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6年夏，国民党30万重兵围剿中原解放区。父亲王泽民（干部队长）与怀孕三个月的母亲杨空丽随新四军五师十三旅突围。历经柳林车站血战、抢渡丹江（王泽民率先跳江，杨空丽拉马尾过河）、陕南深山断粮断盐等绝境。部队化整为零后，王泽民任山（阳）旬（阳）镇（安）办事处主任，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后率部攻打顽匪。杨空丽在泗峡口山洞生下孩子，不久被俘，始终未暴露身份，1947年获释。1949年夫妻团聚，突围中寄养的孩子也被组织寻回。父母向死而生的经历，铭刻着中原突围的壮烈与信仰。

关键词：中原突围；十三旅；丹江抢渡；陕南游击；被俘脱险；革命家庭

1945年底，曾任新四军五师叶舞支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叶（县）舞（阳）方（城）泌（阳）指挥部政治委员、舞阳县县委书记的父亲王泽民，接受新的任务，调任桐柏县县长。不久，又相继调任信南县第七七二团政治委员、河南军区干部队队长等职。1946年春根据上级指示，王泽民带领河南军区干部队随新四军五师主力第十三旅行动。母亲杨空丽抗日战争时期曾是叶舞支队工作队队员，1945年5月在豫中军政干部学校学习时，由干校副校长马沂和第三支队政治部副主任郑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的夏天，抗日战争胜利的余温尚未散去，国民党当局便迫不及待地撕毁停战协定，调集30万重兵分四路向河南各解放区展开大举合围。面对危局，王泽民、杨空丽随中原部队踏上了生死未卜的突围之路。

按照上级命令，王泽民带领的干部队移驻到涩岗店附近，十三旅的干部队也合并到王泽民带领的干部队中。十三旅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肖元礼直接同王泽民联系。肖元礼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就和在中央党校任教的王泽民认识，两人谈起工作来很是默契。

6月25日下午，王泽民接到肖元礼派通讯员送来的指示，要他们立即赶赴某地，等待十三旅直属机关，并一起随主力部队行动。王泽民立即召集干部队人员传达指示、说明情况。他要求每个干部自带干粮，立即向指定地点进发。但当他们赶到指定地点后，一直等到第二天上午也未见主力部队的动静。正在这时，李先念带军区机关到达此地。一到这里，他就通知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李先念大声地叮瞩大家：“……如果突围快则15天，慢则19天到达目的地。今天晚上咱们是过关哪！谁过去就过去了。”李先念半开玩笑地说，“今天晚上我要当霸王了，大家都要听指挥。”会议一结束，李先念便率队离去。王泽民、杨空丽和大家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情况紧急。干部队一直等着十三旅的到来，可是一点动静都没有。王泽民有些着急了，派通讯员和一名干部乘天黑前寻找军区机关，请示如何行动。通讯员和那名干部随即出发，朝着李先念主力部队行进方向追赶而去。中午时分，王泽民在没有任何指示的情况下果断决定：干部队所有人员，丢掉身上一切可以不带的东西，轻装追赶主力部队。当他们到达李先念部临时驻地时，见到了军区副政治委员戴季英，他听王泽民说要找十三旅，用手指了指：“你去问问陈少敏。”在陈少敏那里，王泽民碰到了组织部长张承台。先前王泽民派出的通讯员也在此。

张承台给张体学写了一封信，让王泽民带干部队到宣化店待命。他告诉王说，十三旅在离宣化店二、三里的朱仓店。当时杨空丽已怀孕3个多月，好不容易跟着部队赶到朱仓店，找到肖元礼。这时已是下午4点钟了，部队马上就要出发向信南平汉铁路柳林车站方向前进。杨空丽同十三旅直属队一起，由三十八团掩护突围。

部队出发没有多久，就与围攻过来的国民党军打起来了。他们开始向南迂回，边打边走，整整一夜没有停止战斗。队里有个女同志不幸中弹，一条腿被炸掉了。等大家摸到一座山上时，天已蒙蒙亮。从这里冲下山就是柳林车站，两面山头都是敌人的碉堡。前卫部队打开了一个缺口，他们迅速下山越过铁路，在敌人密集的炮火下爬上对面山口，冲出了包围圈。但是，此时他们又与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干部队里有人慌乱起来。王泽民见状大声喊话，稳定了大家情绪。大家顺着下山的小路向西南方向快速前进，直到下午才在一个小村庄遇到军区组织部的吴祖贻（原是河南省委民运部长），他告诉了大家十三旅的去向和地址。天下起了雨，大家冒雨找到了十三旅机关，但没有住处。王泽民决定，到右面山上几户农民家中住下。这几户农民都跑到别处躲藏起来了，屋里空无一人。他们整整走了一天一夜，直到此时才算休息下来吃上一顿饭。天刚亮，他们急忙下山，大部队已陆续出发。

部队日夜不停地行军，饥一顿饱一顿地向前走，越过桐柏山脉，到达豫南平原枣阳、唐河一带。正值夏日，天气一会儿酷热难忍，一会儿大雨瓢泼。干部队过了白河，就在准备踏上公路时，国民党军的几架飞机飞来轰炸，大家只好四处躲避，不少人跑到一旁的高粮地里。王泽民的马夫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松开了手里牵着的马。   

这马一下子惊跳起来，飞奔而去。王泽民和杨空丽放在马背上衣物，以及警卫员、通讯员的背包、鞋子等东西，全部被马驮跑了。敌机过后，他们得知一起行军的三十九团干部中有人受了伤。三十九团干部因突围当晚没能随团跨过铁路，就跟干部队一起行动。

马跑丢后，王泽民和杨空丽只剩下各人身上穿的一套单衣裤，其它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肖元礼知道后，派人送来了一条从日军那里缴获来的薄毛毯和一个可以煮饭用的铁饭盒。在当时来说，这两件东西太宝贵了。

他们到达镇平、内乡、淅川县境，这里是土顽别庭芳的统治区。为了对抗新四军，别庭芳实施坚壁清野，新四军所到之处均见不到群众找不到粮食，就连井水里也被投放了污物，不能饮用。王泽民是领导干部，他吃饭由政治部伙食班供给。可是到这里后，三天只发了一把蓝花豆充饥，其它的全靠自己想办法寻找。当时只要能弄到一把黄豆、一把玉米，就是最好的食物了。一次，王泽民带人弄到一些南瓜，饿极了的大家不分生熟，抓起就吃，还一个劲地说：“不错，好吃，好吃！”此时，王震支队已由紫金关先于他们进入陕西省高洛地区，上级督促他们迅速渡过丹江向陕南进发。

天黑之前，干部队来到淅川县城以西的丹江边，丹江水势上涨。王泽民一到江边，什么话也没说，自己先跳进了河水，随后有几个人也跳进了水里。一个大浪打了过来，把王泽民掀翻了。他身旁一位健壮的农民干部一下子将他拦腰抱住，才没有被江水冲走。正在此时，郑位三的通讯员骑马过来，那位农民干部转身抓住马尾紧紧地缠在杨空丽的手腕上，示意她随马过河。杨空丽牢牢地拉住马尾，漂过河去。王泽民则同干部队的几十个人手拉手，一个紧挨一个过了河。事后，王泽民难过地告诉大家，旅卫生队的十几个小卫生员都被大水冲走了。

他们进入大山后，开始了艰难的跋涉和饥饿难挨的日子。深山里没有粮食，一些部队无奈之下把马、骡子杀吃了。最苦的是很长时间吃不到食盐，人们身子都是软绵绵的，走不动路。

他们不断受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敌机不断地轰炸，还撒传单，要部队原地停下来，进行谈判。这显然是骗局。中原局派吴祖贻等人去商州谈判，就惨遭杀害。部队中掉队的人越来越多，不断有伤员倒下，令人心痛。干部队的几个女同志更是行走困难。山路曲折，一天要过几十次山洪水沟，有人鞋子没了，脚掌都被山石、沙子磨烂了。布底鞋磨烂了就穿草鞋，后来连草鞋也找不到了。如果到群众那里买鞋子，得用银元、纸钞，否则根本买不到。好不容易，杨空丽用身上仅有的一块银元买到了一双布鞋，真是如获至宝。但她看到一位年轻战士脚趾流着血，还慢慢移动脚步坚持行走时，就把布鞋送给了他。这位战士穿上了鞋，咬着牙追赶部队去了。以后得知，这位年轻战士名叫李铎，解放后在湖北省汉口市工作，对当年的情景他至今仍感动不已。

深山中，十几里、二十几里难得遇到一户群众见到一个人。杨空丽边走边想，这样翻山越岭往西走，究竟要到哪里去？问问周围的同志，他们谁也说不清。行进途中，杨空丽经常看到山崖石壁上的标语，这是当年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南时留下的。

不论白天还是黑夜，部队一刻不停地穿树林、越高山。他们都明白，行军中只要一停下来，就会东倒西歪地昏睡过去。有一次，她刚停下来，就倒身昏睡在包谷地里，幸得战友们及时把她喊醒。山洪来势凶猛，稍不注意就会被洪水冲倒，团长曾广太的爱人就被被突发的山洪冲走了。当时，曾团长毫无办法，竟痛哭起来。十三旅侦察科科长汪辜山的爱人陈木香，在过一条溪流时被水冲倒，顺流了几百米后才被几个同志救上岸。肖元礼人很好，每逢涉水有危险，总要派身边的战士来帮助他们。

干部队和十三旅直属机关人员开始出现掉队现象。肖元礼找到王泽民说：“有些人员不能坚持走，就安置到群众家里吧。”他动员大家能化装去延安或其他地方的，都可以走，组织上对他们绝对负责，并保持他们的组织关系等。这样，干部队女同志王亚伯等人，就到群众家里隐蔽起来。十三旅政治部的统战科长孔丘和爱人一起，带着几个干部也走了。肖元礼要杨空丽也到群众家中去，她只去了一夜，心里总感到不踏实，第二天一早就赶上了部队，找到王泽民，又一同前行。最困难的是在龙山头大山一带，大部队都被困在那里。部队首长向党中央请示怎么办，中央回电答复：“依靠群众！”正在这时，肖元礼接到上级命令，要他和王泽民带领四十五团（团长万得坤）向南去鄂西北武当山区同王（树声）戴（季英）一纵队联系，钳制向新四军进攻的国民党军，减轻军区及中原局领导机关的压力，以便向商洛地区活动。

干部队和旅直属机关干部仅剩下20来人，周围不时有国民党军活动。肖元礼和王泽民带上四十五团和20来名干部向南出发，在靠近湖北边界的地方停下。侦察员报告，湖北黄云铺一带有国民党重兵驻守，根本不可能过去。恰在这时，他们遇到了叶县的杨金印等3位同志。杨金印原是叶舞支队的供给科长，在嵖岈山解放区时，由王泽民介绍入党，并派他到新四军五师抗大分校学习，这时他在部队做供给工作。因为当时他身上带有部队的钱款，怕不安全，就问王泽民怎么办。王泽民从安全考虑，就让他先到延安或回家乡隐蔽起来，并告诉他可把身上带的钱款拿出一些作路费用，以后向组织上报告时，就说是经王泽民批准的。杨金印走后的经历王泽民和杨空丽都无从知道，许多年后才听说他落入国民党军手中，在敌人面前表现得很英勇，就义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杨金印壮烈牺牲，成为叶县最著名的英烈之一。后来，当地群众把一些街、村命名为“金印街”、“金印村”。

王泽民和肖元礼率队去湖北境内不成，就乘黑夜穿插于国民党军驻守的各个村庄，回到原地。四十五团因不归十三旅建制，所以万得坤就带着该团先走了。干部队的同志们隐蔽到一座小山顶的树林里，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山下国民党军来往不断。想不到就在这时，肖元礼突然对大家说，他和旅卫生部部长杨桂生要到去参加上级领导召集的会议，并让大家在原地等待。肖元礼走了，王泽民身边没有了部队，山下国民党军活动频繁，天也黑了下来，该怎么办？王泽民果断决定：带干部队顺着山沟向东方即肖元礼去的方向行进。大约走了六、七里地的样子，在一座山坡上找到了肖元礼。当时，肖元礼独自坐在地上，见到王泽民后说：“我的马被敌人打死了，衣物等东西也都弄丢了……”王泽民见状好言相劝。令人高兴的是，此时大家又会合在了一起，心里感到踏实了许多。毕竟肖元礼是领导干部，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有事好办多了。

大家相聚不久，有人发现从对面山沟中走出一支队伍，定睛一看是三十八团的一个营正迎面走来，营长姓周。肖元礼赶上前，招呼营长过来。部队决定，晚上就在此地宿营。勤务人员联系到几户群众，帮助把后勤部的一匹骡子杀了，又弄来一匹死马，收拾收拾就用锅煮了起来。饿极了的干部们也不等锅中的肉煮没煮熟，拿起来就吃。

天亮后，部队沿着山岭向漫川关一带前进。这时，王泽民和肖元礼不知道领导机关现在何处。偶尔听到前面个别掉队的人员说，大部队向商（州）洛（南）一带去了。好不容易到了漫川关附近，遇到了当地地下党员谭道朋。他得知部队到来，立即带着几名游击队员前来迎接。谭道朋向肖元礼、王泽民等介绍了敌情，并说王震部队经过前面的天柱山时打了一仗，之后向山阳县西北杨家斜一带去了。肖元礼指派王泽民与谭道朋好好谈谈，尽量把一些不能行走的干部安排在他们那里。王泽民同谭道朋谈了好一阵子，并把通讯员、警卫员配带的两支好驳壳枪送给他们。经商量，几名干部被安置下来。肖元礼也把杨空丽安排在了那里。可是，她只在那里住了一夜，就又跑回了部队。不管怎么说，她就是不愿意离开部队。

部队在此休整了一天，然后向山阳县境的天柱山、板岩、南宽坪一带前进。这时，三十八团的参谋长何太阳和团长曾广太带一个营、政委秦振带一个营和政治处高主任都赶来了，十三旅旅长吴世安夫妇带着警卫员也赶来了。

他们到南宽坪时已是8月。这里是穷山中的富裕村镇，隔十天八天就有一次集市，方圆百十里的商贩和周边群众都要来此买卖货物，集场十分热闹，乡镇长的院子就设在这里。此时，鄂豫陕军区已在商（州）、洛（南）地区成立。军区电令吴世安、肖元礼停止前进，在此地成立第一军分区，发动群众，创建解放区。肖元礼指示王泽民带干部队仅有的七八个人以南宽坪为中心，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我党我军的宗旨，反对国民党的苛捐杂税、派粮派款、抓壮丁等不得人心的做法，成立山（阳）、旬（阳）、镇（安）三县办事处，由王泽民任办事处主任。

山、旬、镇办事处一成立，首先处置了当地反动的保甲长，组建地方农民武装和政权，向地主和有钱人征派粮款，开仓济贫。这些举措，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拥护。王泽民的威信很高，每逢召开大会，农民群众总要把他高高地举起来，大家都称他“王主任”。一时间，无论是哪一部分的部队，群众一见就说“是王主任的队伍”。当地老乡知道杨空丽是王泽民的爱人，见面就热情地喊她“主任娘子”。这时，她已有六、七个月的身孕，行动不便，就和干部队的两名女同志住到南宽坪北银场沟后山上几户农民家里。群众待她们好极了，几个妇女还东拼西凑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准备了包布、小衣物等。

这时，十三旅三十八团的三个营已改编成三个支队：一营为一个支队，在军分区首长直接指挥下护卫分区机关活动；二营为二支队，营长叫王营宝，由曾宪文政委指挥，在山、陨、镇办事处所辖区域活动；三营为三支队，由秦振政委带领在镇安、柞水等县境活动。同时，还成立了山阳县工委，曾宪文为工委书记，王泽民为副书记。二支队队长王营宝与王泽民相处很好，总是想方设法同王泽民一起活动。

分区政治委员肖元礼派原旅政治部宣传科长马焰回到漫川关以东地区，寻找走散的原文工团人员。不久，有几个文工团团员被找回来了，其中有肖元礼的爱人大明。

没过多久，九、十月间，蒋介石西北战区胡宗南部的一三五旅便围剿过来。国民党军很快占据了南宽坪，并修建了碉堡、据点。王泽民带领部队与国民党军打了几仗。11月间的一天夜里，就在南宽坪银广沟后山上，敌人突然袭击。王泽民身边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便带干部突围走了。有位牺牲的战士身上穿一件花毛衣，王泽民也穿一件花毛衣，一些群众误以为是王牺牲了，很多人都哭了，还为他立了一个牌位，上面写着王泽民的名字，不时有群众去磕头。当时，杨空丽被几个群众送到一个大山洞里藏了起来，他们给她留下了一个小火炉、一小桶水和一包玉米面，杨空丽就靠这些生活。山洞深，里面经常传出一阵阵的“呼呼”声，为了安全只能躲在那里。

王泽民带着干部和警卫排先到南宽坪、老林、白马塘一带活动，后又奉命率二支队到湖北省郧西县的泗峡口一带开创根据地。那一带有个土顽乡长叫艾常青，历来与共产党作对。1936年“双十二事变”前，红四方面军徐海东、陈先瑞率部长征到此地创建根据地，没能除掉这个被蒋介石多次传令嘉奖的大土顽。王泽民率二支队尚未到达这里，艾常青就把周围大部分群众和粮食、衣物等一起转入大山洞里，而且有20多名武装把守，不准人进出。要在这里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建立党的武装，首先就必须设法除掉这个土顽。当时，王泽民和二支队的领导都住在泗峡口北面约四、五华里的后峡群众家里，他们决定除掉艾常青。

1946年11月初，根据形势的变化，第一军分区部队撤离山、郧、镇地区，转移到陕西省山阳县城西北和柞水县杨家斜一带活动。此时，王泽民改任第三支队政治委员和临时组建的野战支队副政治委员。

12月底，天气已经很冷，人们都穿上了棉衣。一天，陈先瑞部的作战科长陈海波带部分武装经过杨空丽躲住的地方。一见面就说：“跟我走吧，去找老王。”杨空丽住的地方离湖北省郧西县泗峡口七八十华里，她想了一下，跟着陈海波走了。他们赶到泗峡口时，已近黄昏时分。王泽民同曾宪文政委正准备一起率部队去围攻十多里外艾常青占据的那个山洞。一路赶来没有喝水，没有吃饭，杨空丽已经挺不住了，王泽民问话，也没有力气回答。她感到肚子一阵阵疼痛起来，大家一见都慌了。王泽民派人四处打听那有接生婆，最后打听到在七八十里外有一个接生的老婆婆，但已经来不及了。王泽民更是焦急，他好不容易找到部队里的一位男医助，但是这位医助不断地解释说：“我没有接过生，这里只有一把剪刀……”一阵巨疼，杨空丽大叫起来。王泽民急忙跑了进来。杨空丽死死抓住他的手，只听到“哇”的一声，孩子生下来了。那位医助很快用剪刀剪断脐带，抱起孩子用一盆热水给孩子洗擦，告诉杨空丽是个男孩。之后，他用王泽民的一件破衬衫将孩子包好。

天色已晚，王泽民第二天要随部队出发去攻打艾常青把守的山洞。他让经常跟他一起活动的那个警卫排和几个干部留下，同杨空丽和孩子住了一夜。周围几户群众家里，还安排有二十几个行动不便的伤病员。这里的群众真好，几位嫂子、大娘给他们煮了稀粥送来。这一夜王泽民没有睡好，直到天亮他才离去。很快，杨空丽就听到部队攻克艾常青山洞胜利的消息。这次战斗中，部队缴获了一批枪支和物资。

就在杨空丽生小孩后六七天的一个夜里，国民党刘恩茂部第六十六师从湖北方向突然围攻过来，把她和住在群众家中的20多名伤病员抓了起来。在那20多个伤病员中，除勤务员小杨外（解放后在丹江水库工作，任科长），其他人她都不认识。他们被敌人带到附近的山头上。天已大亮，周围枪声、炮声大作，杨空丽听到部队战士们大呼冲锋的吼声。后来得知，国民党第六十六师在泗峡口一带把新四军部队和军分区司令部包围了，双方发生了激战。很快，王泽民带着警卫排突围到这里。他们在山坡上和敌人拼了起来。当时场景很激烈、悲壮。杨空丽看到有几位战士，冒着敌人枪弹冲过封锁线，向山头以东方向跑去。后来枪声渐渐稀疏，王泽民和部队已不知去向。就这样，她和王泽民分开了，生死互不相知。

当天晚上，被俘人员受到国民党军审讯。他们问杨空丽是哪里人？在新四军里干什么？杨空丽回答是河南舞阳县人，在家只知纺线、干农活。敌人看到她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样子，没有再问别的，就把她名字记作“王氏”。对其他人员，国民党军问话也很简单。

过了两三天，国民党军把他们押解到泗峡口。在路过生孩子的那户群众家门前时，杨空丽向押解的人提出：“我要去看看孩子，带上他。”他们答应了她的要求，派了两个士兵跟着到了那户人家。一见到孩子杨空丽就流下了眼泪。时值严冬，孩子太小，用一件破衬衫裹着，正在哭泣。而她自己上身只穿了件小薄棉袄，下身一条单裤，无法给孩子添加什么。她一把把孩子抱在了怀里，紧紧地抱着，孩子很快就停止了哭声。

1947年1月，在泗峡口停留了五六天，国民党军用船把他们20几个人转押到了陨阳集中营，集中营里关押着被俘的新四军人员70多人。当大家看到杨空丽的状况，都不约而同地劝慰她，并想办法帮她找到了当地一户穷困老乡家。面对这艰苦险恶的环境，她决定将孩子寄养在这户老乡家里。之后，这些被俘人员被押解到老河口刘家营，与那里的新四军被俘人员一起做苦力。由于与国民党军的巧妙周旋，杨空丽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4月，她设法与家人取得了联系，由5人联名签字担保，终于被释放回家。其后一年多的时间，她在家乡与党组织取得联系，积极开展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

1949年春夏之交，杨空丽与王泽民在党组织的关心下，在河南省开封市附近的朱仙镇见面、团聚，始知各自都经历了一场难以忘怀的艰苦磨难。

新中国成立后，党组织没有忘记那些新四军干部战士在中原突围中留下的骨肉，专门派人深入大别山，四处打听、寻找。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先后辗转四户人家的我的大哥“王伢子”，并将他接回到了父母身边。父母为他取名王红喜。

中原突围，是整个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浴火重生的缩影。父亲、母亲和新四军的老前辈们向死而生的战斗经历，没齿不忘！

作者简介：王红云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五师中原分会 二代会员

附：关于文中“干部队”的注释：

在战争年代，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设立干部团、干部队，是为适应残酷的战争环境、快速培养和储备骨干力量所需，是当时重要的体制编制，算是为战争所需的一种创新。

1. 红军时期的干部团：以红一方面军干部团为例，1934年长征前夕，由红军大学等院校合并组建，陈赓任团长。该团既是战斗部队，又是随军学校，主要任务是培养连排级军政干部，并在行军作战中承担警卫中央机关等任务，体现了“边打仗、边办学”的特色。

2. 抗战时期的干部队：新四军等部队在抗战期间设有干部队（或随营学校、教导队），主要承担轮训基层干部、培训新兵骨干的任务。这类编制灵活机动，适应敌后游击战争需要，为新四军的壮大和根据地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

3. 历史意义：干部团、干部队的设立，反映了人民军队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党指挥枪”、重视干部队伍建设的光荣传统，是军队院校教育与实战紧密结合的生动体现，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和革命胜利奠定了重要组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