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原突围是解放战争初期一次悲壮的战略行动，6万中原军区将士冲破30万国民党军重围，数千被俘将士的英勇抗争长期被历史湮没。本文基于亲历者周方琳自我陈述，还原其两次“中原突围”的完整历程：第一次是1946年6月随江汉军区部队突破平汉线、抢渡襄河、转战鄂西北的军事突围；第二次是1947年3月从国民党仙人渡刘家营集中营越狱的政治突围。重点记述其被俘后在集中营中面对劝降、酷刑、羞辱时所坚守的忠诚底线，组织逃跑与暴动的艰难尝试，以及最终成功脱逃、找到组织、归队参加解放宜昌的经过。通过个体生命档案，折射数千名被俘将士在“无后方、无补给、无外援”的极端环境下，于集中营这一特殊战场上的不屈与牺牲。

关键词：中原突围，被俘人员，集中营，信仰与忠诚

引言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八路军嵩岳军区、三五九旅、新四军第五师等部组建了中原军区，中原军区的6万将士被国民党 30 万精锐兵力重重包围。1946 年 6 月26日，中原军区兵分 3 路突围。中原突围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保存了中原军区主力，实现了战略转移，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兵力，打乱了敌人向华北和东北等其他解放区的进攻部署，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中原突围是悲壮的，将士们是在无后方作战、无后勤补给、无外援支持的极端环境下行军作战，换来了整个解放战争初期的战略转机。80 年来，关于中原突围的史诗不绝于耳，但在胜利的合唱中，有一群人的声音始终沉默，那就是中原突围期间几千被俘将士。他们或因转移到地方坚持战斗，舍身断后；或因掩护大部队和战友；或因负伤；或因抢渡襄河不成功等等而被俘。他们在集中营里生不如死，但不屈不挠，战斗在中原突围的特殊战场。他们九死一生，把一生贡献给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无怨无悔。他们的刚强与赤诚是沉默的，是屈辱的，是中原突围最壮烈也最悲凉的底色。此文原稿系父亲周方琳“文革”期间，应组织要求撰写的自我历史陈述，整理出他以身躯突破重围，以意志穿越炼狱的两次中原突围，向中原突围几千名销声匿迹的被俘钢铁将士们致敬。

中原突围

1946年6月底，中原军区主力分路突围，我在江汉军区任直属机关政治特派员，在应城县杨家河一带。我随罗厚福率领的江汉军区6000人向襄西突围。突破平汉铁路封锁线是生死第一关，6月30日夜间，我们发起强攻，在广水至花园段分多路突破，经几小时激战后成功越过平汉铁路。7月11日左右，部队在枪林弹雨中在宜城东南的流水沟、垌口一带抢渡襄河。随后向鄂西进发，血战谷城，攻打石花街、保康。8月上旬，我们突围至房县，与王树声率领的第一纵队会合，成立了鄂西北军区，到陕西镇坪县边界遭遇国民党重兵合围封锁，放弃原定向北突围至陕南的计划，退回鄂西北山区的房县、保康、南漳等大山区域与国民党军周旋。由于连续行军，粮草不济，部队极度疲劳且疾病流行，加之被俘、掉队、失散等，战斗减员与非战斗减员过半。为保持实力，8月底部队再次调整，军区机关干部全部转移到地方坚持工作，我也随即转到地方。

宁死不屈

1946 年 9 月，国民党开始在鄂西山区进行“梳篦式”清剿。我们地形不熟，又没有群众基础，有很多人被俘虏了。9 月初，鄂西成立宜光远（宜昌、光化、远安）地委，刘子厚[2]和吴云鹏[3]找到我，我被任命为宜光远地区工委副书记。我是宜昌城里人，上级同时要求我在宜昌城内找些可靠的关系，建立秘密交通点，以便从宜昌城输送干部或接应干部回来。我接受任务后，暂时去不了宜昌，带了一个班，于 9 月底到达南漳县靠远安和宜昌边界的小镇店子垭活动。我们在那里已建立一个乡公所，我的公开身份为主任，负责征粮。

10 月 15 日一早，我带着乡公所的人刚走到店子垭街头，突然遭遇国民党一个营的袭击。我当即命令大家分散，往靠通城河的大头山里跑，约定晚上到大头山湾集合。我和通讯员小潘在店子垭与重阳坪之间的树林里观察情况，下午四五点出来，了解到敌人已从店子垭往重阳坪方向去了，便直奔大头山湾。晚上，十多名乡公所人员都到齐了，没有损失。我决定转移到离大头山湾东边二里路的另一个湾子住下。

第二天（10 月 16 日）天不亮，我先起床，派了一人到通城河方向侦察。我将自己的一支马枪藏在老百姓的谷仓内，然后去大头山湾方向探情况，前天晚上住大头塆有一瓶钢笔墨水忘在老百姓家里了，想取回来。刚到大头山塆，一个排的敌人从后面冲上来将我抓住，接着搜身，把我从日军那里缴获的钢笔收走了，然后把我吊在树上打。这时我才明白，敌人早已埋伏在大头山湾山上，幸好我们昨晚没在这里住。天亮了，国民党的排长在山头上问：“你们的人在哪里？快带我们去找。” 我说：“我们的人昨天就被打散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我就是一个人。” 他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说：“我是收税员。” 他说：“把你的枪交出来。” 我说：“我是收税员，连箩筐（qiang）都没有一个。” 旁边一个当兵的狠狠打了我两耳光，“找你要枪，什么箩qiang不箩qiang！” 敌人的排长吹哨集合，把我从树上放下，捆着往店子垭方向走。我知道敌人并未发现我们乡公所的驻地，同志们都是安全的。

店子垭街上的老百姓见到我都说：“周主任被捉到了。” 敌人的排长就知道我是个主任了。我的身子和手都被捆着，从上午 9 点走到下午五六点钟，翻山越岭走到马良坪，走了七八十里山路。过去打日本鬼子，行军打仗走山路是家常便饭，但五花大绑地走这么陡峭的山路，身子很难平衡，下坡不知摔了多少跤，有的上坡膝盖顶着下巴。马良坪住着他们的营部，那营长见到我就大骂：“叫你们投诚，你们不投诚，老子要一个个地把你们这些共匪都杀掉！” 晚上睡觉手脚都捆着。第二天早上这个排把我从马良坪又押回店子垭。走到离店子垭大概还有二十里路时，几个当兵的把我捆得特别紧，喘气都困难。那个排长在路上对我说：“今天你要当心点，到了店子垭，我们连长问你的时候，你要老实说！说不好今天没有你的好下场。”敌人今天把我押回店子垭，很可能是要枪毙我。我边走边想我这二十二年的一生：父亲被日本人炸死，母亲和妹妹现在还不知在哪里受罪；我在鄂豫边区参加抗日，为我们民族站起来，为中国老百姓能过上安稳的日子，死也死得其所。我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准备在店子垭街上同敌人拼了，准备牺牲，绝不背叛党，不出卖同志，保守秘密。总之，拼了！

大概下午五点钟，到了店子垭街上，敌人把我关在一个老百姓的柴房中。连长、副连长都来了，那个连长凶狠地问：“今天不老实交代就毙了你！”副连长说：“今天把你押到店子垭，你要给我们办两件事：第一，据我们了解，你是军需主任，店子垭附近有一个山洞是你们的被服厂，今天你一定要把我们部队带到那个洞上去；第二，今天你要写几封信，要你们乡公所的人都来投降。这两件事办到了有赏，办不到今天没有你的好下场。”我说：“谁说我是军需主任？请你们把那个人叫来和我谈，我不知道哪里有什么山洞。”然后我提高嗓门：“我不会向你们投降！写信叫乡公所的人向你们投降，这违背我的良心，绝对办不到！”副连长说：“这个土匪还很坚决呢。”我立刻反击：“什么土匪！老子抗日八年，帮助老百姓，不偷不抢，我不是土匪，我是中华民族的优秀男儿！”连长吼道：“老子今天杀了你！”我坚定地回答：“你们今天杀的这个人是中华民族的有为青年！”他们给我一碗断头肉，我不吃。当兵的说：“死也不要当个饿死鬼嘛！”副连长又来劝我：“乡公所的人就是不来投诚，你写个信有什么关系呢？你已经被我们捉到，人在廊檐下，谁个不低头？”“不可能，我绝对不做违背我良心的事！”无论他们是劝还是威胁，我绝不写劝降信。被捆着来回走了两整天陡峭的山路，又没吃饭，已经没力气再吵了，没什么好说的了，“来枪毙我吧！”

天黑了，他们走了。这时当兵的有的给我烟抽，有的给我送来饭，有的说：“你是个好人啊！说你们是土匪，都是上司讲的。”那个排长又过来交代那些当兵的：“连长刚才交代，你们不能再打这个人、骂这个人，要他好好睡觉。”这一场争斗过去，但是敌人还会搞什么名堂呢？未必是到半夜来杀我吗？我不能入睡。刚吃了饭，有点力气了，想到跑，拼个鱼死网破，但捆得这么紧，这么多人看着我，实在跑不脱。快八九点的时候，那个排长拿着一个手电筒在我身上照了几照，马上命令当兵的给我松绑，让我好睡觉。当兵的一面松绑一面讲：“都是中国人嘛，何必捆这么紧。”松了绑，终于喘气顺当了。他说：“昨天我们打你几下，都是上司的命令，哪个愿意打你嘛！”

第二天一早，他们集合从店子垭往马良坪回营部，把我捆得很松了，只捆身上，没捆手了。在路上，有时那个副连长同我走在一起，他说：“昨天我们问老百姓，你不是军需主任。你不写信叫乡公所人来投诚，我们也不能硬要你写。看你昨天的样子，你是个共产党的坚忠分子。”我立刻说：“我是个抗日爱国的青年。”他说：“共产党不应该打内战，不然我们不会到这大的山里来打你们，把我们也累死了。”我说：“要打内战的是你们国民党，我们在大山里没惹你们，是你们来打我们。”他说：“共产党说国民党要打内战，国民党说共产党要打内战，我们下级军官也搞不清楚。国民党说共产党是匪，共产党说国民党是匪，反正都是宣传。总之，国共两党都不打内战就好了，中国人打中国人，死的是中国人，得好处的是外国人。”我听他这么说，和他说话的胆子就更大了：“得好处的是美国人，是美国帮助国民党打共产党，你们的武器不都是买美国的吗？”他没有否认。这时我想到，他们昨天要我写信叫乡公所的人投诚，我把他们硬顶回去，他没有枪毙我，还是有点良心的。如果我以后活着逃回解放区，国民党里还是有不少人可以是我们的统战对象。

到下午四五点钟又回到马良坪他们的营部。我通过和国民党的排长、班长、士兵谈话了解到，他们以前捉到的俘虏都是就地枪决，上面刚有命令，以后捉到俘虏不能杀了，都要如数押到集中营去（注：这与周恩来同志将国民党残杀抗日新四军的事件公之于众，引起全国各界民众强烈反应，给国民党造成巨大压力有关）。随后，我们从马良坪出发，经过歇马河、保康县城到了谷城县的石花街，走了六七天。这一路全是大山，道路险峻，都是上坡下坡的山间骡马小道，悬崖峭壁，狭窄的地方只能一个人通过。这个营当天把我交给了师部，那里关了十多个人。过了两天，把我们押到老河口司令部，那里关了有二百多人，住在一个大祠堂里。从1940年到1946年，我一直做公安和统战工作，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如果有人泄密，敌人是不会放过我的。我坐在一个角落里，看了每个人的面孔，没有找到一个过去的熟人。

11月2日，敌人叫全体被俘人员集合，一根绳子捆两个人的胳膊，把我们二百多人押到谷城县仙人渡刘家营集中营。过了两天，又押来一批人。他们进大院的门时，我站在较远的地方看，突然发现里面有一个我过去认识的人——陶扬[4]。1942年我在云梦鄂豫边区党委社会部工作了几个月，陶是县委的组织部长。

仙人渡刘家营集中营

过了一两天就将俘虏编了一个中队，区队长都是国民党的军官，班长都是国民党部队抽来的班长。这时俘虏都登一次记，国民党军的官问姓名、年纪、籍贯、职务、是否党员等项目，我回答是：周方琳、二十二岁、宜昌人、征粮股主任、不是党员。还问我认不认识字，我说认得几个，不会写。从这时起，每天就是体力劳动：把老百姓的田整成一个大操场、打夯、搭土台子、修院墙、挖厕所、打扫房子、背草打地铺，还要经常打柴火、背米等。每天都有从老河口押来的人，半个月后，大概有五百多人了，屋里都挤满了。饭不够吃，睡觉挪不开身子，吃的睡的都是一片乱糟糟。

编队这一天，国民党来了几个将子号大官，有一个是老河口战区的副司令欧阳XX，有一个叫卢继时的少将，我认识卢继时，一九四六年五月份，我在江汉军区用联络参谋的名义作为共产党代表之一派到安陆城去接执行小组到我杨家河根据地来做调查，那时卢继时是国民党的代表，中共代表蔡松云，马寒斌给我介绍过，说这个人是个特务，我有点担心他认出我。他们要找了几十个党干部谈话，也找了我，那个姓欧阳的副司令问我是搞什么的？我说是乡公所征粮股主任，就回俘虏队了，幸好姓卢的并不认识我。

这次编队后，每个人又进行一次口头登记，还问一句：“罗厚福部队在哪里？” 我说不知道。这次问的项目比较多些，除了姓名、年龄、职务、是否党员外，还问我家庭有什么人，我说父亲被日本人炸死了，母亲和妹妹没有通过信，也不知是死是活，住在哪里。国民党区队长又问：“何时参加新四军？” 我说：“一九四三年我在江南做生意，日本人打去，土匪把我的钱抢了，新四军去了，我就参加了新四军抗日。” 又问：“参加新四军有什么好处？” 我答：“新四军官兵平等，都没有薪水，会打日本人，对老百姓、对穷人很好，吃苦耐劳。” 又问：“国军呢？” 我答：“国军当官的拿钱多，吃得好，穿得好，武器都是美式的，有飞机大炮，有美国人帮忙。” 又问：“你在新四军搞过些什么？是不是党员？” 我说：“开始是收税员，以后就当乡公所征粮股主任，不是党员。” 从此以后，我在集中营四个月中没有敌人问过我。

到集中营不久，国民党想着法子劝降。一个区队长同我们几个人坐在操场闲扯，他讲了句：“你们何必要吃眼前亏呢，早向国民党投诚不是很好吗？” 我听到这话很反感：“你看我们哪个是投诚的？都是被你们捉来的！” 有一次，一个姓张的区队长把我们这个区队的俘虏集中起来唱歌唱戏，有唱河南戏的，有唱京戏的。这个区队长要我唱，我当时坚决不唱。大家都知道我爱唱歌，鼓起掌来欢迎我唱。我站起来说：“我先声明，我只唱得到新四军的歌，不会唱你们国民党的歌。” 那个区队长有点不耐烦：“你唱打倒国民党也不要紧。” 俘虏同志们都望着我不讲话。我就大胆地唱了：“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叫，叫得太阳红又红…… 我们的边区到如今成了一个好地方。” 我想这个歌不会对敌人的区队长有多大的刺激。我唱完后，他马上问我：“这歌叫什么？” 大家都说：“兄妹开荒。” 他又问：“你最后一句唱的什么？” 我说：“我们的边区到如今成了一个好地方。”“什么是边区？” 我说：“边区就是我们的根据地，这是陕甘宁边区，毛主席、朱总司令住的地方。” 他愣着，也不知道他听懂了没有。

集中营编好大队后，我编在第一大队第三中队第一区队。国民党派来的那些班长都撤走了，都由俘虏同志来当。有的班长是因为身高当的，有的因为是干部而被指定为班长。朱英是班长，我是副班长，大概是因为我个子高，还是个“主任”，被国民党区队长指定当的。每天平操场、挖厕所、搭土台、打院墙、修厨房、修洗澡堂等各种劳动，还要每天派人去外面背米、背柴火、上街担菜等等，都是交给班长派。我接受当副班长，一是由于每天的饭菜都不够，我可以保证我这个班每个人都能吃到；二是方便找机会逃跑。

组织逃跑与组织暴动

陶扬编在二中队，就住在我们隔壁。我不理他，他也不理我。在劳动中见面了，就是互相瞧瞧。有一次劳动休息的时候，我有机会和陶扬走到一起，用很小的声音问：“你认不认识我？”他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同我扯些闲话。我说：“我在云梦工作过。”我的意思是告诉他，我是认识你的。以后的劳动中，我们就有意接近了。有一次也在劳动休息的时候，我告诉他，我一到集中营来就准备逃跑，这里的日子我一天也过不下去。陶扬叫我不要作急，以后找到机会就跑。

12月初，国民党军官把我们带到半里路外去拆一个庙。我们休息时，我有意到老百姓那里找水喝，同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扯起来，这个老头总是说我们是好人。我问他： “你们附近是不是有个1940年在茨河纺纱厂做过工的人？（当时是秘密地下党领导的）” 他马上说： “有，叫王大新，他从茨河工厂回来后，一直在家里教书。” 接着说：“看你这个样子，是不是想开小差呀？”我说：“想开小差也没有办法呀。”老头说：“我可以给你们想办法，王大新是个好人，他就住刘家营东南五六里的湾子里。” 这个老头子总说我们都是好人，使我非常感动。他能帮助我们实现逃跑，我要好生谢谢他。

以后我很少有机会出集中营劳动，我把这件事悄悄告诉了朱英，让朱英有机会出去时打听一下王大新这个人是不是像那个老头说的一样在家教书，愿不愿意帮助我们逃跑，一次朱英出差买柴火，有意往王大新住的方向去，回来很高兴地偷偷告诉我：“有办法了！你说的王大新我找到了，他很愿意帮助我们逃跑，并说先跑到他那里，换衣服、送路费、引路都没有问题，就是到他那里去的人不能太多了，三四个人没有问题。”我听了非常高兴。王大新在1940年茨河工厂时，还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的。

我和朱英等四个人事前商量好，准备晚上从厕所那边翻墙跑。晚上大家都上厕所，我们没去，等其他人走完了，我们四人去了。正准备跑，忽然来了一个人，我们蹲在厕所不走，他也蹲着老不走。我们发现他是来监视我们的，只好回到俘虏队去睡觉了。第二天那人找我说：“昨天晚上你们是不是想逃跑啊？”我说：“不是。”他说：“你要注意一下，现在中队长要我注意你们的行动，还要我汇报，你看我怎么向他汇报？”我笑着说：“你可以汇报，我每天的行动就是吃饭、拉屎、睡觉、劳动、捉虱子。”逃跑失败了。

有一天，陶扬征求我的意见说：“我们这个大队有大几百人，但看守我们的只有一个排，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这个排的兵力搞掉后跑呢？”我马上同意，组织一次暴动！陶扬负责二中队，我负责三中队，分别活动一些骨干分子。活动时采用单线联系办法，以免出问题。我提出，总的领导是陶扬。

没几天，我找了几个我信得过的人个别谈了此事，他们都非常赞成，并且提出许多办法。有人提出，等国民党的那个司令员来集中营时，把他抓着当人质一起跑；有人提出，跑出去后，没有钱不要紧，可以抢大地主、大资本家的；陶扬提出，暴动时一定要把大队长杀掉，跑时一定要把国民党的长途电话线砍掉；朱英提出组织一个党支部，但我担心搞不好，大家都会出问题，我们没有上级党委的指示，都没有暴露身份，也不知道哪个是党员。我们商量了逃跑路线，我提出往南面跑的路线，进入山区，三五天就可以到荆门北山根据地；陶扬提出往北边跑的路线，即往河南方向跑。逃跑路线不一致，暂时放下。另外，陶扬说，我们暴动后，只能搞到敌人一个排的几十条枪，至多只能带走百把人，现在俘虏越来越多，有近两千人了。如果我们暴动只能跑百把人，跑后敌人是否会对这里的两千新四军采取残杀的办法？据我所知，这里有很多县以上干部隐蔽下来了，我们跑后是否对他们不利？我们最后商量决定还是用开小差的办法，各人自己找机会跑，跑一个算一个，影响不大。

坚定不移坚守底线

1947年1月初，过年前，老河口商会为了把我们弄到老河口街上去修马路，送来了几头猪来慰劳我们。朱英一天来找我，说国民党的区队长一定要他致一个答谢词，他推了半天推不脱。我说，决不能骂共产党，决不承认我们有错误。他写了一个稿子："今天，老河口的各位先生来慰劳我们，我们很感谢！我们这一群人，过去都是在敌人的后方受日本鬼子和汗奸的压迫，参加了新四军抗日，今后，我们要在孙总理的革命三民主义政策下，继续努力。"朱英把这个几句话的稿子送给敌人的区队长，我邀来几个人在屋外面，区队长看后在稿子上加上"共匪是人民的公敌！" 朱英看后，同区队长在屋里吵起来，只听到朱英说：“你加这句话不是事实嘛！" 区队长说："你要晓得你们现在处的什么环境？" 朱英说：“不管什么环境，我要凭良心讲。” 区队长说：“难道说你们匪，你们就是匪了吗？加一句有什么关系？” 这时我在外的大声说："什么匪，什么人民公敌，我们是抗日英雄，我们都是好人。” 还有人说：“新四军不是匪，国民党才是匪。” 我们在外面给朱英助威，“如果我讲了你加的话，俘虏们都要骂死我的。” 区队长最后没有办法，“好吧，好吧，不要就不要。” 这一场斗争才完了，第二天朱英按照他自己的稿子在几千俘虏人员念了一边。

1947年1月底过年后，被国民党捉来一个人，将全大队几百人集中起来，要那个人跪在操场上，大队长要站在前面一排的每人打那个人一板屁股，我是站在第一排的人，我对大队长说： “我不会打人。” 他说：“你会打仗，那不是打人是打什么？” 我说：“那是打鬼子。” 他没理睬，把我推出去。前面的人一人一板，临到我，我拿起篇担，表现是打在屁股上，实际扁担头打在地上。站在台上的大队长发现了，从台上跳下来把我拉出来，又拉出一个广东人。等别人都打完后，大队长站在台上大叫：“蔡中队长，命令你用篇担把他们两个各打五十大板屁股！"打五十大板，不是把我打死了吗？！好吧！我把牙一咬，让你们打死吧！我做好思想准备，打死也不叫！当两个国民党兵把我惩在地下，打一板我就默唸一个“不叫！” 一五，一十，十五，二十……的打，不是五十大板，是十大板。打完了，我和那个广东同志都站不起来了，屁股打烂了，腿也打硬了，爬不起来了，一些战友把我从地上拖到院子的角落，慢慢扶起我，看还能不能走路，以后战友们又买酒给我抹屁股，好多天我不能起来走路，只能趴着，本来白天重体力劳动，身上又是虱子跳蚤又是疥疮，奇痒无比，晚上都难入睡，现在又加个屁股痛。

第二次中原突围

1947年2月20日左右，国民党将几千俘虏全部在操场上排队，要重新编队。每个人都问一个问题： “你是被俘的，还是投诚的？” 问到我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被俘的。”他在我姓名下面写一个“被俘” 二字，几千人问了三天才问完。这是国民党的阴谋，他们会在外面宣传有很多新四军投诚了。编队时，各大队都是按被俘和投诚分开编队。我见到吴志明，他在突围中被国民党捉到时，和国民党打了一架，从仙人渡街上编到刘家营来了。我们很熟，1943到1945年间，他在江陵县指挥部当侦查参谋，我在江陵县公安局当秘书兼侦查股股长，来往很多。我们两个人见面就不约而同，决定一起逃跑！上次没跑成，这次要做好万全准备，这是我们的第二次中原突围！2月底要去修马路，我们装病留在集中营，可以少跑三十里路，也绕开了国民党重兵；争取当采买，手里可以有几个钱。第一大队五个中队，五百多人，留下一百多病号。集中营里有突围时受伤的，还有几个孕妇，每天都吃不饱，住的阴暗潮湿，还有传染病，病号还是很多的，集中营几乎每天都有死了抬出去的人。关押在这里的两千新四军，生不如死，我们不屈不挠，这里也是战场，是中原突围的特殊战场！

第一大队在1947年2月28日出发到老河口修马路。出发前朱英见到我就知道我是要逃跑了，他说：“我哥哥来过，家里会保我出去，他带了几个钱，都给你吧！”他从身上拿出当时的法币三千元给我，大概可以在路上吃一两天的饭，我非常感激。全大队出发后，就几个国民党兵看着我们。我到处看墙的状况，到第三中队后面的小院子，尹成湘来了，他和他老婆同时被俘，他老婆刚生了孩子，没到老河口修路。他见了我就问：“你怎么到这里来了？看你的样子是来看地形的，想逃跑吧？”我说：“有这个意思。”他说：“我什么都没有，只有双袜子送给你，你逃跑后路上方便点。”我接过袜子，非常感激地谢谢了他。王彬帮我搞了一件破长衫，肖xx是本地人，家里人来看过他，他送了我一双新鞋，吴志明也搞到长衫和鞋。

3月2号，我和吴志明争取到了3号下午上街去做采买。3月3号一早，我们将长布衫穿在里面，外面套着俘虏的服装。俘虏的衣服没有衣领，裤子就是个长点的短裤头，灰不溜秋，一看就是集中营的俘虏。下午由国民党一个当兵的带我们一起上街买菜，我们手里各有5块钱。我们在街上先买一担萝卜，那个国民党兵肚子饿了，我说： “那里有个油条馆子，你去慢慢吃，我们继续买，买完回头找你。”我们看到他进了油条馆子，把箩筐往小巷子边一放，撒腿就从小巷子东边穿出去。跑了一里路，见到一个大堰塘，将囚服脱下来，用石头压在水里，就快步往南走，绕过刘家营和太平店，天黑前我们走了三十里，夜里我们一口气走了八九十里。快到樊城的时候，天还没有亮，我们在田埂上蹲着闭了一下眼。天一亮，我们同老百姓一起充赶集的人进了樊城，紧接着我们就过了襄河，到了襄阳附近的乡下。这时下起很大的雨，我们又疲劳，又饥饿，实在走不动了，在乡下的一家独户店子住了下来，说我们是做生意的。第二天往宜城方向走，又走了3天。一路上好走的地方我们就把鞋提着，打赤脚走，不能把鞋走烂了，碰到国民党哨兵盘问，看我们穿着烂鞋就不像做生意的，会被怀疑。3月7日，我们就到了荆门的南桥镇，这里的地形我就很熟了。等天快黑的时候，我找到我1940年在立达小学教书时经常帮我洗衣服的张老头家。我问他，你认不认识我？他说不认识，我说，我是周先生，他热情地招呼我们吃了饭，说他儿子也参加了新四军，现在还没有消息。到晚上他才把我们引到刘才尉家里，她的丈夫是立达小学校长，是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残杀了。刘才尉见到我，专门找了一个厢房给我们两人住下，我们的心才安下来了。从1946年6月30日到1947年3月7日，我们经历了两次中原突围！

找到组织归队

刘才尉这个地方是荆门北山根据地的一个联络站。几天后的一个天晚上，北山根据地的许超、孙方洲二同志来了，我们讲了从集中营逃跑出来的经过，并向他们提出到北山打游击。许超同志告诉我们：“北山情况很紧张，正在安排干部到各地隐蔽。你们先找个地方隐蔽起来，我把你们的情况报告北山党委，以后有机会派人来找你们。”吴志明是沙市人，回沙市隐蔽；我是宜昌人，回宜昌隐蔽。又过了几天，刘才尉给我们设法搞了路条，各送了十块钱、一身衣服和鞋，我们终于把集中营的长短裤头脱下来了。出荆门时，我碰到一个去宜昌的洋神父，我说我哥哥叫周方兴，是宜昌天主堂的神父。他认识我哥哥，还说我和我哥哥长得很像。我说我也回宜昌，可以给他做挑夫。这一路要经过当阳，国民党盘查很严，和洋神父一起就保险了。我们走了六七天，3月底顺利地回到宜昌。

我们一进宜昌天主堂大门，洋神父就大喊：“周方兴，你弟弟从荆门回来了！”我哥哥从楼上冲下来，我的突然出现让他不敢相信，他惊奇地望着我：“方元，你还活着？！” 哥哥见到9年没有音讯的我，枯瘦如柴，没个人样了，眼泪都掉下来了。我告诉他我是从集中营逃出来的，要在天主堂隐蔽起来，暂时不能回家。他把我藏在天主堂的一个库房里。我离开家前叫周方元，参加革命后为了安全改名周方琳。我9年没回过家，也不敢写信，家里人以为我死了，户口也注销了。

在集中营里我全身长满了疥疮，皮肤都溃烂了，通过我哥哥在天主堂医院治疗。不到一周，我忽然在天主堂医院碰到叶云[5]。1940年我们一起在荆门立达小学教书，后来我去鄂豫边区，他上北山开辟了北山根据地，是北山游击队队长，我们来往很多，我从集中营逃出来就是要去投奔他的部队的！我们惊讶又警惕地盯着对方，不知对方是什么情况，都不说话。他一瘸一拐地走到哪里，我保持一定距离跟在他后面。第二天我又去天主堂医院默默地注视着他，他看到我时过来对我说，他知道我从集中营逃出来，回宜昌隐蔽的情况了，我们这才开始说话，我与组织联系上了！中原突围时，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荆门北山游击队“舍小我，保大我”，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在北山根据地及其周边地区，分散成小股部队与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民团周旋，牵制大量兵力。叶云带领的20人，17人牺牲，他被敌人打伤了腿，在这个医院隐蔽养伤。不久叶云要出院了，我通过妹妹的关系在北门外正街租了个房子，叶云和母亲合伙做炒花生的生意，我做他们的帮工。我终于见到了离别9年的母亲，但母亲不敢说我是她的儿子，对外面人说我是她从乡下来的侄儿，帮忙炒花生的，户口上写的我是 “佃工” ，我家成了宜昌秘密联络点。

刘邓大军南下，1947年11月荆门北山党通知我马上回北山打游击，不久，叶云和我妹妹一起也回到北山。很多中原突围隐蔽下来的、掉队的、回家的、从集中营越狱的新四军也都陆陆续续归队。我回到北山不久就分配到荆南地区当区长，做荆南的开辟工作。1949年初我调到宜昌地委入城队，准备解放我的老家宜昌城。中共宜昌市委、宜昌市人民政府、宜昌市警备司令部于7月16日出发，赴宜昌市区，何定华、段玉美和我率先进城，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联系有关地方机关进城事宜；彭天琦、刘真带领大队伍经双莲寺、堂风坳于7月19日下午进入宜昌市区，宜昌解放。通惠路原来是宜昌最繁华的街道，这些年饱受战争的摧残，我们到了通惠路才算解放了宜昌，我把通惠路改为解放路，让解放了的宜昌老百姓在和平的环境下安居乐业。

周路明，女，Co-Diagnostics Inc, Salt Lake City Utah, Senior scientist, poritz.zhou@gmail.com

[1]周方琳，湖北宜昌人，生于1924年4月，1938年参加湖北宜昌四川小学抗日宣传队，1939年与刘真，叶云，柳之一等人在共产党领导的湖北省荆门立达小学任教，1940年在共产党的地下工厂谷城茨河纺纱厂工作学习，然后去鄂豫边区新四军五师的洪山公学学习受训，由尚小平（李先念夫人）介绍入党。在抗日战争期间主要做争取地方武装的统一战线，敌后情报和公安等工作。1946年6月中原突围时任江汉军区直属机关政治特派员。1946年8月，转移到地方，任宜光远地区工委副书记。1946年10月被俘，关押在湖北省仙人渡刘家营集中营，1947年3月越狱逃跑，找到组织归队。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任民主党派处长。“文革”后，在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任党委副书记。

[2]刘子厚（1909-2001）河北邢台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曾任新四军第五师第二邮寄纵队政治委员，豫鄂边区行署副主席、行署党组书记。解放战争时期，曾任鄂西北第四地委书记、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鄂西北行政公署副主席，鄂豫行署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国家计委副主任等职。

[3]吴云鹏（1916-1927）湖北汉阳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曾任南（漳）宜（城）保（康）中心县委书记。襄西地委组织部长，天（门）汉（川）中心县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前)中原军区江汉军区警卫团政治委员，荆当远地委副书记，鄂西北第一地委书记兼第一军分区政委。1947年1月，在对敌作战中牺牲。

[4]陶扬 原名陶锡酉，河南滑县人，曾任中共云梦孝感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中共京山北县委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委统战部部长、湖北省第五届政协副主席。

[5]叶云，1910年出生于东宝区子陵铺镇叶家闸的一个殷实家庭，在龙泉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4月参加红军。1940年6月6日，襄河防线崩溃，荆门沦陷，当天晚上，叶云等率领党员和“抗日十人团”成员背着8条枪，上北山建立了北山抗日游击队，任队长，后建立北山根据地。解放后，任湖北省统战部宗教事务处处长，1967年10月在武昌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