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回顾了新四军第五师暨鄂豫边区革命斗争史（含五师战史、边区史、原突围史、烈士传）长达三十余年的编写历程。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李先念、张体学等领导下，一批亲身经历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老干部组成编辑队伍，克服史料匮乏等困难，完成了战史草稿。改革开放后，在任质斌同志全面指导下，编修工作重新启动，遵循李先念提出的十条原则，历经九易其稿，最于一九九六年完成“三史一传”。先辈们以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齐心协力协作精神和鞠躬尽瘁不求名利的高尚品德，为传承红色基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新四军第五师；鄂豫边区；革命史编写；任质斌；李先念；中原突围

鄂豫边区（亦称鄂豫皖湘赣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中日正面战场的前沿、敌人近后方的武汉外围地区开创起来的一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它的规模较大，全盛时期拥有五十多个县、一千三百多万人口。这个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曾先后抗击了近十五万日寇和八万多伪军，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的抗战，还为支援我华东等根据地的抗日反顽斗争作出了贡献。战斗在这片土地上的新四军第五师近五万正规军和近三十万民兵，在我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以其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建立了不朽功勋，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根据地战斗过的老战士、根据地的群众和全省、全国人民都殷切希望将这段不朽历史记录下来，传给后代。不少老同志主动撰写了一些回忆录和纪念文章，散发于各种报刊，从而无形中成了以后编史的思想与舆论的准备阶段的材料。

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军委根据军事科学研究的需要，决定组织力量编撰全军各个时期，各个战斗序列的部队斗争历史，新四军第五师的战史先定由南京军区负责编写。南京军区提出由于五师的史料在中原突围时被销毁，所存极少，向陈毅元帅请示，建议五师的战史由武汉军区编写，陈毅元帅同意后指示，五师战史由李先念同志负责，组织武汉军区单独编写，开创了全军唯一一个师级单位编写战史的先例，至此撰写新四军第五师战斗历史和鄂豫边区革命斗争史的浩瀚工程拉开了序幕。

由此开始，直至一九九六年“三史”定稿出版，前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些五师后代亲眼看见了我们的父辈们参与五师、边区革命史编写的全部过程，他们为五师、边区革命史的撰写作出了突出贡献。今天，当我们翻开记录那段历史的一卷卷厚厚的历史文献的屝页时，不禁对那些曾参与编写五师、边区革命史的先辈们肃然起敬，这些亲自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四军老战士服从组织安排，拿起笔，把编写五师、边区历史当作新的战场，充当了编撰五师、边区历史的主力军，他们不仅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是历史的记录者与传承者。

一、先辈们主导并参与五师、边区革命史编写的三个阶段

（一）编写革命史的奠基阶段

编写革命史的奠基阶段应该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李先念同志接受中央军委任务算起。李先念同志首先在武汉召开了由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任质斌、刘少卿、张体学及武汉军区领导参加的会议，决定由湖北省委领导，湖北省军区具体负责编写新四军五师战史。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央军委通令成立了以李先念同志为主任，陈少敏、任质斌为副主任的“五师战史编审委员会”，十五日由湖北省军区设立了以张体学为主任、吴林焕为副主任的五师战编室，并从全国选拔调集了二十余名有较高理论水平和写作水平的原五师的老干部，着手具体征集史料和编修战史工作。当时参加五师战编室工作的老干部有：许道琦、吴林焕、潘子明、邹作盛、张斧、齐光、李垠、林镇南、罗叔平、鲁夫、蔡德清、夏牧原、吴荆州、庞俊、杨书乐、桂裕荣、瞿培树、巴进、孙毅、愈萍、陆明、付敏、李景明等。

 编撰革命史起步阶段工作是十分艰难的，突出的困难主要有：一是历史资料匮乏。由于一九四六年，五师在中原突围前夕和突围途中几乎销毁了所有的重要文件和档案资料，当时在中央档案馆和解放军档案馆中只能查到电报、信函等，写史几乎是白手起家；二是编撰人员缺乏史学专业素养。中央军委要求把鄂豫边区革命斗争史，置于近现代革命历史科学的范畴来研究，力求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揭示历史的真实，总结历史的经验。这对每一个参与编写革命史的老干部都是新的课题，要求他们通过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史学素养，边学边干。经过两年多努力，从白手起家至一九六四年四月，战编室已搜集、积累了近一千二百万字的资料，《新四军第五师战史》（草稿）问世，一九六五年五月又完成了初稿本。后遇到文艺界批判所谓“利用小说反党”“另立山头”等事件，湖北省委担心在政治上被上纲扣帽子，避免给先念同志找麻烦，下令全面停止了战史编写和资料搜集的工作，已编史稿及汇集的资料全部销毁，战编室解散。

（二）编写边区革命斗争史初稿阶段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使社会科学的研究冲破了许多不应有的禁区，得到了生机勃勃的发展。一九七九年八月，中共湖北省委及时部署了作为湖北地方革命史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鄂豫边区革命史的编写工作，成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室”。起初编辑室隶属省委宣传部和省社会科学院双重领导，由郭步云（省社科院副院长）、邹作盛、张斧分任编辑室领导小组正副组长，王克律任办公室主任。许道琦、余英同志从政治上和业务上进行指导。编辑室十余名同志，大部分都是五师的老同志，如邹作盛、张斧、王克律、曾言、夏牧原、朱虹、瞿培树等都是写作班子成员，同时也引进、充实了部分优秀的社会科学专家如陈昆满、李少瑜、沈淑均、王廷杰等，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于一九八三年二月编写出了《鄂豫边区革命史（征求意见稿）》，铅印五百本分寄有关领导、老干部和科研部门征求意见。

（三）任质斌同志全面领导编写革命史阶段

一九八三年初，许道琦、余英同志向湖北省委呈送了“关于加强鄂豫边区革命史编写工作的报告” ，省委常委专门开会听取了汇报，审议并通过了这份报告，作出了必须写好《鄂豫边区革命史》《新四军第五师战史》和《中原突围史》，以及《烈士传》的决定。为了保证“三史一传”任务的完成，省委批准成立了以王全国、许道琦同志为主任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审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请李先念、王震、王首道、任质斌等同志为编审委员会名誉主任，郑绍文同志等十八人为顾问。下设编委会的常设工作机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承担编研修史工作，由编委会副主任余英同志兼任总编辑。

一九八三年二月下旬，李先念与任质斌、郑绍文、齐光等人一起，商谈了编写五师战史工作的问题，作出了请任质斌同志全面指导修史工作的决定。

　　　此后又先后于一九八三年五月、八月在中南海接见了到京汇报工作的编辑部副总编辑邹作盛、曾言、夏牧原等同志，对编写“三史一传”作了重要指示。在九月六日刚就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同志对来京的许道琦、余英、邹作盛、曾言、夏牧原等，对修史工作再次作出了重要指示，提出了编写鄂豫边区革命史和新四军五师战史的十条原则：

（1）要写党的路线正确，不要突出个人主义；

（2）要写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性；

（3）要写大胆到敌后去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

（4）要写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5）要写党对抗日武装力量统一领导的重要性。

（6）要写人民群众的支持；

（7）要写团结是争取胜利的保证；

（8）要把竹沟的作用写够；

（九）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写史；

（10）要正确评价中原突围。

以上十条原则确立了修史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李先念主席强调他只管十条，具体的工作由省委说了算，任质斌说了算。 李先念主席的十条，在任质斌同志领导的修史工作中得到了全面的贯彻和落实。

任质斌同志，从一九八三年二月接受李先念主席指示，全面指导修史工作开始，直到一九九六年六月，前后历经十三年，全面完成了李先念主席和湖北省委交办的编写“三史一传”的任务。

其中，《新四军第五师战史》（后更名为《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于一九八九年四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鄂豫边区革命史》（后更名为《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于一九九五年九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原突围史》于一九九六年六月，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烈士传》（后更名为《中原英烈》）上辑于一九八八年四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下辑于一九九五年一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父辈们编写修订五师战史的过程及彰显的革命精神

任质斌同志在接受指导“三史一传”修史工作任务后，最先开展的是重新修订《新四军第五师战史》的工作，他在这本书的修订上花费的心血最多。

任质斌同志接受先念同志的委托后，一直寻找20世纪60年代湖北军区战编室编写的五师战史史稿，如能找到当时编写的五师战史稿本，则可不必从头再来，少走不少弯路。后来得知当时参与战史编写的夏牧原同志，在“文革”中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保存了唯一一套《新四军第五师战史》（初稿）时，非常高兴，他曾说“夏牧原同志为五师战史编修做了一件大好事，功不可没。”任质斌同志在认真研究了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五师战史的修订应在60年代湖北省军区新四军五师战史编辑室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他认为一九六五年五月五师战史编辑室编印的《新四军第五师战史》（初稿）比较完整，符合李先念同志讲话的精神，合乎战史体裁，战史的修订工作应在此基础上开展。任质斌同志这一决定无意中使五师战史的整个编写、修订工作具有了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五师战史编写修订工作，从始至终都是由五师老干部为主体完成的。五师战史一九六五年的初稿是当时在湖北省军区五师编辑室工作的一批五师老干部集体智慧的结晶，一九八三年以后对其修订工作也是在李先念主席的亲自关怀和指导下，由任质斌同志与五师各级老领导组成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审委员会、编辑委员会的具体指导下，带领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一批以五师老干部为主体的编写人员艰苦努力完成的，我们亲眼看见了五师战史的编写、修订工作，写写停停，先后九易其稿的曲折过程，我们能深刻体会我们的父辈在这项工作上花费的心血，这本书的编写过程可以充分体现我们父辈令人尊敬的革命精神。我们总结了以下几点：

一是任质斌同志指导修史工作的严谨科学求实的作风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任质斌同志在指导修史的过程中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对五师和鄂豫边区革命史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作出了精彩的阐述。任质斌同志一九八三年八月撰写了《关于中原突围》，对中原突围的历史意义作出了全面阐述，发表在《中原突围》丛书第二辑；一九八四年四月，在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学术讨论会上，任质斌作了《新四军第五师的抗战历程及其实践经验》的学术报告，此文发表于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新四军第五师抗战历程》一书；同年六月任质斌在北京举行的豫鄂陕边区党史座谈会上作了《关于中原突围的几个问题》的讲话，针对社会上存在的思想混乱，讲了五个问题，该文被发表于武汉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出版的《西征》一书中；一九八六年五月，任质斌对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作了《当年中原部队“三留三走”的过程和有关情况》的谈话；同年六月，任质斌同志为了纪念中原突围胜利四十周年，撰写了《中原突围的战斗历程及其战略作用》论文 ，后经刘子久、张才千、文敏生、刘子厚、李人林、汪锋、顾大椿、陈先瑞、杨焕民、熊作芳、余潜等老同志提意见，又作了修改，发表在《党史通讯》一九八六年第八期。

任质斌同志在理论和政策研究上，对五师战史编修最大的贡献，就是指出我军作战应着重反映对日寇和伪军作战，对顽作战不能为重点，不要花过多篇幅写对顽作战，更不能夸大对顽作战战果，对顽作战要强调自卫立场，要把国民党顽固派限共、反共，武装进攻的罪恶活动讲深讲透。指出了五师战史初稿对日伪作战写得不够，对顽作战写得过多的问题。

任质斌同志的研究对五师在抗战中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结论性的意见和看法，对修史工作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二是先辈们为编史修史上上下下齐心协力的协作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五师战史的编写修订是一个艰巨浩瀚的工程，任质斌同志在领导修史工作过程中，汇集了五师的老领导、老干部集体智慧，充分发挥了五师老领导、老干部的积极作用。

任质斌同志强调编撰历史，对每件历史事件、史实一定要多方调查论证，相互印证，没有经过多方论证和印证的事件，绝不能写进史书。由于五师的史料在中原突围和“文革”前后被散失殆尽，任质斌同志指示编辑部派专人，分多批次在全国展开了大规模采访、调研活动。当时参加采访调研的老干部有邹作盛、张斧、潘子明、李垠、夏牧原、朱虹、蒋立、王光力等。采访调研人员冒着酷暑严寒，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跑遍了全中国，共采访了四百多名健在的五师县团级领导，光记录稿就达上千万字。同时还动员这些同志写回忆录和文章，由编辑部编辑成册，初步建立起编史资料库，为编修史和史实查证发挥了重要作用。

任质斌同志在分析了五师战史一九六五年初稿存在的缺点的基础上，亲笔草拟了《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纲目》，把原战史草稿四章改为六章，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在逐章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按章、节、目部局的《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纲目》（初稿），任质斌审阅后，于九月在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研究纲目的会议，编审委员会顾问郑绍文，编辑委员会委员齐光和编辑部参与起草纲目的七位同志参加了会议，详细讨论了纲目的修改，编辑部于十月中旬完成了纲目的修订稿，送请任质斌同志作了最后审定。

     郑绍文夫人、夏牧原、瞿培树在武汉东湖审阅五师战史

纲目审定后修史进入撰改史稿阶段，编辑部按纲目的新布局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完成了第一稿。十一月中旬，任质斌和郑绍文专程赴武汉指导召开了审稿会，参加审稿的共有五师老同志二十余人，其中有“文革”前《新四军第五师战史》（草稿）统稿人之一潘子明和曾任五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蒋立。经逐章逐节审议，提出了系统的修改意见，编辑部按修改意见又于一九八五年三月写出了第三稿，第三稿印发征求意见后，又分别于一九八五年五月至六月在武汉、济南、北京召开了审稿会，共有七十九名审议委员、编辑委员和五师老同志参加了审稿。会后编辑部于一九八五年十月改出了第四稿。任质斌同志审阅后，同意作为送审稿铅印，分送审议委员会和编审委员会成员及有关单位，并呈送李先念主席审阅。李主席肯定了前期的修史工作。第四铅印送审稿发出后，编辑部陆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原五师老领导、老干部的信件和经过批改寄回的稿本。其中系统提出修改意见的专门函件三十四件。有些老同志还亲自到编辑部，当面更正史实，口述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评说。编辑部还听取了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一九八七年上半年形成了第五稿。为了保证尽可能少的出现错误，一九八七年九月底至十月上旬，任质斌又亲自主持，并请郑绍文、齐光参加与编辑部人员一起对史稿逐章逐节逐句地进行审查修改，共修改了一百九十六处，完成了第六稿。后来任质斌在出版社打出的校样上又发现了错误，编辑部组织了最后一次集体审读，于十二月完成了全书“齐、清、定”工作，出版社出版清样出来后，为了把错误消灭在开印之前，任质斌坚持在病榻上逐字逐句看清样，并发现了错漏。一九八九年四月九易其稿的《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由湖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五师战史编写修订工作终于落下帷幕。

     朱  虹            夏牧原

三是我们的父辈在编修五师战史的过程中鞠躬尽瘁、不求名利的高尚品德，是我们五师后代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五师的后代对五师战史的编修过程感触最深，因为我们许多人的父母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项工作之中，我们亲眼看见了父辈们许多感人的事迹。

上图为陈少敏与五师战编室干部、家属全家福1962

我们的父母参与编修史时，大部分都年事已高、身体不好，有的还身有战争时期留下的伤病，“文革”以后，许多老干部刚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还没来得及休息，就又投入到编修史的工作中。为了写书、作研究，他们常常熬夜，挑灯大战，当时工作强度最高的就是由老干部组成的编辑班子，我们记得在五师战史编辑岗位上牺牲的领导同志就有：林镇南同志、邹作盛同志、王克律同志、曾言同志，他们不幸在编史的岗位上离世长逝，鞠躬尽瘁，为革命作出了最后的贡献。任质斌同志因领导编史工作积劳成疾，书编出来了，身体却垮掉了，人住进了医院。

 60年代的战编室工作的五师老干部，大部分都是从全国各地抽调来的高级干部，来到战编室后不分级别、职务高低，一律不称官职叫编辑，外出一律不用专车。夫人们成立后勤小组照顾编辑生活，干部、家属都在食堂吃饭，就像当年在部队随军打仗一样。战编室的后代至今谈起当年的往事还津津有味。

我们还发现五师的老干部编书写稿不求名利，不求署名，在战争年代，五师、根据地发行的报纸，报社编辑、记者，发表文章、写报道一般都不个人署名，解放初期，党报、新华社发表文章大部分都不个人署名，而以单位署名，所以战史编辑部（室）的五师老干部也沿袭了这一传统，五师战史的研究成果也没有突出个人署名，重要研究成果一般都以编辑部或领导人的名义发表。正是由于战史研究的这一传统做法，使许多参与这项工作的老同志都成了无名英雄，他们毫无怨言。

　　　　在编修五师战史的工作同时还开展了《中原英烈》《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中原突围史》编写修订，这三本书的编写和修订按照李先念主席的指示仍然由任质斌同志负责，由于任质斌年事已高、身体不好，指派王之铎、马焰为联络员指导编史工作，并请顾大椿同志具体负责。湖北省委通过以许道琦、陈明为首的编审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对指导三史一传的编写修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编修史的过程中，五师的老干部培养、带出了一批年富力强的党史工作干部和专业学者，他们在五师老干部退休以后，挑起了重担，承担并完成了《中原英烈》《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中原突围史》编写修订任务。鄂豫边区革命编辑部除了完成“三史一传”编修外，还编辑出版了《中原女战士》《卫生工作史》《公安工作简史》等，为中原抗战史留下了一大批光辉的史料。

作者简介

夏丹阳，男，湖北黄冈人，75岁，中共党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退休）新四军五师老战士夏牧原、朱虹之子。

任全胜，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五师分会顾问。

邹肃运，新四军五师老战士邹作盛之子。

林小浪，女，福建厦门人，75岁，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深圳医院（退休），新四军五师老战士林镇南之女。

夏炎，男，湖北黄冈人，68岁，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新四军五师老战士夏牧原、朱虹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