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6年国共谈判期间，郑绍文任中原军区武汉办事处少将处长，以双重身份与美蒋代表周旋。他揭露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包围封锁中原军区的行径，配合周恩来召开记者会，并通过《新华日报》披露真相。在董必武指导下，办事处灵活应对特务监视、经济封锁等困难。中原突围前夕，郑绍文遵照中原局决定，宁可牺牲也要掩护中原主力顺利突围，与张文津等同志坚守武汉，以李先念私人代表身份与敌人周旋，展现了革命党人在复杂斗争中坚持原则、机智勇敢的革命精神。

关键词：中原突围；武汉办事处；郑绍文；国共谈判；美蒋斗争

一九四六年春天，在我党与国民党和平谈判期间，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调我去武汉参加谈判，由廖汉生同志接替我的江汉军区政委职务。当时，中原军区李先念司令员和王震副司令员都在武汉，中原局指示我在禹王城等候李先念同志，由他直接向我布置任务。

禹王城在宣化店之南约四十华里，是我军前哨阵地，由此往南便是国民党部队防地。我在禹王城等了几天，先念同志从武汉回来了。他对我说，为了加强我军在武汉方面的工作，决定成立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武汉办事处，并已与国民党武汉行辕副主任郭忏谈妥，由我任办事处少将处长，同时作为先念同志的私人代表，以双重身份开展工作。先念同志还十分细致地向我交代了与美蒋方面打交道时必须注意的问题。于是，我带着徐达三、熊中节和《七七日报》女记者夏菲同志，步行到黄陂县河口，上了我们的一部汽车，三月十二日到达武汉。

中原军区武汉办事处设在汉口德明饭店的二层楼上，有一部电台。我们去的时候，军调处第九执行小组的我方首席代表薛子正同志向我介绍了情况。大约过了三天，周恩来副主席从重庆派来一架专机，童小鹏同志随机来汉，要接中原局书记郑位三同志到重庆去。我发电通知位三同志。他回电说，工作很忙，一时难得脱身，要我做他的代表。童小鹏同志向周副主席请示，得到批准。三月十五日，他就和我从武汉乘飞机到重庆了。

中共代表团驻在重庆上清寺。我首先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中原地区执行停战协定和武汉谈判的情况。接着，广东东江抗日纵队政委林平同志也来了，住在我隔壁。叶挺同志住在我们对面的房间。

叶挺同志是新四军的老军长，对新四军非常关心。他听说我是新四军第五师的代表，常常到我房间里来询问五师情况。我们五师同志对叶挺同志的高风亮节素怀敬仰之情，我对叶挺同志说：五师同志都很想念你，“欢迎你到我们那里去！”他说：“我也很想去看看你们的部队，可得请示中央才能决定啊！”谁也没有想到，不到二十天，四月八日，叶挺同志在乘坐飞机去延安的途中不幸遇难，五师的广大指战员竟没能见到自己敬爱的老军长……

那时，国民党反动派不仅破坏停战协定，一再向我军实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还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宣言上颠倒黑白，诬蔑我党“破坏停战协定”“要求中共部队即速停止继续攻袭”。周恩来同志要我们到重庆的目的，就是要驳斥国民党反动派的这种无耻诽谤，向中外舆论揭露事实真相。他在听取了我的汇报以后，指示中共代表团的“秀才”，根据我的汇报材料，以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对我走访的形式，写了《反动派蓄意消灭有功部队，新四军第五师被围粮绝》的报道和社论《为新四军五师呼吁》，并亲自加以修改，在三月十八日见报。

《新华日报》的报道，在对五师基本情况作了介绍后说：“自去秋日寇投降，不久双十协定公布，我新四军第五师分布长江以南部队，奉命自石首、公安、阳新及武昌附近撤至江北，以示忠实履行协定。可是到去年十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大量收编伪军，联合向我猛烈进攻，企图以绝对优势兵力，一举歼灭此抗战有功之部队。彼方猛攻不已，我为求实现和平，以求生存，转向豫南光山，而国民党军队仍复尾追。在光山得停止冲突命令，我立即通知国民党军队停止冲突，对方不顾停战命令，继续进迫，夺占光山。我五师五万余人撤退到鄂境宣化店周围现驻处，但国民党部队仍在步步进逼，全面封锁。本月十二日，十三师罗山、应山部队进攻我鄂中分区之张杨店及鄂东国民党部队围攻我夹山地区之漆步川部，又是近例。近日来，此类进攻，突然增多。目前我军驻区直径只一百华里，容此五万大军，给养极度困难，全军每月能吃稀粥两顿，已算最好。国民党军队则密布四周，大肆修建碉堡，不许我军向外采购军粮民食。”最后，这篇报道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方面这一系列罪恶活动的目的是“期在削弱我军，最后一举歼灭我军。”

《新华日报》社论《为新四军五师呼吁》一文，则高度评价了抗日战争期间我军转战武汉外围敌后的光辉战绩，揭露了国民党企图歼灭我军的罪恶行径，最后大声疾呼：“现在呼吁全国同胞，起来督促当局，立即停止对第五师的进攻，立即撤销封锁，允许非武装人员往来采购之自由。”“呼吁三人委员会立即采取行动来制止（国民党）这种（包围封锁）行动！”“鄂豫边区的军民，正以极度悲愤的心情，伫待一个合理的解决。”就在《新华日报》发表消息和社论的这天晚上，周恩来同志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由广东东江纵队政委林平同志和我分别就广东和中原地区我军被国民党部队围攻封锁的情况提出控诉。周恩来同志最后发表了谈话。在谈到停战问题时，周恩来同志义正词严地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在宣言上要求中共部队即速停止继续攻袭，但实际上究竟是谁不遵守停战命令实行继续攻袭？只要听到方才林、郑两位关于广东、湖北情形的报告，就很清楚了。”

中外记者招待会开过以后，我于三月二十四日跟随董老乘专机到达武汉。

董老此行的任务是：第一，代表中共中央慰问鄂豫边区军民；第二，向鄂豫边区军民解释关于停战冲突问题；第三，帮助解决鄂豫边区军民粮食恐慌。董老在武汉逗留了一个星期，由吴德峰同志陪同，于三月三十日到宣化店。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为欢迎董老，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会。董老在郑位三同志致欢迎词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创建新四军第五师我曾尽了一份力量，今天看到这支部队成长壮大，去年又有华北八路军来此会师，所以我特别高兴。你们在八年抗战和几个月的反内战中，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出了很大的力，然而今天不仅未得到褒奖，反而被反动派封锁包围，受苦受饿，我怎么不来看一看呢！董老最后说：“党中央、毛主席和各地同志都很关心你们，其他解放区都在动员接济你们的物资财粮，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中共代表团也节省一部分钱出来给你们，相信经过八年抗战磨练的我中原地区军民，只要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一定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宣化店逗留十天之后，董老在四月九日返抵武汉。董老很关心我们办事处的工作，考虑问题十分周到细致。一天，他皱着眉望着我穿着膝头补了几个大补钉的斜纹布军棉服，说道； “你这象个什么少将啊！怎么不做套好点的军装穿？你要知道武汉是讲衣冠穿着的，在这里从有利工作出发，穿好一点就会有想不到的好处。”不久，办事处的同志按照董老的意见，就给我做了一套洋布军装和一套西服。

当时，我们在武汉活动的经费都是从各个军区送来的，一捆捆的钞票用麻袋装着，堆在我的床下，谁也懒得去清点数目。后来董老看见了，就叫我们把钱拿去做点生意或者存到钱庄上去生息。他说，这样可以减轻边区人民的一些负担。按照董老的指示，我们马上就把所有的现款都存到钱庄里去了。

在武汉谈判期间，敌特机关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我们办事处的监视。我们办事处住在德明饭店二楼，国民党的特务就布置在对门胜利街亨达利钟表店的后面楼上，正对我的住房，进行监视活动。我们早已看在眼里，很注意窗帘的掩护和开放，有时“虚则实之”，使敌人一无所获。国民党每天都有三个宪兵在那里值勤，勤杂工中也夹着国民党特务。我们同志有事出门，总有几个跟在后面盯梢，特别是办事处对面，我们经常吃饭的波茨坦饭店，有的“女招待”就是特务。每逢我们去时，她们就卖弄风骚，企图勾引我们的干部。我们的同志都互相告诫，不要理她们的勾搭。为此，我们规定添饭要水都自己动手，更不准和她们攀谈，如果谁违犯了就送回宣化店。这样大家都很警惕，使那些“女招待”没有一点空子钻。

我从重庆回武汉后，郭忏故作殷勤，派了一个少校联络参谋到办事处来，此人姓郑，自称是来为我“效劳”的，实际上是个特务，是郭忏安给我的尾巴。我当时将计就计，不客气地把他当勤务兵用起来。当时，我们办事处有一辆吉普车，每逢我们要上街，我就吩咐他备车，买了东西上车之前也叫他拿。在我要去会见自己的同志，办些秘密事时，别的同志就会把他缠住，我便换上西装独自出去。

记得汉口洞庭街有一家蜀珍饭馆，是四川馆子，我常去那里吃饭，有时也在那里的二楼上宴请三人小组的美蒋代表。馆子里有位厨师，在五师当过炊事员。每当我们到那里去时，他就悄悄告诉我们，馆子里哪些人是特务，要注意一些。有一次，我在那里请第九执行小组国民党代表卢济时吃饭，酒过三巡，卢突然举起杯说：“来吧，为消灭共产党而干杯！”我举杯和他碰了一下，说道：“消灭共产党那还是很远的事情，我们还是现实一点，为消灭国民党而干杯吧！”说完，我就一饮而尽，卢济时也只好陪着喝了。

就在我们根据周恩来同志去宣化店视察后与美蒋方签订的《汉口协议》，把中原军区伤员转移到华北后，我曾经举行过一次宴会，招待随行美蒋代表。这一次，三十二执行小组的国民党代表陈谦（叛徒）。喝得酩酊大醉，散席时，把公文包掉下了，我们一面派车送他回家，一面把皮公文包带到办事处，连夜把他的文件赶抄下来。

第二天，我们派马寒冰同志把公文包进去，叛徒陈谦神色十分紧张，一见到马寒冰同志就说他的公文包丢了，问我们拾到没有。马寒冰同志说：“别急，是我们的人拾到了。"随即将皮包还给了他。这个叛徒千恩万谢，说了许多感激的话，后来他还向我表示好感地说： “总裁是决定要消灭你们的，现在搞的不过是缓兵之计，哪里有什么和谈呀！”我问他：“据你看，我们的态度如何呢？”他说；“我看你们是真心想和平。”我们拾还公文包的这一着，竟把这个叛徒陈谦制服了，原先他在谈判桌上总是趾高气扬，一言不合就和我们争吵，从此以后，他的态度就转变了许多。

一九四六年五月上旬，为制止国民党部队向我中原部队进攻，周恩来同志与美蒋代表到武汉和宣化店视察，五月九日何应钦却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居然宣称“中原根本无冲突”。为此，我们通过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与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五月十六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如下一条消息：

正当赴宣化店调处中原冲突的时候，何应钦总司令突然在京发表谈话称：“共军见东边我军实力空虚，乃将其原驻地大肆向东扩展。”“为防范万一，不得不派军队警戒”，“共军东窜”，等等。所谓“共军东窜”，只不过是何总司令的宣传而已。事实是根据可靠情报，在中原军区周围的政府军兵力，已达十一个军，二十六个师，三十余万人。请问在此狭小地区周围派许多重兵是何用意？关于军事冲突问题，何总司令说：“中原根本无冲突。”但自从一月十三日停战以来，政府军对中原军区并未停止进攻与蚕食。四月二十五、二十六日，政府军即曾攻打小界岭、周家河口、犀牛望月山，这些地方均为我军驻地。此不过是挑动中原大战的序幕。此外，应山北的马家河、盐店、信阳青渤桥、南王岗、土城、应山南的周家店、朝陆观、吉羊山等，均先后为政府军攻占。目前中原周围政府军调动频繁，成师的调动即有八十四、四十七、七十二、四十一、六十六等军。周将军的指挥所，最近亦迁到靠近边区的花园。如根本无冲突，请问，上述地区政府军是如何占领的？至于何总司令列举我军“向东发展”及“窜据”的地点，乃系我军之经常驻地，停战前即为解放区，至今我军从未越过停战生效之界，且无一地在光山以东及商城、潢川之间。可见何总司令所谈之事实，均反证何总司令之论点不当，如非有意诬蔑，显系制造借口大举进攻……

从我们几个月观察到的种种迹象来看，国民党一心在准备内战，无和谈的诚意。因此，我们估计，国民党迟早是要翻脸的，我们必须作好应变的准备。当时在德明饭店二层楼上，我住的并排两间房，一间是译电员的寝室，一间是我的寝室。为了防备敌人突然搜查，发现我们的密码，我就把两间换成一间长房，外面一间作我的寝室，里面一间作译电员室。万一敌人进来搜查，我可以挡住敌人盘问一阵，只要把敌人纠缠三、五分钟，搞译电的同志可以毁掉密码。同时，为了迷惑敌人，我们还买了邮电明码本，盖上办事处公章，批上“机密”的字样和电台放在一起。

六月二十日，先念同志来电，要我回去汇报工作，我便带了国民党一个姓张的副官回宣化店去。当天晚上，先念同志告诉我，全面内战已经迫在眉睫，中央指示我们尽快突围。他说：“本来我们是打算把你们撤回来一起突围的，但这样做就会暴露我军突围的意图，所以中原局决定，牺牲你们在汉的几位同志，因为我们一走，敌人很可能把你们抓起来，今天要你回来，就是把这个决定告诉你，看看你有什么意见。”先念同志的话音未落，我立刻回答道。“我完全接受这个决定，没有意见。被敌人捉去不过是坐牢、杀头吧！我一定慷慨就义，不辜负党的信任！”在我们分手的时候，先念同志还说：“请记住，在任何时候都不要丧失战斗意志啊！”

第二天，我回汉口后，就在武汉地下党协助下，最后购买了一批药品和无线电器材，叫张文津同志押运，派卡车送回宣化店去。

紧接着，我就召集办事处全体同志开了一个会，把当时的政治形势说了一下，要求大家作好应变的准备。我强调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大家首先要保护电台和密码；如果被敌人捉去，决不能向敌人吐露任何真情；敌人审问时，大家只管把责任推到我这个处长身上。如果有谁泄露了机密就开除党籍以叛党论处。”

不久，五师主力就突围了。六月二十九日，在我军撤离宣化店的那天晚上，敌人果然派出大批宪兵、特务搜查了我们办事处，抢走了我们的电台和假密码，还在我们的住房门口加派了许多哨兵。那天晚上，我正在蜀珍那个四川馆子里宴请美国代表和国民党代表。同志们报告这个消息后，我立即向他们提出抗议，并且揪住他们两人（美蒋代表）一起到武汉行辕，要他们归还电台，撤走哨兵。当时，美国代表也假装说是国民党方面太横蛮，附和我们说了些话。我们一连向武汉行辕吵了几天，他们终予撤走了哨兵，发还了电台。

第二天，美蒋的两个代表要求我发电报告中原部队，叫他们不要突围，听候谈判。我说：“我们的密码被你们搜去了，怎么发电报啊！”卢济时苦笑着说：“你凭良心说，那是什么密码呀！”

后来我们就干脆用明码与南京中共代表团联系。不久，国民党突然翻脸，不承认我办事处，只承认执行小组我方代表和工作人员十二人。周恩来同志知道我们的处境后，七月十日，就派专机把我们接到南京去。

有一天，周恩来同志派尤飞虎同志来，要我去汇报情况。那天，他正在起草一篇文稿。我一去，他跟我打了招呼，又继续写稿。我看他那么忙，打算等他写完后再谈，可是，他一面写，一面对我说： “你怎么不谈呢？谈吧！”于是，我就把武汉谈判及五师突围的情况一一作了汇报。我谈完后，周恩来同志才停下笔来，对我所谈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指示。这次周恩来同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那种思维敏捷、精力过人的特点实在令人敬佩。七月十三日，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我又举行了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部队进攻我中原部队全面挑起冲突的真相，呼吁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国民党全面发动内战。

大约是八月中旬的一天，周副主席找我去谈话，他说：“我本来想留你在这里工作，现在看来，决定问题的地方不是在谈判桌上而是在战场上，你是军事干部，还是回军队去吧！只有军队多打胜仗才能解决问题。”

不久，周副主席就派专机把我和王效一同志送到了北平。当时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我方代表是叶剑英总参谋长。我去见他的那天，他请我吃了饭，留我在北平呆了几天，后来就派飞机把我送到了张家口。这时，张家口已经解放，很多五师突围出来的同志都在那里，战友们再度相逢了。

郑绍文 新四军五师前辈。1939年后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参谋长、第四支队政委、豫鄂边区保安司令、抗大十分校政委、襄北地委书记兼第五军分区政委等；1946年‌：中原军区驻汉办事处少将处长、中原军区驻武汉代表，参与国共谈判并协助中原部队突围；‌1947年12月起‌：江汉区党委代理书记、江汉军区政治委员（后任副政委），同时兼任江汉行署主任。解放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部长、中南局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1953年：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院长；1954年：司法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1979年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享受正部级待遇 。

本文原题《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武汉办事处对美蒋的斗争》，最初发表于1982年，收录在《武汉文史资料》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