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原突围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关键战略意义的重大事件，是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起点。在隐蔽战线上，武汉地下党组织深入敌营、隐蔽斗争、多方协同，在情报支援、物资保障、人员掩护三大关键领域发挥不可替代作用，为中原突围胜利与全国解放战争大局作出重大历史贡献。抗战胜利后，中原解放区成为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首要攻击目标，武汉地下党组织坚决贯彻党中央隐蔽斗争方针，深入敌营机要核心，成功截获国民党30万兵力围歼中原军区的绝密情报，并通过隐蔽渠道安全送达中原军区，为最终确立主力向西突围的战略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武汉地下党组织联合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借助善后救济总署等机构，突破国民党封锁禁运，向中原解放区秘密输送数千吨粮食与大量药品等急需物资，有效保障了部队生存与作战需求。突围前后，武汉地下党组织利用善后救济机构，周密掩护、安全转移大批突围干部与失散人员，为党保存了珍贵的革命骨干力量。

关键词：武汉；贡献；情报支援；物资保障；人员掩护

烽火中原，风雷激荡。在解放战争爆发的关键时刻，武汉地下党组织以隐秘战线的无声坚守、各界同心的倾力支援、舍生忘死的红色守护，书写了中原突围史上熠熠生辉的英雄篇章。在党组织领导下，武汉地下党员中有人深入龙潭虎穴，以情报为灯，为战略突围指明方向；有人勇破封锁屏障，以物资为基，为部队坚守保驾护航；有人隐蔽接应化装突围，以丹心为炬，为革命事业保存火种。武汉地下党组织的历史贡献，熔铸于突围决胜的每一步，镌刻在解放征程的丰碑上，既彰显了江城儿女的忠诚与担当，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攻坚克难、走向胜利的磅礴力量。

一、武汉地下党组织冒险传递关键情报，为中原突围提供战略决策依据

1946年6月，国民党调集30万兵力，计划对中原军区实施围歼，战局一触即发。武汉地下党坚决贯彻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方针，深入敌人机要核心，传递机密情报。刘绵利用在国民党武汉行营机要室担任总收发的职务便利，全程经手核心文电，冒险截获敌军围歼中原军区的时间、兵力、部署等绝密情报，经刘实、陈枫、岳健中等地下党员接力传递，突破层层封锁安全送达中原军区。这份关键情报，让中原军区准确掌握敌人合围企图与布防弱点，为中原突围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宝贵依据。之后，武汉地下党员通过职业掩护，建立隐蔽情报传递链条，把美国新闻处变成了中共的情报站，把蒋介石调动大军包围中原部队的情报信息及时传递给中原军区。

（一）潜伏敌营，精准截获国民党绝密情报

抗日战争一结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就以“受降”为名疯狂抢夺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中原解放区成为国民党军进攻的首要目标。蒋介石一面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企图用“和平”手段掩饰其内战准备，一面依靠美国政府支持向解放区推进和进攻。1945年8月下旬，国民党第五、第六、第九、第十战区聚集重兵向新四军第五师辖区大举进犯。^[①]至1946年4月底，国民党反动派大规模部署内战，“共用了11个军、26个师，30余万之众，企图将我中原军区路东主力一举全部歼灭，对我中原军区路西部队，同时大举‘清剿’，企图一举全部肃清。”^[②]

中共中央南方局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派驻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的秘密机关，按照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大后方组织工作的指示》《关于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等一系列指示，彻底转变党的工作方式，遵照中共中央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方针，提出“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三勤”和“社会化、职业化、群众化”的“三化”要求^[③]，同时派遣多支力量赴武汉进行隐蔽斗争，重建党组织。从1945年10月开始，南方局首先派遣赵忍安、李声簧进入武汉，主要负责建立地下党的领导机关和交通站，1946年3月，曾惇、王一南（曾惇的爱人）、徐远到汉，主要任务是重建武汉地区的党组织。1945年底至1946年初，又陆续派遣刘实和陈克东为首的两支力量到武汉开辟工作。刘实等地下党员主要扎根基层工厂，以跑码头、经营饭馆等职业为掩护，从事工人群众的工作；以陈克东为首的地下人员，主要是湖北本地人，以做小买卖和跑单帮为职业掩护，建立交通联系和为地下党筹集活动经费。^[④]

刘实到武汉不久，有四个滞留在武汉的年轻人的进步关系^[⑤]转到了他那里，其中一人就是刘绵。1944年底到1945年春，由于解放区的迅速扩大，各敌后根据地尤其是中原军区急需有知识文化和技术专长的青年干部，中共中央南方局通过《新华日报》等报刊号召知识青年到解放区去，四个重庆和西北的大学生刘绵、杨蕴、姜一林和张瑾格响应号召，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从重庆出发，打算在南方局青年组沿途布置的交通站利用事先说好的口号和联系人接头，再根据安排进解放区。但是因为抗战结束没多久国民党军队就封锁了通往解放区的道路，沿途交通站就撤退了。刘绵等四人找不到联系人，只能凑了路费就近先到了武汉。南方局青年组的朱语今收到消息后，把他们四人的进步关系转到了武汉的刘实这里。

刘绵凭借其父亲与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有私交的关系，成功进入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机要室工作，任中尉机要员，所有要盖章的文件他都要过手。随着部队开赴武汉受降，刘绵也到武汉行营机要室文书课担任总收发，凡是行营收到和发出的文件电报都会经刘绵拆开过目，刘绵因此掌握了大量情报。此后，刘实经常跟刘绵在咖啡馆、电影院等地方碰头，刘绵把他看到的国民党的行政措施、人员调动等简短情报背下来告诉刘实。

1946年6月14日前后，刘绵发现一份国民党要调动30万兵力对我中原军区包围突袭的绝密情报，详细记载了企图围歼中原军区部队的详细时间和兵力部署计划。情报很长，刘绵冒着极大风险把情报要点都抄下来，交给了刘实。

（二）武汉地下党组织传递的绝密情报在中原突围战略决策中起到重要作用

刘实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出的，与中原解放区没有联系，因此拿到情报后却不知如何送到新四军第五师手中，他思来想去，想到了从重庆来武汉的地下党员岳健中^[⑥]，此人与在汉口美国新闻处^[⑦]工作的地下党员陈枫相识。刘实、岳健中、陈枫几人碰头之后，岳健中主动请缨，扮成美国新闻处图片部的工作人员，拿着陈枫开具的美新处的证明，把情报抄在一张薄纸上，用小塑料袋和包香烟的锡箔纸层层密封，钉在皮鞋后跟夹层里，到应城附近寻找中原军区的部队，几经辗转终于把情报送达了中原军区鄂东军分区代理司令员张体学手里。^[⑧]

这一情报对于中原局确定中原突围的突围战略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中原突围的战略决策，中共中央和中原局都极为重视。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就致电郑位三、李先念、王震，指出“你们须立即准备突围，以最大决心，坚决奋斗，团结一致，才能克服困难，但主力突围方向应详细考虑”，并且分析了主力向西比向东更便于机动，且可趁早麦将熟在这一广大地区作长期游击战争以牵制敌人等可以加以考虑的因素，但仍请中原局“依具体情况自行决定”^[⑨]。6月1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中原部队必须准备突围作战给给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全面内战不可避免”，“必须准备对付敌人袭击及突围作战，预拟突围后集中行动及分散行动两个计划。大概在突围及突围后一个时期内，以全军集中行动为有利；而在敌人追剿紧急，行军给养均极困难时，便应分为两股或三股，各自独立行动，可以避免集中行动之困难，而利于分别牵制敌人与互相作战略上之策应。”^[⑩]在突围战略上给出了前期集中，有困难时分散的建议，但对突围方向未做指示。6月14日，郑位三、李先念致电中央汇报两个突围方案，前一案是向北往河南、山西方向，经嵩岳地区越陇海铁路在垣曲、济源之间渡过黄河；后一案是向西，往陕西、四川方向，经陕南或经武当山、川北到甘南、再到陕甘宁边区，此时中原军区倾向于前一案。6月17日，郑位三、李先念、王震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并军委，“假使中原内战爆发，我主力王、戴部要过陇海路，在济源垣曲之间渡河”，要求晋冀鲁豫军区秘密多造船只，控制渡口，随时予以接应。此时中原军区计划的主力突围路线还是向北，在河南济源和山西运城的垣曲一带渡过黄河。对此，中央于19日复电要中原局作两手准备，“第一个，争取一切可能向北；第二个，在向北不可能时，准备在国民党区域创造根据地，以待时局之变化。”^[11]在这时，突围的方向还没有确定下来。刘实情报小组传递的绝密情报及时送达中原军区后，这份情报给中原军区制定突围战略提供了重要参考。“情报部门获悉刘峙已向所属部队下达了围攻中原军区部队的作战命令，阴谋于二十六日开始进攻，七月一日发动总攻击，在‘四十八小时内一举包围歼灭’之。”^[12]中原局于6月20日致电党中央并刘伯承、邓小平，报告了向西突围的最后决心：“我们现在处于国民党四面严重包围之中，向东、向北（阜阳）突围没有可能。依中央指示，我们现已作战略准备：主力向西突围，尔后直迫内乡、淅川、荆紫关地区，待许昌敌调动后，主力经伏牛山腹地，出卢氏、洛宁，越陇海路，渡河到太岳区。万一不成，我们即在伏牛山、秦岭打游击。必要时，转甘南创造根据地，或到陕甘宁会师。同时，我们亦准备渡襄河，进武当山创造根据地，或者进川再转甘南地区。我们力争实现第一方案。鄂东、鄂中两军区部队（约万人）留当地打游击。万一立足不住，鄂东部队向皖东突围，鄂中部队转入武当山打游击，以待情况之变化。”^[13]为了争取战略主动，6月21日，中原局致电党中央请求允许在月底开始实施主力突围的计划。6月23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原军区主力向西突围的计划。

在战况一触即发的关键节点，刘实情报小组提供的绝密资料帮助中原军区洞悉敌军的进攻计划，为中原军区制定突围的战略决策指明了方向。如果没有这批情报，中原突围的进程或许会被改写。刘实回忆，后来中原解放区专门派人找到美国新闻处的陈枫对此事表达感谢。

（三）搭建隐蔽情报链条，突破封锁将情报直送中原军区

第一次情报送到了，为了把后续的情报又快又安全地送往中原军区，武汉地下党通过驻汉代表与中原军区建立起联系。陈枫找到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专员的好友吴显忠，提出了送情报的事情。吴显忠正是由中共中央中原局城工部秘密派到武汉开展上层工作的地下党员，他听说后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当天直接到德明饭店把折成小纸包的情报交给了中原军区负责接收救济物资的中原解放区驻汉代表吴德峰^[14]。吴德峰让吴显忠转告陈枫等人，一定要坚持做好情报工作，后续做法将通过陈枫转告。

不久，陈枫接到通知，军调处执行小组中共代表郑绍文要宴请美国新闻处工作人员，在宴会上，经过郑绍文的介绍，陈枫跟军调处执行小组中共方面参谋马寒冰接上了头。过了几天马寒冰让陈枫转告岳健中到德明饭店找吴德峰，吴德峰告诉岳健中，把情报直送宣化店不仅困难、危险大，而且也不一定及时，不如趁军调处执行小组我方代表还在武汉期间，派马寒冰去美国新闻处以索取图片作宣传资料作掩护，找陈枫取回情报，然后由设在德明饭店的中原军区办事处电台以密码发往宣化店司令部。刘绵、刘实、岳健中、陈枫、马寒冰情报系统由此建立。岳健中将情报抄在邮票大小的薄纸上，然后卷起藏在香烟里交给陈枫。马寒冰来时，陈枫递过烟盒请他抽烟。马寒冰从烟盒中拿走特殊香烟，点火抽两口，就把烟灭了装进自己的烟盒里。陈枫有时会将情报藏在火柴盒的夹层里，马寒冰则以抽烟借火柴为由取走情报。马寒冰获取情报后交给设在德明饭店的中原军区办事处电台以密码发送出去。通过这条情报链条，国民党军队围攻中原的绝密情报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报送到中原军区司令部。

中共中央南方局不断向武汉派遣力量的同时，还有不少从其他地方派到武汉从事秘密工作的党员也找到了职业掩护，取得了合法身份。受周苍柏邀请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副署长的杨显东是受董必武直接领导的地下党员，上任湖北分署副署长曾前征求董必武的意见，董给予支持，并指出：“经济斗争也是一种作战，有时甚至是更重要的作战。”中共中央中原局城工部副部长顾大椿以陈少敏的名义，派秘密党员吴显忠到武汉开展上层工作，吴显忠后来任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驻宣化店办事处主任，协助调运大批救济物资，积极援助中原解放区。还有许多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战线的秘密党员，这些地下党员最初虽然互不联系，采取平行作业、独立行动的方式开展工作，却像涓涓细流汇入江海一样，从四面八方渗透进大武汉，为了同一个目标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为中原突围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武汉地下党组织联合各界力量筹措紧缺物资，为中原突围筑牢坚实物质基础

中原军区被国民党重兵压缩在宣化店周边狭窄地带，时值春荒，中原解放区陷入粮荒、药缺、补给断绝的绝境之中。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多次与国民党交涉，让中原军区主力部队转移苏北或华北。蒋介石却以各种借口要中原部队“缓调”，险恶用心是不把中原解放军消灭掉，也要把它困死、饿死。在此特殊的环境中，党组织联合武汉爱国民主人士，以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为平台，巧妙突破国民党禁运封锁，给十分困难的中原解放区运去大批救济物资，为中原突围的胜利作出了鲜为人知的贡献。运送来的粮食等紧急物资有效保障了部队基本生存需求，支撑中原军区坚守备战，为战略转移赢得宝贵时间。同时，党组织还利用救济机构在宣化店附近设立医院、修复交通、开展生产救助，解决军民实际困难，这些都为中原突围筑牢坚实的物质基础。

（一）武汉地下党组织在行总湖北分署积极行动

1945年11月8日，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湖北分署在汉口汇丰银行大楼成立。它虽然隶属于国民党“行总”的领导，但却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十分密切的关系。该署署长周苍柏^[15]是一位爱国的银行家，大革命时期就与共产党有交往。他的次子周德佑是共产党员，抗战初期，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统战工作。1938年3月30日病故，周恩来、邓颖超送匾，上书“模范青年”。抗战时期，周苍柏曾在经济和物资上支援党，经常得到周恩来、董必武的热情鼓励。周苍柏邀请杨显东为副署长，代行署长职。杨显东按照董老指示，欣然接受立即赴武汉上任。

同设在此地的还有负责湘鄂两地发放救济物资政策的联总汉口分署，署长沙克洛夫是外国进步人士，与杨显东是故交好友，两人于重庆就已相识。

由于国民党的阻挠，联总的救济物资极少能送达解放区。在受援对象公平性上，1943年联总大会第二项决议案明确规定，凡联总所属的资源，无论在何地方，“都将根据该地人口的相对需要公平地分配或分发，不得因种族、宗教或政治信仰不同而有所歧视”^[16]，即“三不分”（不分政治、不分地域、不分宗教）原则。联总大会第七项决议也强调，“任何时候，救济善后物资都不得被作为政治武器，同时，分配救济品时不得因种族、宗教或政治信仰而有所歧视。”^[17]但是国民党却在分配、运送救济物资时横加干预，极少将救济物资分给解放区，以至有英国学者认为，“向共产党区域供应救济物资也许是联总在中国所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18]

1946年1月，杨显东上任不久立刻约集了吴显忠、李寿慈、孙慰祖、奚望高、汪德彰、高豪亮、刘俊、雷鸣泽、史林峰等一批汤池训练班的同学和中共地下党的同志到行总湖北分署。为了把湖北分署的物资运到中原解放区，杨显东经常把分署里的中共地下党员聚集到一起，借机关公事名义讨论策略，经反复讨论，制定出斗争方案：将救济物资分为三个去向，即给点国民党贪官污吏；办点工厂、企业；大量地发放给解放区，并把这个方案形象地比划成三个同心圆：最外面的圆是斗争的策略；中间的圆是打下的基础；最里面的圆才是工作的核心。^[19]

在周苍柏和杨显东的积极争取下，很多中共地下党员和汤池训练班的同学在湖北分署担任重要工作，比如湖北分署宣化店办事处主任由吴显忠担任，汪德彰任湖北分署专员兼武昌难民招待所主任，雷鸣泽任湖北分署沙市办事处主任，柯南山任湖北分署服务处处长，还有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在湖北分署中担任秘书等职。^[20]杨显东还派王远松设法跟中原解放区联系，不久中原解放区又派了林涯萍来找杨显东商讨救济办法。原计划由林涯萍出面代表中原解放区与联总、行总交涉，公开争取救济物资，这时董必武和王震分别来了湖北分署，林涯萍就回中原解放区汇报了。

董必武时任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主任，从宣化店慰问中原解放区军民后住在汉口德明饭店，特意到行总湖北分署找到杨显东，要他赶快想办法救济中原解放区，并表示马上会有人来具体联系。杨显东表示一定全力以赴，希望调来100个自己人，董必武答应调来一些人，但是不会有那么多，并再次强调无论条件多么艰难，一定要抓紧给中原解放区调去粮食和物资。还提醒杨显东可以找武汉的民主进步人士，如张难先、李范一等。

1946年3月下旬，王震以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身份找到杨显东，还带了一份行总署长蒋廷黼批交湖北分署应对中原解放区进行救济的正式公函。杨显东陪同王震拜会联总汉口分署署长沙克洛夫，沙克洛夫当场宣布对中原解放区一视同仁。此后，王震不断到汉口与杨显东联系，李先念也曾亲自到汉口商谈运输物资的策略。^[21]

（二）巧妙运用迂回策略，将物资运抵解放区并开展各种社会服务

在武汉地下党组织的周密部署和积极推动下，粮食等救济物资一批批运往宣化店。1946年2月，杨显东、吴显忠偕同沙克诺夫等人一起，带着救济物资，随第九执行小组中的中共代表薛子正等人到宣化店进行慰问，受到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许子威等中原军区领导同志的热情欢迎。为了避免暴露关系，杨显东、吴显忠没有与解放区的老同事、老战友打招呼，直到天黑了，杨显东才摸过河去找中原局书记郑位三，吴显忠则找到中原解放区行政公署主席许子威交流情报。^[22]1946年4月8日，吴显忠作为湖北分署专员与联总代表白高德少校抵达宣化店，“随行有20车救济物资到达，计14车灰面、4吨罐头、2车衣服。”^[23]1946年4月12日，行总湖北分署宣化店办事处成立，吴显忠担任主任。此后，湖北分署又继续将粮食、医药、服被、器材等运往宣化店。4月14日，从武汉运来1680袋面粉，分存于宣化店等地仓库。^[24]4月20日，中原军区在交际处召开座谈会，李先念、许子威等人对行总湖北分署驻宣化店办事处20余名职员表示了感谢。^[25]4月26日，由武汉运往宣化店的第二批物资到达，有面粉1342袋，食品罐头480箱。^[26]6月19日，吴显忠从武汉返回宣化店，随行带18车面粉。^[27]此外拨发救济款、衣服、农具等亦不胜枚举。在行总及其各分署基本受国民党控制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武汉地下党冒着风险积极争取，往中原解放区运送这么多物资几乎是不可能的。

期间，随着中原战局的演变，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悍然下令禁运，沿途布防。解总的李实和庄果同志找到周苍柏，希望能通过他的影响解决中原解放区的粮食困难问题，周苍柏欣然同意。经李范一等人积极配合，行总湖北分署采取声东击西、迂回运输的计谋，巧妙地将1000吨（一说980吨）面粉装上一列火车开到南京渡江，沿津浦线经徐州、转陇海路到郑州，再南下平汉路过武胜关，在离宣化店约40里的杨家寨这个小站卸货，随即由准备好的驴车、马车、手推车紧急装运。等到国民党军发现时，面粉已经全数运往宣化店了。郑位三同志称赞这次机智运去的粮食，使得大军得以继续坚持3个月，大大有利于战略转移的完成，也有力牵制住了敌人。

除直接往宣化店运送粮食等物资外，行总湖北分署宣化店办事处还以多种形式支援中原军区部队：组织翻修90华里的宣化河口公路，赈粮250吨，^[28]修理汉宜公路和宣化店大桥，参与修桥修路的不论军民都发给粮食和物资，这样既方便了运送物资，又用“以工代赈”的方式解决了善后救济物资按规定只准发老百姓不准发给部队的问题；在离宣化店20里的南田设立了南田善后救济医院，5月21日，联总医疗队密爱华医生等一行4人到宣化店^[29]，不少中原部队的伤员化装成老百姓在南田医院得到了治疗；设立了社会服务部，为农民（主要也是部队复员同志）举办了小本贷款，解决他们的具体困难；在宣化店东郊开办一个农具厂，把新四军五师的库存破损武器改制成农具，供给农民和部队开展生产。进步画家司徒乔对化兵器做农具的事实大加赞赏，画了一幅题为《化干戈为玉帛》的油画，画作在国统区展出后曾轰动一时。郑位三同志曾评价湖北分署的许多工作打破了反动派的封锁，扩大了边区的政治影响。从1946年4月到8月，行总湖北分署宣化店办事处赈救灾民达10万人以上，“民众代表隆重举行献旗典礼，献给该处以一长8尺，高4尺之锦制横匾，上题‘福国利民’四字。”^[30]1946年9月，杨显东作为行总湖北分署副署长在记者招待会上报告业务成果时提到，“共军区救济物资，共运去900吨，直接发放该区人民，占该总物资百分之六点五。”^[31]这个数字明显是为了避免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而刻意缩小的，实际上支援中原军区的物资远远超过此数。

后来国民党对杨显东有所察觉，诬陷杨显东贪污且“勾结共党，危害政府”，新闻媒体也对此事大加宣扬，湖北高等法院检察署对杨显东下达了拘票，周苍柏联络了张难先、李书城等武汉地方元老等出面支持湖北分署的工作。湖北分署的外籍进步人士密爱华、甘乃大、沙克洛夫等人也都对国民党特务陷害杨显东的罪行义愤填膺。^[32]时任湖北省咸宁专员的沈清尘是杨显东的老朋友，沈清尘找到时任湖北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毛家琪出面力保，终于使杨显东幸免于难。^[33]

三、武汉地下党组织倾力掩护突围人员，保存大量革命骨干力量

突围前后，中原军区需转移大批非战斗人员、伤病员与干部骨干。武汉地下党组织依托善后救济机构给突围人员发放难民证、职员证等合法证件解决身份问题；利用武昌难民招待所等阵地构建起安全可靠的人员转移 “中转站”，提供食宿、身份转换与交通转运；借助社会关系，掩护对革命事业有功的伤病员，赴汉救治并顺利转移。这场隐蔽接力，成功保护了大批革命骨干脱离险境，为党保存了力量，使革命火种得以延续，使后续革命事业得以顺利推进。

（一）武汉地下党组织借助行总湖北分署接应化装突围

从1946年2月起，中共中央就致电郑位三、李先念，指出“关于你们的行动方针是力求合法北移”，但国民党可能发动袭击，“如果你处只能养活五千人，那就只留五千人，其余不愿走者可令其隐蔽或遣散。”^[34]为了便于主力部队轻装作战，中原局决定在突围战役打响之前把一部分不便随部队行动的非武装人员设法从敌人重兵包围中转移出去。具体办法是：能回家隐蔽的，就回家隐蔽，等着大军反攻过来再归队；或者化装突围，去到其他解放区。^[35]

在这场隐秘的斗争中，按照党组织的部署，为了解决部队人员没有合法身份的问题，杨显东等人借助实际掌握行总湖北分署的有利条件，给突围干部印发了难民证和职员证等证件帮助他们合法转移，就这样先后转移了500多名中原军区人员。

有一次，郑位三让吴显忠转告杨显东，有一批伤病员都是党的功臣，要尽力救治。为了防止国民党阻拦，杨显东便安排美国进步人士甘乃大女士出面接这批伤员到武汉，住院就医。在大军突围转移后，国民党武汉行辕主任程潜曾两次下命令，要湖北分署把这批伤病员送到武汉行辕。杨显东找到美国进步人士一同抗议，据理力争，终于使这些人痊愈之后，分别转移到解放区。

中原解放军突围时，武汉行辕下令，紧急征用湖北分署全部卡车300辆，妄图用以追击解放军。杨显东立即动员行总湖北分署的进步外籍人士出面，强调联合国颁布的善后救济三大原则，卡车不能用以从事政治活动，致使国民党的阴谋破产。^[36]

（二）武昌难民招待所在中原突围前后成了武汉的中共干部“中转站”

1946年4月，汪德彰由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从重庆派遣来武汉开展地下工作。经过在行总湖北分署工作的李寿慈介绍，杨显东安排汪德彰担任分署专员，具体职务是武昌难民招待所主任。

武昌难民招待所是隶属于行总湖北分署的收容机构，设在武昌原震寰纱厂（在抗战中停办）内，职能是接送抗战中从沦陷区逃亡大后方的难民返回家乡。难民拿着在避难地区发给的难民证在难民招待所换新难民证，领取救济物资和衣装，等候乘车船返回家乡。中原部队即将展开突围，不少解放区同志要经过武汉，转移到新的工作岗位，汪德彰上任后利用职权，支开国民党反动派和可疑人物，自己管理主要工作。他任用自己曾在桂林地下党派遣下去湖南教书时的进步学生高子梅（现名高翔），又接收蔡云岭、吴学思（现名吴垠）、余迈行（现名余轸）、周紫文、吴克元、熊荒陵、孙振华七位由杨显东介绍来的同志作为难民招待所的雇员。晚上等其他职员走了，汪德彰把七位同志和高子梅叫到办公室开会，秘密商讨如何完成组织上交给的帮助解放区的干部中转的任务，达成一致意见：难民登记工作、救济物资的保管和发放、难民接送和管理三个重要工作必须由我们的同志掌握。具体做法是，余迈行和吴克元管理难民登记工作，从来所登记时收回的原难民证中抽出一些来不注销，等有化装成难民转移的干部到达时给他们用。周紫文同志负责多发些救济物资给转移的同志，或拿些救济物资变卖了作为地下工作的经费。其余四位同志负责难民接送和管理，帮助混在难民中的解放区干部了解白区情况，护送他们转移。汪德彰利用武昌难民招待所主任合法身份，对外周旋、掩护，遇到紧急情况就由高子梅转告消息。中原军区来的同志化装来到难民招待所接上头后，七位同志就分别给他们发给新难民证，解决他们食宿问题，发给救济物资，再送上车船前往目的地，就这样使几十位干部得以安全转移。^[37]

武汉地下党员还广泛隐蔽在群众中，巧妙帮助中原军区过来的干部转移到解放区。例如，中原化装突围的亲历者黄正夏和吴芷英途经武汉计划由南京前往上海时，化装成旅社的茶房（服务员）的中共地下党员与他们热情聊天，通过他们一副地主大少爷的打扮却开口就问“年成如何？”“收成怎样？”判断他们是同志，所以尽快帮助他们买到船票，安全送他们离开武汉。^[38]

武汉地下党组织的种种工作就如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白区工作的领导人刘宁一所指出那样：像山涧里的泉水，里面在流动，外面却看不见。^[39]这种在地下悄然涌动的暗流虽不可见，却也能蕴含着巨大的力量。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武汉地下党组织虽然默默无闻，却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中原突围这一党中央、毛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帮助中原军区取得了以弱胜强的解放战争首战的胜利。同时，武汉地下党在此期间贯彻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方针，广泛团结各界民主进步人士，重视搜集情报，宣传发动群众等正确做法也为后来武汉城市解放与接管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武汉解放开辟出一种解放大城市的新模式积蓄了力量。

伟大而胜利的中原突围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中原军区的五六万英雄儿女，把国民党30余万军队牵制在中原地区，有力地支援了华东、华北和东北地区的部队，为做好迎击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赢得了宝贵时间。在中原突围80周年的今天，回顾中原突围战役的光辉历程，深刻感悟到熠熠生辉的中原突围精神——为彻底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战的爱国主义精神；坚决服从全局、不惜牺牲局部的顾全大局精神；顽强进取、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精神；互相支持、相互配合的团结协作精神；善于结合实际、勇于开辟新路的科学创造精神。

在这场伟大的战略突围中，武汉地下党组织在情报支援、物资保障、人员掩护三个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既为中原突围的胜利提供了坚实支撑，更沉淀了宝贵的红色历史经验，让中原突围精神在江城大地有了生动的实践诠释。如今，站在新时代壮阔征程上，武汉这座英雄城市正牢牢把握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历史使命，始终铭记革命先辈的奉献与牺牲，从隐秘战线的情报制胜中汲取科学决策的智慧，从冲破封锁的攻坚克难中砥砺勇毅前行的勇气，从守护革命骨干的初心坚守中厚植以人为本的情怀，把中原突围的历史贡献转化为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动力，把红色基因深深融入城市血脉，奋力谱写新时代英雄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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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1919—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604.

作者简介：

朱蔚青，女，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一处三级主任科员，通信地址：武汉市江岸区建设大道760号武汉晚报办公楼一楼，电子邮件地址：421906133@qq.com

[①] 湖北省鄂豫边革命史编辑部，湖北省军区中原突围史专题编纂室：《中原突围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4页。

[②] 《国民党军“围歼”我中原军区部署》，原载《解放日报》1946年4月30日，见《中原突围前后》，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5页。

[③]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南方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139-142页。

[④] 湖北人民出版社编：《武汉地下斗争回忆录》，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

[⑤] 进步关系不是党员，也不是党的外围组织成员，而是在白区搞组织工作的一种形式，既为党组织成员的发展提供了人选，也给白区进行地下工作的党员提供了一个庞大的社会资源网络，同时能起到保护党组织核心成员的作用。南方局青年组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参见《从潜伏到接管的武汉岁月》（刘实口述，朱文轶执笔），《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13期，第69-70页。

[⑥] 资料中多作“岳建中”，据岳健中夫人陈学佩回忆，应为“岳健中”。参见刘士明：《青年组与解放战争时期的武汉地下党》，载于《党史博览》2024年第3期，第77-80页。

[⑦] 美国新闻处是美国国务院于抗战胜利后1945年12月在武汉设立的一个直属新闻机构，是美国驻汉总领事馆的一个部分，大多雇佣中国人工作，地点设在汉口天津路江边的亚细亚大楼内（临江饭店），简称美新处。除发布武汉市和湖北省重大新闻外，还开展放映电影，展览图片，举办唱片音乐会和赠送宣传美国的画刊。参见《武汉文史资料》1997年第1期，第120-122页。

[⑧] 《从潜伏到接管的武汉岁月》（刘实口述，朱文轶执笔），《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13期，第69页。

[⑨] 《中共中央关于中原军突围方向问题给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的指示》，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五——一九四七）》第十三册，第394-395页。

[⑩] 《中共中央关于中原部队必须准备突围作战给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的指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88页。

[11] 湖北省鄂豫边革命史编辑部，湖北省军区中原突围史专题编纂室：《中原突围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

[12] 《李先念传》编写组：《李先念传（1909—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86页。

[13] 电报全文收录于《李先念文选（一九五三—一九八八年）》，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0-71页。

[14] 吴显忠：《一场特殊的战斗——回忆中原解放区的善后救济工作》，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室编：《中原突围（第二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页。

[15] 王春生：《1945—1947年中国善后救济事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35页。

[16] Leland M.  Goodrich and Marie J. Carroll , ed. ,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 VI , World Peace Foundation , Boston , 1945 , P.261.转引自王德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中国（1945—1947）》，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页。

[17] Leland M.  Goodrich and Marie J. Carroll , ed. ,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 VI , World Peace Foundation , Boston , 1945 , P.263.转引自王德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中国（1945—1947）》，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217页。

[18] [英]阿诺德·托因比、维罗尼卡·托因比主编，劳景素译：《欧洲的重组》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75页。

[19] 吴显忠：《一场特殊的战斗——回忆中原解放区的善后救济工作》，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室编：《中原突围（第二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页。

[20] 王春生：《1945—1947年中国善后救济事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42页。

[21] 杨显东：《为了支持神圣的斗争》，《中原突围研究与回忆》，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236页。

[22] 吴显忠：《一场特殊的战斗——回忆中原解放区的善后救济工作》，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室编： 《中原突围（第二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页。

[23] 《一批救济物资运抵宣化店》，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解放战争史料》，武汉出版社2009年版，第504页，原文载于《七七日报》1946年4月10日。

[24] 《行总湖北分署宣化店办事处第一周工作报告》，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武汉解放战争史料》，武汉出版社2009年版，第507-508页，原文摘自档案原件。

[25] 《中原军区召开座谈会欢迎联总代表》，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武汉解放战争史料》，武汉出版社2009年版，第506页，原文摘自《七七日报》1946年4月23日。

[26] 《行总湖北分署宣化店办事处第二周工作报告》，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武汉解放战争史料》，武汉出版社2009年版，第508-509页，原文摘自档案原件。

[27] 《行总湖北分署宣化店办事处第十周工作报告》，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武汉解放战争史料》，武汉出版社2009年版，第514页，原文摘自档案原件。

[28] 《行总湖北分署宣化店办事处第二周工作报告》，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武汉解放战争史料》，武汉出版社2009年版，第509页，原文摘自档案原件。

[29] 《中原解放区举行晚会欢迎联总医疗队》，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武汉解放战争史料》，武汉出版社2009年版，第507页，原文摘自《七七日报》1946年5月23日。

[30] 《湖北宣化店民众向行总湖北分署宣化店办事处献旗》，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武汉解放战争史料》，武汉出版社2009年版，第507页，原文摘自《行总周报》第19期。

[31] 《行总湖北分署副署长杨显东举行记者招待会》，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武汉解放战争史料》，武汉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页，原文摘自《征信新闻》第119期1946年10月1日。

[32] 吴德才 陈毅贤：《农民的儿子：杨显东》，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版，第177-178页。

[33] 沈清生：《抗战胜利前后我在鄂西与鄂南的经历》，《湖北文史》，2003年第2期，第134页。

[34] 《中共中央关于中原军行动方针给郑位三、李先念的指示》，《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21页。

[35] 秦耘：《京汉线上的三天两夜》，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室编：《中原突围（第二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4页。

[36] 杨显东：《董必武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湖北文史》2008年第1辑（总第84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

[37] 汪德彰：《武汉的干部“中转站”——回忆“武昌难民招待所”》，《武汉地下斗争回忆录》，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8-332页。

[38] 黄正夏：《马鸣风潇潇——中原化装突围前后的回忆》，《党史天地》2007年第1期，第27-31页。

[39]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1919—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