线报中央军委批准后，于1941 年1 月 4  日起营开拔。军部三科随大部队行动，三山办公室为重点掌握单位，由科长胡立教亲自带队。部队刚到达茂林地区，即遭到国民党军的包围，在部队被打散后，各自突围。三科科长胡立教率三山办公室人员，顽强奋战，攀越陡峭山峦，从顽敌密集搜捕间隙中，向苏南方向突出重围，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找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罗忠毅、廖海涛的部队，绝处逢生，受到苏南部队的欢迎与亲切接待。胡立教到达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罗、廖的电台，向华中总指挥部刘少奇、陈毅报告我军英勇突围的情况。随后，根据刘少奇指示，胡立教突围到苏南后渡江北上，抵达新四军盐城新军部。（摘自斯简编著《新四军通信简史》）据新四军老战士任希文回忆，三山办公室突围出来的同志，陆续来到盐城新四军军部，较早回来的有朱诚基、尹耕学等同志。朱诚基是1938 年从上海作为难民加入新四军的，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在被国民党兵押送途中，趁敌 不备滚下山坡，得以逃生，一路行乞到上海找到赵朴初，在赵朴初和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于1941 年 3 月 8 日，回到了盐城新四军军部。

新四军新军部成立以后，军部机关重新编组，军部组建无线电通信大队，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由中共中央华东局调研室负责，胡立教任调研室主任，人们将其管辖的部门称为“立教部”，即胡立教部队之意。

随着部队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新四军师级乃至旅级单位也陆续开展了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据新四军1师第一期报务训练班的学员，后来被抽调组建无线电技术侦察台的汤聿文回忆：1942 年冬，苏中敌后斗争形势十分紧张，日寇伪军盘踞在大小城镇和交通沿线，频繁地向我根据地清乡、“扫荡”。为了及时准确地掌握敌人的动向，粟裕同志（时任新四军1师师长兼政委，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苏中区党委书记）决定，由司令部通信科选调少量年轻且通信技术熟练的人员，组建无线电技术侦察台。技术侦察台对外番号是司令部通信科第三台，配有三台收音机，调进应荣华、朱隽亚、杨明达、朱振国、王谟、陆戍、汤聿文、李忠、周申昭、金良才等同志，任命应荣华为台长。三台建立后，粟裕同志经常听取台长汇报，作指示。在首长亲切关怀和全台同志刻苦钻研下，很快侦察到南京伪中央国防部与苏中伪军各师、旅、团和独立营的电台，其中有伪中央陆军总部电台、苏中扬州绥靖公署、海安 26师、东台 34师、泰兴19师、兴化 22师、掘港 32师以及淮阴伪 2 方面军、如皋 9 旅、大中集独立旅、栟茶教导旅、宝应、丰利、沙沟、角斜等营团电台。对盘踞在溱潼地区的国民党税警部队陈泰运部的电台，我们也严密控制。为了解决敌台较多、我们的设备和人员有限的矛盾，所监控的对象都是按照粟司令的作战意图，采取保证重点兼顾其它，直接向粟裕同志提供伪军动向和通过伪军上报下达的电文，以掌握日寇的行动，紧密地配合对敌斗争。每当我们获取重要情报，粟司令总是及时给予表扬和鼓励。即使在行军途中，他也抽空向台领导讲述形势，下达任务，鼓励同志们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工作成绩。

1944 年底和1945 年初，粟裕、叶飞先后率部南下，和16 旅及浙东部队会合，组成苏浙军区，粟裕又组建了苏浙军区三台，担负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抗战胜利后，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3师和山东的部分八路军部队开赴东北，新四军军部和部分部队北移至山东，江南苏浙军区的部队撤到苏中。1945 年11 月10  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华中、山东应分别组织野战军的指示》，华中部队组成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由新四军军部和山东军区机关抽调人员组成津浦前线指挥部，后改称山东野战军，司令员由陈毅兼任，政治委员黎玉。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由新四军军部调研室的部分干部，原苏中军区司令部三台的全部、原苏浙军区司令部三台的部分人员，统一整编成华中军区司令部情报处（代号四中队）。据任希文同志回忆四中队对外也称华东局社会部二部，当时国共双方和谈尚未破裂，做了“和”与“打”的两手准备。

朱诚基回忆他在担任情报处（四中队）主任后写到：我在向粟司令汇报请示工作时，提出了干部调训计划，粟司令当即完全同意，还亲自给苏中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写了信。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希望你大胆工作，快点做出成绩来。有了粟司令的亲笔信，我们很快就选调了一批学员，开办了训练队。开训那天，粟司令亲自到会讲话，鼓励大家刻苦学习，早日投入战斗。以后，1946 年至1948 年，又陆续培训了几批学员，这对我们顺利地完成解放战争时期的繁重任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粟司令具有战略家眼光，不失时机地抓了情报部门的建设，为赢得战争的胜利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华东野战军各兵团及大多数纵队也都建立了类似的情报分队，他们都为华东战场的作战胜利作出了贡献。（摘自朱诚基《粟裕同志关心军事情报部门的建设》）

浙东纵队是最早开展无线电技术侦察的旅级单位。1942 年，华中局和新四军，先后派谭启龙、何克希赴浙东统一领导浙东我党掌握的抗日游击武装。为了直接沟通同延安党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及苏中一师师部的联系，军部决定由一师抽调电台报务和译电人员随同何克希前往。颜飞担任了电台队长，秦基为报务主任，还有报务员阚勇和译电员王梅琳等。

1943 年，我浙东部队一度与受国民党排挤的杂牌军第 30师的 88团田岫山（绰号田胡子）部、89团张俊升部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关系。纵队领导指名由秦基负责亲自同这些杂牌部队沟通了电讯联系，按约定的呼号、波长、时间，每天联络一次。为了保密，同他们的通讯使用了另一台发报机，秦基还特别改变了按键手法模仿对方的手法腔调和通报程式，有时还换用左手按键，以不暴露自己的电讯特征。田部和张部电台和我方通报时都是台长亲自上机，但他们的发报机讯号和发报手法、程式等都不变，几次空中联络后，秦基就完全掌握了他们电台的讯号、手法等特征，还利用上机值班的间隙在收报机各个波段搜寻它们的讯号，很快就找到了他们内部电台的通联网络，几天时间就把他们各个电台的讯号和每个报务员的手法特征全都记认了。

数月后，田、张两部又接受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改编，编为第 3战区 32 集团军挺进第 4 纵队、第 5 纵队，并与第 3 纵队贺钺芳部配合，企图“围剿”我浙东抗日游击队，统战关系破裂，电台也停止了联络。由于秦基已完全掌握了驻天台顽方 32 集团军的电讯联络网，他便试着抽空截抄他们的密码电报。有一天，他在抄收顽军密电时，被电台队长颜飞看到，问他，你抄收他们的电报干什么？秦基回答说，想研究研究，一旦和他们打起来也许有用。颜飞想了想，觉得有意思，对他说，你听说过军部有个胡立教吗，他是延安中央派来新四军军部专搞侦破敌方电台和密码的，你如果也能破译出来倒也不错，那时何司令谭政委就会请你吃鸡哩！当时生活艰苦，荤都难开，鸡更是妄想，如果有鸡吃，那可是天大的好事。得到了队长的默许，秦基就把全部业余时间用来认真截收和研究敌台的密码电报。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秦基的执着果然搞出了点名堂。不久，顽军部署向我军发动进攻，挺四田部正逐步逼近我区党委和司令部驻地，战火一触即发。何克希司令员让秦基立即把一份紧急电报发给田  胡子。那时两军的通讯联络已经停止，如何将电报发过去呢。何司令说，情况紧急，必须想办法把电报发过去。秦基想可以冒充他们的电台到他们的电台通联网络中将田部的电台拉出来，经何司令批准，他立即进入他们的联络波段，听到田部电台的许台长正在呼叫其 上级“前进指挥部”，叫了一遍还没有回应，于是他马上凑上去冒用其指挥部呼号说有紧急电报要发，当得到对方回应后，他又用原来和对方联络的呼号，要对方改变波长再发。许台长将波长改变到原来双方联络使用的波段，何司令的紧急电报发了过去。

1943 年底，正当秦基从密报中研究出一些门道，破译有了一点眉目时，我军攻占了“挺五”老巢章镇。电台队长颜飞带着通信员清查其驻地，拿回来一些食品和一包文件。大家都忙着弄吃的，秦基则对那包文件更感兴趣。他发现文件中有几份过时电报的文字底稿，就挑出来，根据发报的时间和字数与以往他抄存的几十份密报进行核对，果然找出了与缴获的电报文稿对上号的 5 份密码电报，从中检出了100 多个常用词，接着他由点到线，连猜带判，每破译一个字语，他都为之一振，在部队连日行动的情况下，他没日没夜。废寝忘食地钻研破解。几天之后，他就把之前抄存的几十份密报基本译通了。至此秦基破译得到了顽军第一个密码本，它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发给“前进  指挥部”及其所属各部间专用的。要不是他事先抄收了不少顽军的密电，要不是颜飞弄来那几份电报文稿，也不可能取得破译密电的突破。

一天清晨，秦基侦抄到顽军前进指挥部用密码发给各挺纵的一份特急电报，命令各部队分路合击我军。他顾不得吃饭，赶紧译出后送交何司令和谭政委。首长们立即放下碗筷看电文。因为刚刚破译密码，电文译得不够完整，特别是地名。首长们当即拿来五万分之一军用地  图，亲自查找地名，帮助秦基校正和补足了电文。然后让秦基一起坐  下来吃早点，首长们一面吃早点一面高兴地说：“秦基同志，这太好了！你不要搞通报电台了，专门搞密码破译吧！再找两个报务员帮助你截抄密报。”由此建立了浙东游击纵队的无线电技术侦察台，代号“二台”，当时在我军旅一级部队搞电子侦察还是独有的。“二台”在浙东反顽自卫战中发挥了不小作用，受到谭、何首长的高度赞扬。1944 年 9 月在浙东纵队召开的军政大会上，谭启龙政委在反顽自卫战的总结报告中特别表扬了电台工作“很有创造性”。

抗战胜利后，浙东部队北撤组建了1 纵，秦基被调到纵队司令部通信科电台任第一台队长。面对内战即将全面爆发的形势，纵队首长有意建立纵队“自己”的技术侦察电台，经谭启龙副政委向叶飞司令员和赖传珠政委推荐，叶飞司令员当即召见了秦基同志，授命他组建技术侦察台，秦基果然不负众望，很快破解敌人的密码，在鲁南作战中送出了第一份密息情报。（摘自秦基《铁军前锋叶飞纵队》）

三、战斗在无线电技术侦察战线的无名英雄

在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的装备始终处于劣势，但却能在无线电技术侦察方面占得先机，是因为我军较早就认识到这一技术手段，对于克敌制胜的重要意义。那时战斗在这条战线上的我军战士，大多文化程度并不高，但凭着他们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和刻苦钻研的不懈努力，获取了大量的有用情报，为对敌斗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是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

我们在采访任希文老战士时了解到，他1938 年 5 月在河南省竹沟镇参加新四军，后被分配到中原局机要电台大队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同时担任行政管理排长，他随刘少奇同志辗转到达苏北。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后，为了解决无线电报务人员短缺的问题，军部无线电大队下辖一个无线电报务训练班，负责培训新的报务员，任希文担任了第一期训练班队长兼支部书记。第一期训练班结束后，他被任命为便衣侦察台的台长，负责侦收镇江、扬州方面敌人的动向，以确保在黄花塘军部的安全。他带了一个见习报务员、一个机要科的译电员，还有一个警卫班，住在山中老乡家中，赖传珠参谋长亲自向他交代任务，并把自己的哑巴运输员派给了他。房东大娘是个瞎子，但为了保密，他们还是把电台架在山石中，每天都要向军部汇报情况。1942 年冬天，山里特别寒冷，任希文冻病了，被送往新四军2师的医院治疗，是宫乃泉院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总后卫生部副部长）给他动了手术。病好后，他在华东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整风学习结业时，1师师长粟裕来要干部 , 充实技术侦察台的力量，他就被调到1师三台（技术侦察台）工作。（根据任希文同志口述整理）

抗战老战士汤聿文是粟裕师长决定组建技术侦察电台时，调去从事电子情报工作的。他1940 年参军时仅14 岁，而且个子小，是个娃娃兵。当他听说调他去技术侦察台时，闹起情绪，认为只收不发枯燥无味，跟作战没有直接关系，执意不肯去。后来经过领导的耐心工作，他愉快地服从了调动，由于机敏好学很快成为了技术骨干。

根据汤聿文的回忆：1943 年10 月，在粟司令统一指挥下，我军围攻丰利、角斜两镇伪军据点。总攻在夜间12 点，我刚接班，很快获 取日寇和伪军企图在拂晓前从栟茶镇向外窜犯的情报。栟茶与角斜相距只有 20 多华里，这将对我军总攻两镇产生重大影响。应台长命我火速将文稿面报首长。我奔跑至粟司令住地，看到首长正在院子内踱步，思考问题，于是我行了个军礼，将电文稿递上。首长阅后说：“好，很好！”又和蔼可亲地问：“小鬼呀，你还没有休息啊？”我回答说：“我正在值班。”我看司令员那么从容祥和，又说：“粟司令，你也没有休息啊？”首长笑着说：“我和你一样，也在值班啊！”……

1944 年上半年，国民党陈泰运部经常到我根据地抢粮、抓壮丁，还勾结伪军向我侵犯。9 月初，粟师长下令部队将其包围，并指示我们严密监视其电台的一举一动。正当前线战斗激烈地进行时，粟裕同志亲临三台工作现场，直接了解陈泰运部电台的反应。不一会儿，敌台惊恐万状，不断地拍出“SOS”求救信号，由此首长断定该敌即将被歼。随后他对我们很好地配合这次战役做了表扬，分别和同志们一一握手，十分满意地离开三台。（摘自汤聿文《粟裕司令指挥我们打赢情报战》）

1945 年 4 月，苏中军区在三垛伏击战中一举击毙日军 240 人、伪军 600 多人，俘虏日军 7 人、伪军 958人。日军山本顾问，伪军少将团长马佑铭和副团长都成为了我军的俘虏。那时，粟裕师长已经率主力南下苏浙，管文蔚任苏中军区司令员，陈丕显任政委，战前三台的汤聿文和金良才受命监控盘踞在宝应城内的伪 2团，得知该部将于4月 25日离开宝应南下高邮，在高邮进行补充后，于28日自高邮与日寇分水陆两路去周庄驻防，遂报告军区首长。我军据此情报，调集主力和地方武装 3 个团的兵力，在高邮东三垛和河口之间的有利地形设伏，敌伪进入我预伏地带，我即猛烈出击，将敌伪切成数段，经 4 小时激战，胜利结束了战斗。三台的同志们一连 4 昼夜没有合眼，密切监听着敌人的一举一动，为我军的伏击战提供了及时准确的情报，三垛伏击战大捷，汤聿文和金良才受到军区首长的嘉奖。

1945 年 8 月15  日晚 8时，汤聿文从收音机里听到国民党广播电 台播放“日本投降了！”的消息后，立即报告了电台队长任希文，任队长随即报告了军区管文蔚司令员。此时，军区也接到了新四军军部发来的电报，要求部队立即行动起来，夺取被日伪军占领的城镇，解除所有日伪军的武装。根据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苏中军区部队很快收复了掘港、马塘、黄桥、官庄、分界、芦庄、三垛等重要据点，攻克了宝应、兴化，  又在盐阜军分区部队的配合下解放了盐城。担任技侦任务的三台始终跟着前指，甚至将监听设备架设在敌据点附 近，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1946 年 6 月全面内战爆发了，成立不久的 4中队在七战七捷的苏 中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7 月初，华中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指示精神，以及华中地区敌我情况，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在苏中地区先打几仗，予敌以歼灭性的打击。粟裕司令员要求朱诚基：“把同志们紧急动员起来，准备打大仗。”朱诚基随即作了战前动员，并在组织上作了相应调整。除留下大部分同志在淮安，严密监视华中，特别是苏中的敌情外，抽调了一批精干力量，组成前梯队，跟随华中野战军司令部行动，进行近敌侦察，及时上报敌军动向，为华中野战军领导选择首战的打击目标和反击时机提供军事情报。

7 月10  日，情报处获取了国民党军整编第49师、第83师、第99 旅和第 25师，将分 4 路，在三四天内向如皋、海安大举进犯的重要情报。随后，情报处又查明了敌第83师第19 旅有两个团分别驻守泰兴、宣家堡。华中野战军领导研究后决定出敌不意，争取主动，抢在敌人进攻前夜，首战宣、泰。战斗打响后，   情报处人员又先后获悉：敌第1 绥靖区司令李默庵对我进攻意图不明，为保南通，急令已开拔白蒲准备北犯的整编第 49师主力于14日退缩平潮；15日情况判明后又令其再次北进。就在敌人犹疑不定时，宣、泰守敌在我华中野战军的猛烈进攻下，已于15日就被基本歼灭了。

宣、泰战斗胜利后，成立不久的情报处受到华野首长的表扬，给了他们极大的鼓励。同志们更加努力地工作，又迅速侦察到敌军急调整编第 65师火速渡江，会同靖江第99 旅增援泰兴，进犯黄桥，企图拖住我华中野战军主力；同时敌军急令整编第 49师星夜疾进，乘虚夺取如皋城，妄图从如皋、黄桥、泰州三面夹击我军的重要情报。华中野战军指挥员据此果断决策：迅速转移兵力，挥师东进，出敌不意，将敌整编第 49师歼灭于运动之中。情报处前梯队紧随华中野战军司令部，日夜兼程，急行军100 多里，7 月18日进驻如皋城郊。华中野战军参谋长刘先胜一到驻地就查问：“4中队到了没有？住在哪里？”朱诚基向刘参谋长报告宿营情况时说： “大家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一到驻地就点起油灯，架起门板，紧张地工作了。”

苏中地区的战斗在激烈进行，情报处不断地提供最新的战场情报。有一次，情报处及时掌握到了李默庵司令将派飞机对我军进行轰炸这项情报，立即送给指挥部。首长当即通知部队注意防空，战士们纷纷用树枝作伪装，继续进行战斗。不一会儿，敌机果然来轰炸，由于我军及时疏散隐蔽，没有遭受什么损失。粟裕司令员高兴地打电话来表扬情报处，并奖励每人两斤猪肉。

如南战斗胜利后，华中野战军以小部队在海安地区实施运动防御战，歼敌 3000 多人后，又主动撤出海安，主力在海安东北集结隐蔽休整，待机出击。当时，粟裕司令员特别关注，敌军对我华野主力去向的反映及其部署。情报处同志们聚精会神地努力工作，侦听到敌 65 师  160 旅、187 旅，83师的 63 旅，先后占领海安，敌人误以为将我军击溃，各部队纷纷用报话机向李默庵“报捷”说：“我们不仅占领海安，还消灭共军两三万人，共军已溃不成军，向北逃窜。”敌台报话员也  在机上狂叫道：“我们胜利了，我们正在海安开祝捷大会！”报话机里一片喧闹。8 月 8日，情报处侦悉整编第 65 师将于 9日经海安去泰州、黄桥，接替整编第25师和第 99 旅的防务。10  日又获悉敌军新 7 旅将从海安东开，接替第105 旅在李堡一线的防务。粟裕司令员根据敌军频繁调动的情况，认为歼敌良机已到，决定集中兵力，首先寻歼李堡之敌于运动之中。

   8月 10日晚，我军乘敌军交接防混乱之机向李堡、扬家庄发动攻击。

  11日晨，情报处人员从电台上侦悉李堡的敌人已经被我军歼灭；又及时获悉敌新 7 旅旅长并未发觉李堡军情的剧变，仍按原计划率一个团由海安东进。粟裕司令员据此情报，立即部署在海安以东打援的部队，利用青纱帐伏击敌人，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俘虏了该旅副旅长田从云。8 月14日，在这次战斗中曾被我军俘虏而后又逃脱的新7 旅第19团团长介景和上报说：“匪军对我行动完全洞悉，由9日起即筑成陷阱，待我深入，且集中优势兵力 8 团之众聚歼我军，其情报之敏活处，为职所不解。”

李堡战役胜利结束后，粟裕司令健步来到 4中队驻地，司令员说：“打完仗后，我其他单位暂且不去，就是先来看望你们。你们有功劳啊！及时提供了很多准确的情报，帮我们下决心。”他接着说：“你们的事迹不能登报，也不能传播，党是知道的，你们是无名英雄！”最后，粟裕司令面带笑容谈起： “我们主动撤出海安之前，就在海安以北公路两侧和稻田内扔下不少破枪、饭锅、米袋、背包、破鞋等等，造成一个假象，敌人误认为我们溃逃，这样助长他们骄傲松懈情绪，战线拉长，兵力分散。当他们‘庆祝’胜利的时候，我们趁敌人换防混乱之际，由1、6师和 7 纵奔袭李堡，仅用了16 个小时歼敌 9000！”博得同志们一阵阵掌声和笑声。

乘敌兵力分散，我军抓住敌军防御最为薄弱的南通、如皋公路上的丁堰、林梓，对那里的交警总队7 大队发起进攻，经一夜激战毙伤俘敌 3500 余人。在战斗即将结束时，情报处人员侦悉到扬州敌整编第25 师，为配合睢宁之敌进犯淮阴，将于 8 月 23日沿运河北上进犯邵伯、高邮的情报。8 月 22  日夜，华中野战军首长决定主力向敌人封锁圈的中心黄桥挺进，调动敌25师回援，以“攻黄救邵”，在运动中歼敌。8 月 24  日，情报处又截获敌根据丁堰、林梓战斗态势，误判我军将进攻如皋，急令黄桥守敌第99 旅沿如黄公路增援如皋这一重要情报。华中野战军首长得知后即令部队在行进中严密注意敌情，准备在如黄公路上打遭遇战。25日，敌第99 旅在分界被我军包围。26日下午，情报处人员还侦听到敌 99 旅旅长绝望哀叫“没有办法啦，没有办法啦”，知道敌人行将被歼。

苏中战役中，华中军区情报处及各侦察单位采用多种手段，接连侦察、破译敌人的作战部署等重要军事情报，为野战军首长掌握敌情，作出正确决策提供了可靠的情报依据，为我军取得苏中七战七捷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国民党国防部把共军“情报灵活，行动自如，我军则每日有盲目作战之感”作为检讨苏中作战失败的重要原因。战役结束后，刘先胜参谋长对朱诚基说：“502 首长（粟裕司令员代号）对你们的工作是很满意的。七战你们都有贡献，是无名英雄。”

据汤聿文回忆：苏中战役结束后，朱主任找我个别谈话，下达首长任命我为股长的决定。还说：“苏中多次战役你表现出色。”接着取出一支美制铅笔，说：“这支笔是前线战士在苏中战役中缴获的，送给受广大指战员爱戴的粟司令。首长又将这支笔交给我，今天我按粟司令的旨意赠送给你。”我心情十分激动，连连感谢，深感这是粟司令对我的最高奖赏，对我工作的肯定，……。（摘自汤聿文《粟裕司令指挥我们打赢情报战》）

1947 年1 月 21  日，华东野战军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兼山东军区与华中军区合编为华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及山东军区主力部队合编为华东野战军，新四军、山东军区、华中军区、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番号撤销。华中野战军 4中队编入华东野战军，在解放战争历次重大战役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过去 80 年了，今天，我们回顾艰苦卓绝的战争 年代，战斗在无线电技术侦察战线上无名英雄的故事，不仅是对他们的缅怀，而且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对我们准备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也有重要的启迪。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通信手段已和过去的战争年代不可同日而语，靠人侦听收集情报、破译密码早已成为过去，但新的信息战正方兴未艾，我们必须在学习掌握最新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创新新战法，研制新装备，确保在信息对抗中占得先机，随时做好应对未来战争的准备。

（一师分会供稿 廖泰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