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慈祥的父亲离开我们十七年了。2018年在北京新四军研究会浙东分会年会上，与父亲的老战友以及后代、热心新四军传统继承的后辈们共同纪念慈父的百年诞辰，90岁的老母亲和我们五兄妹深感宽慰，谢谢大家！

父亲是浙江省宁海县岔路镇上畈村人。1938年10月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参军，改名葛平。1943年底由新四军一师调浙东纵队，改名应晓初，1956年解放军政治学院毕业时恢复原名葛民治。

祖父是父亲参加革命的启蒙者。祖父参加过北伐军，同情共产党，曾担任国民革命军上尉副官。祖父看到大革命失败，家庭生活困难，毅然请长假退出，后英年早逝。

父亲当过小学教员，读过大量进步书刊、哲学理论书籍，向往革命。考入老共产党员主持、有共产党活动的天台大公中学高中，担任校抗日救亡室副主任。后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学习做群众工作，搞社会调查，开办农民夜校，积极参加编写中共天台县委的油印报“燎原”，做全民抗战宣传动员工作；参加天台县抗敌、自卫、后援会议。在国民党企图逮捕积极分子之际，党组织决定父亲撤离学校。经中共浙江省委介绍，至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参军。一起赶赴皖南的有王家扬（浙江省政协主席离休）、俞圣祺（人民出版社副总编离休）叔叔和一位阿姨。

父亲在军部教导总队第二大队六队学习、毕业。先后在新四军三支队一营任文化教员，一支队政治部服务团做民运工作，江抗三路政治部任民运干事兼服务团长。1939年9月在溧阳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由组织科长邓曼、宣教科长杨辛两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候补期3个月。1940年夏，江抗三路改为新四军新二团（二十军一七三团前身），父亲任政治部组织干事、老虎支队（二支队）主力一大队政治指导员。1940年7月，父亲先后担任沙家浜部队第一支队一大队、第二支队一大队政治指导员。1941年3月，任六师十八旅五十二团二营教导员，后任旅政治部任干事、旅教导大队政治干部队政治指导员、旅政治部代理宣传科长、五十二团三营一连指导员、五十四团三营政治教导员。五十二团与五十四团主力合并成机动兵团，父亲任五十二团政治处组织股长。1942年底，父亲来到浙东纵队工作，先后担任浙东纵队教导大队干部队指导员，三支队一大队教导员，第六大队教导员。

1943年6月父亲在慈溪翁岩写信给母亲报平安，小脚的祖母知道从宁海到宁波要穿过几道日军、伪军、土匪横行的危险地区，在奉化吴家埠会碰到土匪抢掠旅客财物，但仍徒步前往看望父亲。幸好土匪见祖母身着旧夏布衣，样子穷，没有为难。在宁波去翁岩的小船上，居然遇到认识父亲的翁岩人，祖母意外顺利地见到了父亲。看见父亲所在部队与老百姓的关系融洽，母子彻夜长谈，认定父亲不是土匪，祖母放心了。

1944年6月父亲任四明地区自卫总队政治处主任、四明山游击支队政治处副主任。宁波晚报在《90岁新四军老战士盛林回忆峥嵘岁月》报道中，讲述了抗战时期浙东纵队军民生死营救美国飞行员的故事。其中提及是浙东纵队指派四明自卫总队一个加强连护送，由总队政治处主任的父亲、参谋长李明率领，一路坎坷，通过新昌、嵊县一段游击区，把美军飞行员托勒特安全交给美军临海办事处。

浙东纵队奉命北撤，父亲是第一路第二批，由张翼翔率领四支队与鄞奉地区的部分干部，于1945年9月30日从鄞江桥出发经章村、陆埠到第四门(今泗门镇)，10月7日晚在庵东、相公殿一带登船北渡。在苏北涟水整编为新四军第一纵队，四支队改编为一纵三旅九团，父亲是团副主任、主任。父亲亲身经历了一纵在淮海战役前的所有战斗：泰安战斗、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固战役、豫东战役等等。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父亲任上海市军管会兼上海市政府秘书处第二科科长，12月调任九兵团警卫团副政委、政委，第五次战役前任二十军五十八师一七三团政委。

1951年5月21日，二十军完成了第五次战役任务奉命回移，预定在金化以东休整。联合国军企图夺回金城、平康、铁原三角地带。用13个师，以摩托化步兵、坦克、炮兵组成特遣队开路，沿公路向我军反击，企图插入志愿军纵深，实施分割、包抄。父亲和项远叔叔所在的部队在行进中遭遇敌人就准确判断，自觉开展阻击。接着，黄朝天师长和朱启祥政委命令：一七三、一七四团要坚决守住北汉江大桥北侧高地，控制华川大桥和上大利里浮桥。没有上级命令，没有工事，没有炮火支援，没有友邻部队协同作战，仓促地从行进间转为阻击。五十八师的对手是美七师、美二十四师和韩国部队约十个团，其配备有270辆坦克、550门大炮。志愿军司令部的命令，先是五十八师，后由廖政国军长指挥二十军在正面60公里，纵深20公里的范围内，坚决阻击敌人50天！其间保证了插入南朝鲜纵深的部队、大量伤病医院和兵站物资得以撤回。五十八师仅一次出兵两个连，就转移出某部医院伤病800人！

1964年8月，父亲转业到上海光学仪器厂任党委书记。他以共产党员的强烈责任心，凭借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优良的文化底蕴，深入调查研究，与技术人员、工人打成一片，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全厂大会上，父亲的报告引经据典，时有生动的战斗故事，几个小时下来，3000多职工听的如痴如醉。“他比谁都清楚，无法对葛书记讲假话”，这是全厂职工，尤其是干部一直称颂的“口头禅”。

父亲十分重视新产品的研发和增加生产能力，“吃在嘴里的、夹在手里的、看着碗里的”，革命战争的法则在工业建设上一样好用。1964年上光厂的总产值是600万元，第二年为1200万，第三年是2400万元，1967年达到3600万元！创造了产值、产量、新产品全面大丰收。六十年代初，国家做出“三线建设”重大战略决策，父亲亲自带队赴四川、贵州选厂址。上光厂要一分为二，一半内迁到贵阳，并确定在贵阳批量生产潜艇潜望镜。国家要求1966年在贵阳（新添光学仪器厂）实现当年迁厂，当年完成军品和民品生产任务。在文化大革命干扰潜望镜进度而受困之时，父亲临危受命担任新光厂党委书记。父亲组织复员军人基建连，自制设备生产土砖建造“干打垒”，竖立电线杆，架设贵阳到厂里的高压线和电话线。全厂职工“先生产后生活”，苦干加巧干，终于按时通过了部、局验收，实现了国家进度要求。父亲十分关心职工生活，经常帮助调解家事。他组建资质很高的基建和设计力量，打深井建自来水厂；建立托儿所、幼儿园、子弟学校、技校、夜大、电大、大礼堂和职工医院；不断建造职工宿舍；直至设计建造杭州照相机研究所。八十年代初，国家经济转型，不再计划采购。父亲立即在全国设立销售公司，连续组织客户培训班，讲解仪器使用和维护知识，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

经过2次扩建，组建成国家光学仪器行业排头兵——-新天精密光学仪器公司，辖1个光学仪器研究所，8个专业生产厂，1个技工学校，1个子弟学校和1个职工医院。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多次被打成“走资派”，住牛棚。战争年代没有受过伤的父亲，却被造反派打断了3根肋骨。每次国家军品急需，总是请父亲出山，掌管工作。虽然几经磨难，父亲始终坚守共产党员的信念，自觉为党坚持工作，坚信党会走出困境。当造反派对父亲大叫“揪出你这个刁德一”时，父亲大声回答，老子做过沙家浜连的指导员！面对前来外调战友的历史疑问工作组，父亲始终坚持讲原则，说真话，保护了不少老同志。

 父亲总是教导我们做事先做人，凡事要有底线。我们五兄妹有的上了大学，有的自学成才，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位卑未敢忘忧国”，努力尽我们的所能，继承父辈的光荣传统，为国家建设贡献着我们的微薄之力。

亲爱的爸爸，请您放心！

亲爱的爸爸，永垂不朽！

  葛大庆 葛莲 葛兰 葛玫 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