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在不经意中流逝，转眼间我们亲爱的父亲——陈英，就和我们离别10年了。
在您诞辰100周年的日子，我们忍住泪水给您寄去一封信，诉说我们心中无尽的思念。
恢复祖姓，是您给我们的红色烙印
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疑惑一件事：为什么别的小朋友都和父亲一个姓，而我们却不和父亲一个姓呢——您姓陈，我们姓石。我们问过幼儿园阿姨，她说，你们一定是和妈妈一个姓。可我们心里清楚，我们的妈妈姓朱，我们并没有和妈妈一个姓。终于，有一天我们鼓起勇气询问了您。您笑嘻嘻地回答说：“因为你们是拾来的呀，所以你们姓石啊。”很长时间我们真的以为我们是拾来的。大约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家里添了小妹妹，明明看见她是妈妈亲生的，可是她竟然也姓石！
渐渐地，我们长大了，懂事了，您终于给我们揭开了这个谜底。
原来您的真名叫石晓达。1920年1月26日，您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大唐镇大模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21岁时，您在诸暨县东山吴村小学任教，任教期间受先进思想和共产党人的影响，于1942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浙东诸暨县县委交通员，后又参加浙东诸暨县游击队，任指导员。
1942年10月，受党组织派遣，您和几位地下党员一起秘密潜入伪诸暨县自卫大队，其中一位党员担任中队长，您任区队长。你们获取敌人情报，发展地下武装。在自卫大队里，你们搞队列教练，抓射击训练，进行夜行军和传口令、放暗哨等演习，提高了部队军事素质，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几个月后，党组织通知您：为了扩大我军“小三八”部队①，县委
①1942年8月三北游击司令部所属南进支队对外称三支队二大队，由此和诸北八乡自卫大队，简称“三八”部队。1942年11月，南进支队和诸北八乡自卫大队去三北后，中共会稽地委副书记马青以南进支队留下的伤病员、失散归队的战士和部分地方骨干为基础，在诸北大宣成立了一支游击队，因为这支游击队的纪律、作风似南进支队和诸北八乡自卫大队，群众称这支部队为“小三八”部队。
决定将自卫大队反水。经过一番工作，1943年5月初的一天晚上，您和几位党员悄悄率领自卫大队中的20余人，携带机枪1挺、步枪16支，成功回归。由于自卫大队大队长临时调动部队，致使你们没能带走全部人马。当夜，新四军部队在附近的麦田里接应你们，大家一起通过日本鬼子的铁路封锁线，到达诸暨北乡江藻小岭下和“小三八”部队会合。后来你们并入“小三八”部队，“小三八”部队也由此扩建为一个大队和两个中队，您担任了一个中队的指导员。
1943年12月，“小三八”部队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第一大队，不久即赴四明山参加反顽作战。为了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也为了防止敌人反攻倒算危及家人，您将原名“石晓达”更名为“陈英”，此后再也没有用过原名。
有了我们以后，您说，人不能忘本，不能叫下一代忘记曾经的革命岁月。所以起名时，您让我们回归了祖姓。
亲爱的父亲，您的一句玩笑话，让我们记了一辈子；您把我们回归祖姓的做法，给我们打上了终生的红色烙印。
一张伤残证，是您军人初心的诠释
您的脊背上有一道约一尺长的深深的沟痕，凹陷的皮肤呈青灰色。夏天，透过您穿的背心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道伤疤。关于这道伤疤的来历，您很低调，从未把这块战伤当作资本向我们炫耀，我们还是从您写过的一篇回忆文章《宿北负伤记》中得知的。原来，负伤前您任三野一纵三旅八团四连指导员，参加了山东枣庄战斗和解放泰安城的战斗。您带领主攻连冒着敌人的炮火架梯爬城楼，奋勇向前，最先登上城楼插上红旗，受到上级的表扬。1946年9、10月，您又参加了鲁南虎口、鲁南泥沟战斗。同年12月参加宿北战役时不幸身负重伤。
您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1946年6月，国民党背信弃义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大举进攻。当年12月，蒋介石调集20多个旅的兵力，分四路向我淮海、鲁南地区进犯……
我华东野战军奉命进行自卫反击，发起了“宿北战役”，在江苏宿迁县以北迎击敌人。我三旅八团的任务是入敌纵深、分割包围。我团于12月9日从鲁南赵铸马沟出发，急行军6天，每夜走路120余里。我连于15日拂晓在宿北新店子朱场与敌相遇……
敌军配有轻机枪和几十支加拿大冲锋枪，发现我军后猛烈向我开火。敌人居高临下，我连在开阔地，地形对我军不利。此时二排在前，连长蒋焕章和我在二排尖兵班后跟进向前猛打猛冲。到达离敌二三十米处，我被子弹击中，只觉在背上被重重地捶了一下，就跌倒在地上，我以为是手榴弹在我背上爆炸了。敌人的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我的身旁，弹头击起的泥沙打在脸上，又有一颗子弹从我颈部擦过，鲜血直流。我不顾一切地想爬起来继续前冲，可是力不从心，倒在地上再也动弹不了。
敌人依靠围墙用手榴弹、机枪、冲锋枪猛烈向我军射击，蒋连长英勇牺牲，连队的伤亡很大。最后还是三排的同志从侧面迂回冲进了围墙，将这股敌人全部歼灭。
战斗结束，救护队上来用担架把我抬到团卫生队，医生用急救包给我进行了简单的包扎……民兵们很快把我送到了纵队医院。晚上，我被抬进手术室。我躺在手术台上，听到医生咯咯、咯咯刮骨头的声音，还听到他说：“你好大的命哟！子弹从肩骨进去向下顺着脊椎贯通到腰间，差一点点打断脊椎骨，要是打到脊椎上那可就没命了！”
后来得知这次打了大胜仗，消灭敌人24000余人，击毙敌师长戴之奇。不久八团供应处俞瑾良同志来医院看我，他说：“这次虽打了大胜仗，但你连伤亡很大。连里的同志以为你已牺牲，把你的一套旧衬衣裤作遗物送给你邻村的战士章武良（山东莱芜战役牺牲了）作纪念了。”
宿北战役结束后，您被送到后方医院。一个多月后，绑着绷带的您又被转送至荣誉军校（即残废军人休养院）继续休养。正巧华东军政大学前来荣校招生，您立即报名。两天后您离开荣校，成了华东军政大学的学员。
从此，这道伤疤整整陪伴了您63个春秋！在家里的抽屉里，我们看见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上书“因战残疾等级八级”（注：残疾等级共十一级）。每每遇到天气突变，问及您的伤痛感觉时，您总说，比起牺牲的战友自己已经很幸运、很满足了。在您看来，流血牺牲是为国尽忠的应有之义，这道伤疤难道不正是您革命军人的初心诠释吗？
后来您留校，担任了教导员。1951年后您从华东军政大学调入军委工程兵，这是后话。
简朴惜物，是您的劳动者本色
早年务农、学徒的岁月，长期艰苦的战斗生活，使您养成了简朴惜物的生活习惯，您和我们的母亲一起勤俭持家了一辈子。您从没有豪言壮语的教诲，总用默默的行动给我们灌输着普通劳动者的家风。
记得1959年我们家搬到北京后，由于您和母亲都上班没人管孩子，家里曾经雇了一个叫张妈的保姆。张妈的丈夫是个木匠，给我们家做了一个吃饭的小饭桌和几个小板凳，还有一个揉面用的案板。那个小饭桌、小板凳我们家用了10年之久，一直用到我们家从工程兵大院搬到您在一机部“支左”时分到房子时。用的时间久了，桌子腿和板凳腿时常摇晃，您就从外面捡来小木块，用菜刀劈成小木楔，钉进卯榫部位，桌子腿和板凳腿就不再摇晃了。那个案板到现在还在家中，中间已经裂开了两条大缝。母亲生前把案板的一面用于擀面条、揉面，另一面用来糊嘎巴儿，把废布用糨糊一层一层糊起来，然后用缝纫机扎成鞋垫，糊的嘎巴儿正好遮住了案板的裂缝。
您穿的背心汗衫总是洗得很薄很薄了，还舍不得扔掉。有几件汗衫都有破洞了，我们劝您扔了，您却笑嘻嘻地说，留着夏天穿凉快，反正穿在里面又没人看到。您唯一的一双三接头皮鞋穿了十几年，修了又修，补了又补。家里大人、小孩穿小穿坏的旧衣裤，极少扔掉。困难时期，母亲会整理干净寄到老家给亲戚朋友；条件好了不用寄了，母亲就把旧衣裤剪成一块一块的当抹布，剪成一条一条的扎拖把。您绑拖把是一把好手：坐在小板凳上，细心地一根一根整理布条，然后用铁丝绑紧，再把铁丝头塞进布条里免得扎手的样子，仿佛就在眼前。您绑的拖把又结实又好用，而我们绑的用不了几天就散架了。
您离休后，我们家搬到了北京四道口干休所。我们回家时经常看到家里的浴缸里存有水，以为父母老了洗完澡忘了排水，有时我们就把水放掉了。后来您告诉我们洗完澡的水可以用来拖地、冲厕所、浇花，不要放掉。我们这才注意到家里厕所外面放着两个大塑料桶，上面浮着个小盆，浴缸旁边则放着一个小桶。每当您和母亲洗完澡后，您会把澡水一桶一桶地拎到厕所旁边倒进大桶，需要冲厕所时，就用小盆舀水冲厕所。我们家第一遍洗拖把的水也基本都是浴缸里的废水。废水用得差不多了，您和母亲才会刷洗浴缸，放掉剩余的水。直到去世前，您都一直保留着这个习惯。如今您离开我们已10年，但您洗完澡后一桶一桶拎水的身影常常浮现在我们眼前。这个习惯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我们各自小家里浴缸里用过的水决不浪费，都会想办法物尽其用。
与人为善，是您的为官之道
您长期在工程兵组织部门工作，对干部非常爱护。每次处理犯错误的干部时，您总是严格要求其思想上对错误要有深刻的认识，但在组织处理上，却总是设身处地地替对方着想。一个下属单位的同志犯了错误，您去处理时，既严格教育，又与人为善。后来那位干部一到北京出差，就到我们家坐一坐，与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一次我们从部队探亲回家，看到两个军人在家里谈事，临走时给您送了两瓶镇江香醋，感谢您帮他们解决了困难。但是您当即拒绝，叫他们把醋拿走，他们不从，您就将醋放到了门口逼着他们把醋拿回去了。
还有一位基层的军代表很有能力，但是爱讲大实话，不擅“拍马屁”，单位领导认为他是“右派”，总是不重用他。您去基层调研后向干部部门如实反映了情况，不久那位军代表得到提拔，把单位的工作搞得风生水起，非常出色。您从不将有缺点、错误的干部一棍子打死，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您长期从事军队的政治工作，对下级和同事的奉献精神总是念念不忘。
1973年6月，您任工程兵科学试验场副政委，数次带队去西北参加原子弹、氢弹爆炸效应试验工作。离休后您写的回忆文章，对那段经历描述甚细。工程兵效应第五大队住在黄羊沟的帐篷里和自建的简易平房里，条件十分艰苦，遇上大风黄沙漫天，黄豆大的石子吹打在脸上，打得生疼。在野外待一会儿，吹进衣领、裤腿、鞋子里的沙子，就有一大把。驻地用水紧张，水是用汽车从数百里外运来的，所以尽管身上很脏却不能洗澡。有一天财务室帐篷的钱箱被大风吹开，现金和账本刮得满地跑，兄弟单位的同志跑来援助，顺风直追几十公里，才在骆驼刺堆和沙坑里把一张一张的现金和发票找回来。还有一次，效应试验的坑道设置在距爆心不足200米的地方，坑道内放了10只兔子，用以观察核爆炸后生物存活的情况。按坑道内的氧气及所放的食物，兔子只能生存10天，也就是说爆炸后10天内必须进行回收。可是爆炸后，地面放射性剂量远远超过事前的估计。试验指挥部通知各试验单位，一律停止进场回收。面对这种情况，坑道实验小组心急如焚。10天的时间到了，再不进去回收，兔子死亡的原因就不好判断了，直接影响实验效果。为此，坑道实验小组不顾个人安危，一方面周密制定抢收方案，一面请示上级坚决要求进场。在他们再三请求下，领导批准他们5分钟内抢收回了兔子。
您在回忆文章中丝毫没有提及自己的功劳，写的全是战友的好人好事。记得当时我看完后，和您开玩笑：“一看就是政工干部写的表扬稿。”
坦荡乐观，是您人生的多彩乐章
在家里，您是一个乐观的“老顽童”。您一辈子浙江乡音难改，到北京半个世纪之久，普通话说的还是不那么地道，您时常自娱：“本性难移”。小时候我们经常听错您的话闹出笑话。记得您批评我们调皮捣蛋不讲道理时说：“蛮横无理”，我们就听成了“买个狐狸”；您叫我们去拿个“桃子”，我们就去厨房拿了一把“刀子”……后来我们就成了您的普通话老师，教您“开水”不念“开丝”，“扇子”不念“栓子”，“苹果”不念“苹勾”，“橘子”不念“决子”……您很虚心也很聪明，慢慢地您的浙东普通话也算及格了。
您的厨艺在我们家当属第一。您是美女西施的同乡、浙江诸暨人，您的拿手菜就是西施豆腐羹。一盒普通的白玉豆腐加一点肉末和姜末葱花，不知您用的什么魔法，很快一碗香味浓厚、色白滑嫩的西施豆腐羹就端上了饭桌。伴随着我们“嘘、嘘”吹凉声，略加囫囵咀嚼，那一股入口即化的鲜嫩滑溜就沁入了五脏六腑。我们从小就喜欢吃您做的竹笋，您的岁月往事常常是和竹笋一起装进我们的肚子。您总说，那是救命笋。1942年您和战友们在山上打游击的时候，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游击队得不到粮食，只能用白水煮竹笋来充饥。您说竹笋的最好吃法是烧肉吃，但那时肚里空空，又没有盐吃，竹笋把肠子里的油全都刮出来，吃完了以后浑身没劲十分不舒服。
“老顽童”也有发火的时候，发火的对象是：不正之风。
记得改革开放初期，母亲在国家物资部工作，她时常随同领导出差到各省市。有一次您听母亲在家里讲，说下面的工作人员请他们吃了什么什么山珍海味，非常生气。您说要艰苦奋斗，哪能到处吃请呢！母亲很委屈，说她就是跟着领导出去，别人主要是请领导吃饭。后来社会风气每况愈下，我们在家聊天的时候，谈到很多单位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您会生气地拍桌子斥责。看得出，您忧心忡忡，在为我们党内不正之风的蔓延着急上火啊。
离休后，您参加了老年大学，潜心学习绘画，您说这是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好办法。一开始您画的画总是惹我们发笑，画的老虎是一副猫像，画的老鹰嘴巴大似鹈鹕。后来见家里厕所的卫生纸“换了装”，变成了裁得不规则的草纸，一摞一摞堆了很多。一问母亲，才知道是您刻苦练画，用了很多很多宣纸。您在房间里拉了一根绳，满意的画您就夹在绳上让我们评论，不满意的您就扔掉。细心的母亲把废画没染墨的边边角角全裁出来，当了卫生纸。功夫不负有心人，您进步很快，很快您的画就有模有样了。
您喜欢画竹子，不随妖艳争春色，独守孤贞待岁寒，最是虚心留劲节，久经风雨不知寒。
您喜欢画梅花，凌寒独自开，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您喜欢画瓜果，喜看稻菽千重浪，果香伴农醉丰年。
亲爱的父亲，您拉着我们的手走出了童年，走过了青年。如今，您离开了我们那么多年，可我们觉得您还在我们的身边，你曾经的微笑，您远去的身影，每每一闭上眼睛我们还能看到。您的基因留在我们身上，您的大爱融在我们心里。就像天空把夜晚留给星河一样，您还把传承铁军精神的责任放在了我们的肩上。
父亲，我们想您，爱您，决不辜负您的期望。
借助天边那颗明亮的晨星，相信您会看到我们的信和永远爱您的心。
石磊 石岩 石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