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爸爸原名洪长达，1921年的腊月二十四出生于上海浦东南汇，爸爸8岁时奶奶就早早地离开了他们。在爸爸13岁刚刚上周浦中学后不久，爷爷也过世了，自此爸爸开始锻炼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好在有一起长大的洪家兄弟相互帮助，爸爸念到了初中。

1937年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抗战在全国爆发，大伯伯方晓和同学朱人俊伯伯组织了抗日救亡活动。长发大伯伯和爸爸怀着不做亡国奴，赶走日本鬼子的热情积极参与到商会、学校等地发传单、贴标语、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的活动。

1939年去延安的方晓大伯伯返回家乡组织抗日武装。1940年，爸爸在方晓大伯伯的引领下参加了抗日武装（老三纵），在电台工作。不久由于工作需要又随张大鹏叔叔抵达浙东。初到浙东，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又是那么的亲切。同时意外地见到了方晓大伯伯和三叔叔，兄弟相见格外亲热，这时爸爸才知道三叔叔早已先于他参加了革命。在浙东革命根据地这块热土上，同志之间都像兄弟姐妹一样亲热。同志们开始都亲切地统称洪家三兄弟为“老洪”，后来为了便于区分，方晓大伯伯为“老洪”，爸爸为“中洪”，三叔叔为“小洪”。因此，爸爸就以“中洪”的谐音改名为钟虹，到了根据地开始了新的生活。

战地创业

1941年，爸爸随部队到浙东四明山，先在电台工作，区党委成立后部队改为浙东游击纵队，电台改为区党委宣传部的新闻台，后改为时事简讯社，出版油印时事简讯。爸爸在社里担任总务股长。不久简讯社改为油印的新浙东报社，随着机构扩大业务增加，分工开始明细，成立了单独的发行部门。1944年9月在新浙东报发行部的基础上成立浙东书局。为纪念邹韬奋，浙东书局改为名浙东韬奋书店，爸爸任发行部主任。

战争年代，不论游击区或是解放区，斗争都是严峻的，经常会受到敌人的袭击和干扰，环境相当艰苦，有时连吃饭、睡觉都成问题。爸爸就在这样的条件下，领悟到了进步书刊教育人民、分化敌人、启迪人们觉悟的作用，因此，他热爱发行工作，决心努力为之奋斗。早在四明山革命根据地时，他就和经理诸克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创建发行网点，组织发行队伍，协助印刷厂筹集纸张和器材。有一次一艘满载着纸张、油墨以及铸字炉、铜模等多种机器物资的帆船停靠在浦东沿海的老港口岸，当时敌伪军正在“清乡”，这船随时都有被劫走的危险。此时，负责采购的同志通过当地党组织，巧妙地将全部货物用小船运走，卸到附近的伪军据点。因为附近的几个伪军据点内有我们的“关系”，都在当地党组织的控制之下。物资运去后，责令伪军小头目妥善保管，避开日寇耳目，然后伺机运回，就这样顺利地运进了根据地。其时，他身患疟疾和疥疮，在进行工作中三次遇到敌人扫荡，好在地熟人熟，利用山区茂密的竹林，很快地转移地点，机智地避开了敌人。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一年多的时间里，前后在七八个地点建立了韬奋书店的分部，人员也由原来的几个人，发展到五六十人，还办了三期训练班。这些书店和工作人员，担负着整个游击区的报刊和图书的发行任务。

艰苦的环境、艰巨的工作任务锻炼、考验着爸爸的意志，加上方晓大伯伯和三叔叔经常来信鼓励，爸爸在1943年国民党围攻根据地的时候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党员。

除了保证游击区本身的部队、单位和读者个人供应外，还要通过各种渠道，将日文刊物送到敌人（主要是日寇士兵）手中，对他们进行宣传瓦解工作。1945年，宁波、余姚等大批敌伪军向我军投诚，据他们自己反映，游击区书报的宣传，对他们起了重要作用。

      华东新华书店济南分店（钟虹 前排右三 鲁明 前排右四）

为事业打好基础

1949年初，随着解放大军下江南，华东新华书店总店的大部分同志都随军南下，番号“青州总队”。在南下的路上，组织决定爸爸去浙江进行“接收”和“新建”工作。他带领20多位同志和浙江的部队接上了头，继续向南挺进。南京解放的第二天，他们来到镇江附近的长江边，没有船找来个浮筒，大家就坐着浮筒在枪林弹雨下抢渡长江。

5月4日杭州解放了，他们随军进了城。这次“接管”的是省的反动书店，还有印刷厂。“新建”的不只是一个杭州市，而是全省范围的书店。杭州是一个有影响的城市，可是只有20多人，任务可不轻。爸爸除了安排同志“接管”外，把主要精力先放在对杭州市这块被反动文化糟蹋多年的园地上。繁忙的工作开始了，爸爸和他的战友们仍然不分昼夜地工作着。5月16日在杭州市的六公园里，新华书店的门市开张了。门市一开张读者蜂拥而入，把个店堂塞得水泄不通。当时浙江日报对新华书店开张后的盛况，有一篇报道说：“很久没有见过这样伟大动人的场面，有这么多热衷求知的青年男女们，拥塞在新开张的新华书店里，进行大规模地抢购书籍的活动。”读者热情购买革命图书的场面，使人久久难以忘怀。

繁重的工作和长时间的劳累，爸爸病倒了。他得了伤寒病，痊愈不久又得了黑热病。在医生看来这些都不轻的病，需要好好休息。而面对解放初期，全省范围百业待兴和当时经济、人力物力十分困难的情况，爸爸哪顾得上自己的休息，仍以他一贯固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奋发工作。在领导支持下，他主要抓了三件大事，为浙江省的发行事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一是广泛地团结书籍界同业，成立课本联合发行所，利用他们的人力和资金，解决全省课本供应的燃眉之急。二是省店派人设点和运用当地自己设点的两个积极性，初建全省图书发行网点。到1950年底，全省已有中心支点和支店六十多处，基本达到一县一店的目标。三是积极吸收社会上的知识青年，经过自己的培养训练，迅速组建了一支发行队伍，分配到全省各地书店。到1953年底，全省已有工作人员二百多人。

由于对开创发行事业做出了贡献，得到党和人民的肯定。爸爸1949年荣幸地被选为出版发行系统的代表，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在此期间召开的系统会议中，他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主席亲切地握着爸爸的手，微笑着说：“好年轻呦……”这一幕永远铭刻在爸爸的脑海中。1950年爸爸被选为浙江杭州市人民代表，出席了杭州市人民代表会议。

1953年爸爸调往北京总店以后，正赶上大区撤销。为了加强指导工作，他在原来实践的基础上，协助经理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和摸索图书发行的经验和规律；同办公室同志们一起，创办内部通讯《当前工作》，用以指导省级书店的工作。这项工作收到省店经理的欢迎和好评。1958年为配合向科学进军，爸爸又担任了新华书店科技发行所的经理，这又是一项新的工作。爸爸要求大家及时了解和掌握科技图书的特点和情况，多做调查研究工作，强调对资料的积累。那时他们对各个地区的科研机构、厂矿的分布和特点、科技人员水平和组织的状况，以及他们对科技图书的不同需求等，都有一套较完整的资料。他自己还把订货作为主要工作来抓，经常主持和参加会议，掌握情况，目的是要通过科技发行所出色的工作，更好地促进出版、服务销售。

开辟对外发行的处女地

1961年，为了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爸爸调到对外文委工作。不久，以国际书店副总经理身份，派驻我住阿尔及利亚使馆。他带着一名工作人员，作为常驻代表留任阿尔及尔，开辟我在阿尔及利亚的书刊发行工作，同时兼顾北非等国和地区我国对外书刊的发行。从国内发行转到对外发行，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环境、发行对象、发行方法等等均不同于国内，这对爸爸来说，是一项难度比较大的工作，再加上要在一个新独立的国家开拓书刊发行处女地，一切都得从头学起。阿尔及利亚原受法国统治，是个法语地区，为了事业，他首先要扫除语言的障碍。他买来了法文书，买来了录音机，一个40多岁的人，天天像小学生一样，对着录音机，从一个一个法文字母念起。情况不明，他通过我使馆了解当地的风俗人情、文化程度、书刊发行的特点……还亲自到市场进行调查。不懈努力下，爸爸逐步掌握了一些基本情况。开始在“阿”建立代销关系时进展缓慢，当了解到他们由于独立不久，全国的书刊发行网仍掌握在法国报刊托拉斯“阿歇托”子公司的手中时，爸爸在我驻阿使馆的帮助下，采取了灵活的办法，和“阿歇托”子公司进行谈判，经多方努力，最后他们终于同意发行我国的法文书刊，并签订了协议。经过一二年的努力，在阿尔及利亚建立了30多个代销点，使法文、阿文版的《中国画报》、《中国建设》、《北京周报》等报刊进入了阿尔及利亚的主要报亭，销量由初期的每期几百本一跃而为3000多本。1966年“阿歇托”被阿尔及利亚收归国有，改名为“阿尔及利亚国家出版发行公司”,至今仍和我国保持着合作关系。其他如埃及、摩洛哥等国，也建立了数量不等的销售点，为我法文、阿文书刊的发行开辟了道路。

文化大革命期间，国际书店还保持了一定的对外发行业务。爸爸被“解放”主持业务以后，以国家利益为重，肩负起党的对外发行的重担，在困难条件下，尽心尽力，继续扩大对外发行的销售网点。他多年领导非洲地区的工作，为开拓非洲地区的发行网做了不懈的努力。在马达加斯加与我国建交后，爸爸发现爱国华侨陈兆昌主动表示愿意在马岛发行祖国书刊，本着“不失时机，积极发展”的精神，与其建立了贸易关系。在双方的努力下，发行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举办了好几次中国书展，使中国书刊发行在那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非洲地区的发行工作在开拓的洪流中不断前进。同志们说所以有这些进展，不能忘记开始的耕耘者——钟虹同志的辛勤劳动。

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爸爸也没放松在这些地区的书刊发行。当发现英国海德公园卖书刊的青年华侨邓家祥愿意代销我们的书刊时，就发展他为代销人，并由他再发展了两个代销书店，邓成为我国在英国代销点的骨干力量。美国劳工党成员诺尔斯愿代销我国书刊，就支持他在旧金山开设了中国书刊社，后来又在芝加哥、纽约等地成立书店，这些书店现在都成为我国在美国书刊发行的主要力量。

爸爸还是个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在国际书店开创电脑管理中，他在筹集资金、组建班子、配备人员等方面均予以热情支持，为推行电脑管理做出了贡献。

团结同志一起干

爸爸常说，个人的力量有限，工作的成绩是大家一起干出来的。的确，40多年来一贯团结同志干工作，是他较为突出的特点。他为人正派，作风朴实，从不趋炎附势，更厌恶争名夺利。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工作干在前，强调实事求是，讲求实效。他豁达大度，对群众耐心开导，把大家引导到以事业为重的轨道；能虚心倾听各种意见，特别是不同的意见。他对同志关心、热情，同志们有事愿意找他商谈，有困难愿意向他反映，只要条件允许，他都尽力帮助解决。他为人诙谐，平易近人，能和上下左右打成一片，同志们反映，和他一起工作，感到心情愉快，心里踏实。有些同志还说，钟虹同志不仅是我们的好领导，还是位信得过的朋友。如今他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同志们惦记着他，络绎不绝地看望他，和他谈工作，谈思想，他一如既往总是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事业的接班人，和同志的关系还是跟过去一样亲切。

爸爸的原则性也非常强。文化大革命期间凡有外调人员了解情况，不论人或事，从不添油加醋夸大，也不含糊其辞推脱。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清清爽爽，被调查的同志心中很踏实。爸爸的工作中常与国际友人打交道，还经常有出国与会见外国朋友的机会，免不了送些礼品。凡是收到的礼品即刻如数上缴，得到单位同志们敬重的同时，用自己的行动做出了榜样，规矩也就这样立下了。

爸爸助人为乐的精神在单位是出了名的。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吃、穿、用等物品基本都是计划供应。爸爸经常拿些粮票、副食品给困难的同志贴补一二。他天性善良，不但爱帮助别人，还尽量不给他人添麻烦。尽管单位屡次说用车就打声招呼，可他从不因自己的事情麻烦单位，即便每次生病或有事情，也从不向单位张口要车。由于单位后来搬到离我家较远的地方，单位为工作方便派车接送他上下班，他向司机师傅打听到面包车和小轿车耗油量差不多时，就要求改用面包车，作为住在附近的同志一起上下班的班车。就是生病住院期间，与护士、医生的关系也极为融洽，从不提无理要求，尽可能不给他们添麻烦。每逢医生、护士问询、服务后总是道一声感谢，让人感到温暖，就连住院期间的病友都能成为朋友。离休后，有位画家朋友送给爸爸一幅画，画面是一棵白菜两棵白萝卜——寓意一清二白，这是大家的评价，也是爸爸一生的写照：两袖清风，一生清白。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总说，比起牺牲的同志，我已经很知足了。

爸爸自1940年参加抗日队伍到1983年离休，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从国内发行到开辟国外渠道，以毕生的精力干了一件平凡的工作——图书发行。他以一个普通人坚强的毅力和拓荒者的姿态，勤勤恳恳地为图书发行事业贡献了宝贵的青春，倾注了一生的心血。尽管退休后不在工作岗位上，仍时时关注着图书发行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关注着开拓了40年的曾经的荒地。

如今，爸爸离开我们已经15年了，他的音容笑貌常浮现在我们脑海中，他所留下的精神财富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也许这就是传承吧！

鲁晓明 洪晓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