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为汪锋对1946年中原突围后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的系统回顾。文章指出，豫鄂陕边区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中原部队胜利突围后，中共中央指示在陕南建立根据地。作者奉命从陕北化装穿越国民党封锁线，与商洛工委、陕南游击队领导人巩德芳等会合，成立豫鄂陕边区党委和军区。文章详细阐述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贯彻党的“十六字”方针，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地方势力，建立两面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筹粮筹衣、参军参战。边区军民历经多次残酷“清剿”，主力部队后北渡黄河休整，最终改编为十二纵队南下，为解放全中国作出重要贡献。全文彰显了根据地作为战略支点牵制敌军、保卫延安的重大意义，以及军民鲜血换来的苦难辉煌。

关键词：豫鄂陕边区；中原突围；根据地建设；游击战争；汪锋

一

豫鄂陕边地区，历来是一个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迫切希望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但是国民党顽固派为篡夺革命胜利果实，摧残人民革命力量，以三十万大军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下旬妄图包围歼灭我中原部队，迫使我中原部队在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等同志的领导下，举行了突围。

中原部队北路军于七月十五日全部渡过丹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连发三份电报：毛主席在亲拟的《中共中央在敌后创立根据地的指示》和《中央军委考虑在陕南建立根据地的指示》两份电报中指出：“整个战役突围是胜利的。”“关系全局甚大”、“考虑是否可能在陕南建立根据地。”《中央军委关于陕南游击队情况的通报》又指出陕南游击队三个大队的活动地域。“现统一归巩德芳（党员）指挥”、“可找巩德芳接头，一切情况可知”。七月十七日毛主席又亲自拟定电稿，发出《中央军委关于应和巩德芳部联络并在陕南建立根据地的指示》。明确提出了“依靠巩部及广大民众在陕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

王震同志率领的右路军经过许多次艰苦战斗，战胜敌人优势兵力，于八月二日解放镇安县城、云盖寺镇。遵照党中央和中原局指示，部队分三路分散于镇、柞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根据地。但敌人唯恐我立足该地，威胁西安和汉中，遂调来二十个个团的兵力，不断对我“围剿”，陷我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后经中央批准，夺路向陕甘宁边区挺进，右路军遂在王震同志的率领下，穿越川陕公路、渭河平原、陇海铁路、西兰公路，冲破重重困难和阻力，在陕甘宁边区部队的掩护下，胜利返回陕甘宁边区，牵制了敌人对豫鄂陕根据地的围剿。

二

根据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党的建设。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统一战线三大法宝和群众路线的作风，陕西省委一直重视陕南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中央负责同志也常了解这个地区的情况，具体指导。从抗战以后，在形势不断恶劣变化下，我们有计划的把大后方的党，特别是商洛地区的负责党员，有计划的调进云阳、马栏，秘密训练提高。到一九四一年初毛主席的十六字方针后，陕西省委把各地区县委等领导人调回来保存和提高，其他地下党员处于睡眠状态，隐藏起来，长期埋伏，保存力量。对这个政策执行的很好，但有人认为三年没过组织生活，不给恢复党籍和工作，这是违反党中央当时的决定的，应立即给他们恢复党籍和工作。

由于我党从一九二七年三月至一九四六年四月，曾多次同国民党反动派势力在豫鄂陕地区反复斗争，并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到此后正式建立了“豫鄂陕苏区”，坚持长达两年零四个月。过去为了掌握武装力量，我党在商洛地区，发展了一批秘密党员，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要从峨嵋山下来摘桃子，抢夺抗战胜利果实。陕西省委即把这批同志派回商洛地区，他们有的整顿并扩大原来在抗战期间的游击队，进行公开的游击战争，如巩德芳、薛兴军、蔡兴运等同志；有的秘密返回民团等继续合法地掌握保甲武装，长期埋伏，掩护地下党开展工作，配合游击队进行斗争，例如李世华等同志；一九四六年四月又相继派遣王力、薛兴军等同志返回商洛地区；接着刘庚同志等也被派遣到商洛地区工作。

由于我长期在陕西省委工作，对陕西地下党内工作，对豫鄂陕地区的地理、人事等各方面情况比较熟悉，所以中原部队突围后，部队要分散在陕南各地打游击。我当时任陕西省省委书记，中央决定我到豫鄂陕边区工作，中央通知，大意是：中原部队已经胜利突围，通过了京汉铁路。由于部队日夜行军，已很疲劳，困难很多。中央决定突围部队留在豫鄂陕边区创建游击根据地，部队有些负责同志身体消耗过大，需要回延安休息，指定我带一批同志到豫鄂陕边区接应开展党的工作。我感到既艰巨，又光荣。

由于我们党在豫鄂陕边区长期扎实深入的工作，所以在一九四六年中原部队突围到这个地区前，当地党组织在巩德芳、薛兴军等同志的领导下，已发展了游击战争。当王力同志于一九四六年四月来时，成立了商洛工委和陕南游击队指挥部。王力任书记、巩德芳任指挥、薛兴军任副指挥，指挥部下设三个大队，七、八百人；在工委、指挥部领导下，这七、八百人和尚未公开的秘密党组织及当地革命的人民群众，就是欢迎中原部队到陕南的地方力量。

中原突围是“从死里求生，力求保存精华”的战斗，中共中央在突围前夕批示中原局“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北路突围部队主力在一个月的时间内，遭受敌人十个师以上的兵力的追击、侧击和堵击，连续突围五次，部队“一律从关隘小道前进，食不得饱，居不得安，伤亡颇大，病员尤多，部队已经高度疲劳及完全丧失战斗力”“困苦之境，绝不亚于长征后一段。”

当中原部队七月中旬到达陕南时，中共商洛工委、陕南游击队和尚未公开的秘密党组织及全体人民以骨肉之情，全力接迎，作向导、作掩护、筹备供应、反映情况、掩护伤、转移保护负责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全体军民和中原部队同生死，共命运，游击根据地群众分户护养护队伤病员，部队走到那里伤病员寄放到哪里。据不完全统计从龙头山到梅子沟岭，群众掩护伤病员近千人。伤病员很快恢复了健康，部队获得相对多的休息，很快恢复了战斗力。中原局认为这是“创造根据地的第一步的胜利！”并以创造豫鄂陕根据地“来争取我们的生存。”中原部队与陕南游击队并肩战斗，如鱼得水般活跃在秦岭与伏牛山区，丹江与汉水之间，为创造豫鄂陕边区革命根据地起了积极配合作用。

这一重大战略部署改变了我中原部队将近一个月的艰苦战斗和急行军“官兵均极疲劳”的困境，由战略转移为战略进攻，它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推迟了进攻延安的时间。中央军委在七月十五日的指示中引用西安消息说：“一战区政治部主任顾希平，警备司令部赵才标在宴会上说：“李先念之企图占据陕南，响应陕北，进展最速，威胁甚大。国军预计在两礼拜进攻陕北，现已被破坏。”八月二十一日，中原局欣喜的报告中央：“各团营大部均已顺利地到达指定地区活动，并已使部队获得相当的休息，这是我们分散游击，创造根据地的第一个胜利。

中原部队突围后能否“生存”，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最关心的事，随北部主力部队到陕南的鄂豫边区秘书长顾大椿于一九四六年十月回到延安后，刘少奇同志谈到当时情景说：“五师突围，毛主席一直很耽心，几夜睡不着觉。到陕南后，毛主席才说，这下放心了！”

确保了中原局，中原军区离开部队准备化装回延安的近百位负责同志的安全。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三位中央委员和任质斌、戴季英等中原部队的主要负责人经过长途行军战斗，疲惫不堪，并患了病，都拖垮了。他们的安全，关乎突围的成败，对部队的士气，对中外影响极大，倘使他们出了问题，敌人就会做文章，说我们中原部队失败了。护送他们回延安，是陕西党的一大功绩。在此我要特别提出的是当时在保安团内长期潜的秘密党员李世华，他在保护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同志的工作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保安团身份的掩护，疲劳过度，患有疾病而脱离部队的领导同志的安全是没有保证的，这个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正如郑位三同志当时指出的：“这些同志暂时不起义的作用大得多”。

我接到中央命令后，立即准备行动。当时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几十万大军包围着陕甘宁边区，设立了严密的封锁线。要通过这道封锁线和胡宗南统治的整个大关中地区是很困难的。环境险恶，任务艰巨。经过周密考虑，我决定化装为国民党的高级军官行动。同行的胡达明，王智德两同志化装成随从副官，李彦、张兴财、史忠义三同志化装成马弁。我们骑着牲口，带着武器，大摇大摆，而又高度警惕，随时准备应变。在沿途地下党的掩护下，经历重重危险，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按时到达了西北局给中原局电报指定的联络点---蓝田县东区黄沙岭。

但是，原定中原部队接应的小部队未到，我们决定在这个地区开始活动。胡宗南特务机关开始怀疑我们，派了三个人侦察我们的行动。为了对付他们，在当地地下党的帮助下，我们组织了一个八十人的游击队，在黄沙岭附近的歪咀崖一带开展活动，抓了两个特务，粉碎了敌人对我们的侦察。

歪咀崖有个古庙，庙中有一位和尚，对我们从食宿生活到打探消息，都积极给予帮助和掩护，他对我们尊重他的宗教信仰十分感激，他翘起大拇指说：“八路军是十分好样的。”

山下就是西荆公路口，遍布着敌人和来往不断的敌军，在这样的险境，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凡表现好而入党的人，一律没有候补期。

山下群众穆家宴、穆俊杰、穆树善及其他许多群众，在夜间送粮送面，热情的支援这支队伍。我以《避敌》、《三峰聚义》为题赋诗二首并将前首挥笔提在古庙的墙壁上。

夜半警报离秋田，

跃上歪咀集极前。

仰望北斗众星拱，

俯视西安漫狼烟。

今朝策马赴豫陕，

他日舞刀取秦川，

英雄谁惜洒鲜血，

不剪贼寇难戴天。

三峰聚义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夜半急趋上峰山，

黎明俯首瞰秦川。

豺狼当道逞牙爪，

萘毒生灵丧肺肝。

壮亡有生斯有责，

恶魔不斩誓不还。

东风吹起燎原火，

它日挥鞭取长安。

解放后，庙里的和尚将前首诗送了来，要求给他修庙。

在此期间，因为中原接应部队始终没有消息，我们便通过国民党商县保安团的营长、秘密党员李世华同志，通知巩德芳转报李先念同志，派刘兆英率领游击队，于九月八日把我们从万军会（万江会）接到商县东区刘家源。见到了巩德芳，一同于九月十八日在封地沟脑（今属丹凤县）见到了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等领导同志。

在封地沟脑，中原部队领导同志和我们互相介绍了情况，交换了意见。经过仔细研究后，很快就在九月二十四日召开了豫鄂陕边区党委扩大会议，宣布边区党委正式成立，并宣布了边区党委负责人以及组织机构，军事机构等。中原局、中原军区遵照中央指示任命：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汪锋，军区司令员文建武，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陈先瑞，副政委方正平，政治部主任张树才，政治部副主任夏农台，参谋处长魏国运。这些同志均为边区党委委员。之后，先念同志离开前夕对这个地区党的方针、政策、军事活动、区域划分和部队部署做了一系列指示和安排。

李先念同志走后，我们在商县上庄坪（今属丹凤县）召开了豫鄂陕边区党委会。陈先瑞同志刚从鄂西北到任，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传达并讨论了李先念同志的各项指示；由我介绍了毛主席于一九四一年初对陕西省委关于地下工作“精于隐蔽、积蓄力量、长期埋伏、等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和“广泛交朋友，孤立敌人，打入国民党内，开展活动”的工作方法。根据这些指示精神，我们研究决定，增设了五分区。五个分区主要负责人是：一分区地委书记张树才，司令员吴世安，专员周季方；二分区地委书记刘庚，司令员巩德芳，专员薛兴军；三分区地委书记王力，司令员周光策，专员余益庵；四分区地委书记黄林，司令员闵学胜，专员张旺午；五分区地委书记汤成功，司令员王海山。这样有利于巩固和扩大边区的政权建设，发展武装力量和开展群众工作。

一九四六年冬，豫鄂陕边区党委、军区发出关于保卫陕甘宁边区，加速豫鄂陕边区根据地建设的指示。号召全地区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地努力工作，打开局面，放手发动群众，把建立根据地各种工作大大向前推进，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朱总司令，为加速豫鄂陕边区根据地而努力奋斗。

我们放手发动地方武装力量，壮大自己，豫鄂陕主力部队做了极其重大的贡献，使我们绝大多数县都建立了游击队或民兵组织。这些群众性的武装力量，对边区的巩固，发展和建设，都起了很好的作用。极盛时期，我们地方武装力量近五千人，给了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保卫了边区的建设。

为了更有效地孤立敌人，壮大自己，我们坚决地贯彻中央以下的方针政策：

（一）坚决贯彻毛主席的十六字方针和“广泛交朋友，孤立敌人，打入国民党内，开展活动”的工作方法。

同时，根据周恩来同志于一九三六年夏由陕北保安县派遣我任中央特派委员到十七路军做党的工作时谈话的精神，团结地方势力，一致打击敌人。

对国民党地方的一切合法的地方保安团等，迅速开展联络工作，采用领导人亲自写信，派人联络等方法；对非法武装尽量地争取与我缔结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统一战线；对于合法的武装力量尽量争取与我暗通消息，互不侵犯。即使对坚持与我为敌者，也先礼后兵，做到仁至义尽。这就避免了树敌过多，使我军陷入孤立地位。

二分区商县是敌我势力角逐之地，其武装集团头面人物，有东西南北“四头目”之称，除“南头目”罗靖华与我为敌外，“西头目”李世华系我党地下党支部书记，长期埋伏在敌人内部，担任商县保安团营长，驻扎在商县麻街，中原部队政委郑位三同志和鄂豫边秘书长顾大椿同志因身体患病，随军困难，就住在李世华家；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原局组织部长陈少敏就住在地下党员、任敌保长的石含碤家。不久，陕西省第三靖绥公署主任、后任四区“剿共”总指挥谢辅三突然打来电话要到李世华家。李世华把这一情况告诉位老，位老说：“他要来抓我，就不会打电话，他打来电话，就不知道我在这里。请他来吧！”李世华采取了严密的保卫措施，外间客厅谢辅三与李世华谈着“剿共”的事，密室住着共产党员中央委员。后来在我们安排之下，由地下党分别护送，安抵延安。为了协助李世华同志工作，我将和我从陕北一同来的李彦同志留在麻街做支部副书记。

李先念同志突围出来进入陕南后，过度劳累，胃病复发，马不能骑，路不能走。巩德芳、刘庚同志亲自安排，游击队掩护，用担架抬上往返丹江南北，隐蔽在民间指挥，组建豫鄂陕边区，直到我来后，他亲自主持宣布边区党委正式成立后，才与中央局委员、二纵队政委任质斌同志动身北上。北头目周寿娃为商洛剿共总司令谢辅三的营长，统治着商县大荆、腰市、黑龙口等地、我途经大荆时，亲自写信开导，说明同我们合作的利弊；我二分区又曾两次派人与周谈判，讲明我党主张，揭露胡宗南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为他指明出路，周与我达成六条协议。为二分区开辟了一条由豫鄂陕边区的腹地留仙坪、北宽坪经腰市、大荆到达秦岭顶上大龙庙，通往陕甘宁边区的交通线。我同二分区司令员夏世厚带部队护送李先念、任志斌等同志，都是由此安然经过。护送到渭南、蓝田交界处厚子镇。在此分别时李先念同志和我深谈到五更，我感慨万千，以《惜别》为题赋诗一首：“师座宿青坪，谈论破五更。临行言未尽，惜别柳桥情。四海阴云扫，三川红日升。延安春到早，一路顺风迎。然后指定由蓝洛县委书记魏平同志负责，在关中地下党和统战朋友的帮助下，将李先念同志等安全送到了陕甘宁边区。郑位三、陈少敏、顾大椿同志和其他一些负责同志，也都通过关中地下党和统战关系，陆续回到了延安。

一九四七年四月间，我主力部队已遵照中央的指示，北渡黄河休整，陕南工委率游击队坚持原地斗争，敌人大肆清剿，到处烧杀，移民并村，环境极其恶劣的情况下，陕南工委副书记、指挥部副政委王力同志就在“东头目”王祥生家中隐蔽指挥一个多月。由于团结地方势力，一致对付国民党顽固派，陕西没有一个保安团和我们对立的。这是陕西省委坚决执行中央政策的结果。

政权建设方面，在我军力脚未稳地区建立两面政权，对保甲采取不吃的办法，要求地方原有乡、保长明为敌，暗为我，两面做事，出，除其后顾之忧。同时，在较好地区，一般只委派县长、乡长。对保、甲长，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让其为新政权服务，迅速稳定了形势，解决了部队食物供应困难。例如敌山阳县中村乡长席学孔，过去曾几次任职，他为人正直，倾向革命，曾将枪、弹暗藏入米袋之中，派人送给我游击队。中原部队初到时，席思想畏惧，率部逃入青岭马安寨。三分区地委副书记、副政委王力立即写信给他派人联系，席率部投诚。被我委任为山阳县副县长兼中村乡长，并在群众大会上宣布。席积极为部队筹备粮食、衣物。动员中村乡各保长筹集粮食百余石；同时，还给当地士绅、保长写信，让他们参加新政权领导之下的地方工作。中共中央于八月二十一日通报表扬了中村、银花建立政权的经验。

周总理生前曾几次指示我给几个外国兄弟党介绍两面政权的经验，可见他对这一做法的肯定。

（二）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中原局在关于《创造根据地的指》中，强调争取群众，团结群众与依靠群众，是创造根据地，争取生存发展的基本问题。在群众中广泛宣传抗捐、抗丁、抗差等口号。因是新区，一般不进行减租反霸工作。后来我军立足已稳，县、区、乡政权组织起来，群众迫切要求减租减息，豫鄂陕边区党委于十月十八日，在《关于政权武装报》中说：“此地高利贷比较普遍，税亦重，有减租减息的要求，……用政府的名义开始执行减息工作，先从较中心地开端，吸取经验。”三分区减租以“二五”减租为主，全县一百九十多户共减租一千四百多石；郧商县，也实行了“二五”减租的原则，即地租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最高不得超过一分半。这就从经济上打击了封建势力，使贫雇农得到了革命利益。

为了更有效地孤立敌人，壮大自己，我们进一步的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采取不咎既往的方针，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打击孤立顽固势力，领导同志亲自出面利用关系，做了大量争取地方上层和保安团工作，同他们释去前嫌，互相谅解，互不干涉。如郭志文保安团，我亲自写信给他，做争取工作以后，我们不但可以在他统治区内筹粮筹款，他还主动保护我们的伤病员，给我们传递消息，直到革命胜利后，帮助我们做了不少事情。一九八三年我去商洛还看了他。

（三）财政工作政策。做了四六年财政决算和四七年的财政预算，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边区初创时期，筹办给养是一件大事，我们利用旧习惯，旧的机构进行摊派的方法，贯彻阶级路线，钱粮多者多出，钱粮少者少出，贫苦者不出。此时许多开明士绅和进步人士，如郭建英不仅慷慨解囊，并借款支持革命。这一段给养问题，还主要采取：掠夺国民党的物资，袭击其仓库、合作社、银行、公共机关；在通商要道上征收游击税；通知国民党伪乡、保政权，从给国民党筹办的钱粮中，抽出一部分送给我军。二分区的景村、古城、三要等各保接到我方专员薛兴军的通知后，纷纷把公粮送到边区所在地上庄坪。

（四）边区军民为部队筹集给养。中原部队出入陕，经济十分困难，陕南游击队刘山部无私地把在孝义湾缴获国民党二十四集团军数千万元关金票和金银交给郧商县县委，转交部队。长柞工委也将仅有的资金交给中原部队，以解决燃眉之急。他们宁可自己少吃或不吃也要部队吃；自己投宿他家，也要部队同志到自己家里，在商县工委和陕南游击队的动员下，部队给养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因地瘠民贫，要支撑大部队长时间的给养是有困难的。各级政府发动群众自愿捐献，卢洛县马家坪乡一次就为部队筹粮拾余石。仅商山县的统计，从一九四六年八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共征借粮八十余万斤，筹粮委员会张发义一人就筹借了一万七千斤粮食。卢嵩县成立之后，找到当地一位颇有声望的清末秀才、老教师、我国著名文学家曹靖华的父亲曹培元老先生，请他出面恢复原有的保甲政权，帮助我们开展工作。当地的开明事士绅和乡保人员多系曹先生的学生，他一呼即应。各项工作顺利的开展起来，不长时间，筹粮三百多万斤。解决了部队吃粮困难。

古历十月后，秦岭山区进入严寒季节，由于敌人对根据地的封锁禁运，部队冬衣已成为当时的严重困难。在边区党委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边区群众想尽办法为部队制寒衣。我在上庄坪给二分区专员薛兴军写信，让给军区机关送二百五十套棉衣，敌人封锁集镇，每人只准买两匹土布，薛部蔡兴运组织流浴沟群众每人上集买两匹布，完成了任务。郧山县委动员根据地群众到郧西、郧阳、荆紫关、山阳等地购买土布、棉花，为部队换冬衣。嵩坪沟群众吴茂珠串通亲戚邻居为我军买近千匹土布。各区、乡政府组织妇女、动员妇女，组织起来为部队缝军衣，做军鞋。郧商县还在小川乡办了一个被服厂，全乡妇女一个月时间赶制了一千套冬衣、一千双布鞋。一位姓陶的妇女一人上缴军鞋十二双。卢灵洛上寺店乡组织妇女做军鞋六百双。石坡街一名裁缝带上缝纫机随军做冬衣。在全边区群众的热烈支持下，部队都穿上了棉衣，渡过了严寒的冬季。

（五）大力动员群众积极参军。壮大地方武装力量。豫鄂陕边区的武装力量主要是中原主力军和陕南游击队合编组成的各支队。至十二月中旬，游击队由七月底的近千人发展到近五千人，成为保卫根据地的一支生力军。四分区卢灵洛县丁家垣二十几户人家就有三十多名青壮年参军参战。十二月十二日，豫鄂陕边区党委作出了《关于游击队的发展与整顿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军队从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发展和巩固游击队。同时，边区群众还积极为我军侦探敌情，带路歼敌，战场救护。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陕南指挥部副司令薛兴军与中共商洛县委书记刘丹东等在留仙坪白家庄小磨沟被敌包围，刘丹东同志壮烈牺牲，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将刘丹东同志的尸体入木掩藏在石洞里。我蓝洛支队在回师留仙坪途中，窄口河乡页岭村贫苦农民陈长命主动为部队带路，歼灭了敌十七师派出搞移民并村的两个营，并处死了两个军官，陈回家后被敌开胸挖心，惨遭杀害。

由于豫鄂陕边区东接中原解放区，可机动灵活策应各主要战场的作战；西临省城所在地西安，严重威胁国民党反动统治；南抵汉水，与鄂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北靠陇海线，便于通向太岳解放区。所以这一战略地区的斗争对革命全局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毛主席于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在《三个月总结》一文对中原部队突围到陕南等地创造根据地给予高度评价：“过去三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已转入老解放区之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两个游击根据地……极大的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取得更大的作用。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军委对这个地区的斗争十分重视和关怀。在中原部队主力进入豫鄂陕边区的分散活动后，党中央都及时地予以指示。

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电复批准成立豫鄂陕行政公署（曾多次以“豫鄂陕边区政府”的名义出布告，以汪锋兼主任，陈守一为秘书长，及其他专员、副专员的配备。至此，豫鄂陕边区组织机构更加健全，一个正规的根据地正式建立。

鉴于原中原局的成员大都已离开豫鄂陕边区，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设立新的中原局领导豫鄂陕川工作。

三

因豫鄂陕边区是兵家必争之地，“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十分激烈，反复而严重的开展，中原部队进入豫鄂陕后，敌人以四个师，尾追进入陕南。同时，敌阻止我军继续前进，除原已布置在陕南地区敌六个师，并将驻四川万县之十四军八十三师、第十师等部调至川陕边的平利、镇平等地区。总计敌在豫鄂陕边有二十二个正规师、十二多个保安团，共约十万余人。我主力部队总数仅万余人。此时，我晋冀鲁豫部队在陇海线，陕甘宁边区在陇东、关中发动攻势，迫使敌先后从豫鄂陕地区调出四个师，豫鄂陕尚有敌第一师、二十四师、一四四师、六十一师和二十个保安团等。

豫鄂陕军区成立后，除有特殊任务的部队外，一般不过于刺激敌人，以免立足未稳，过早引起敌之注意，只乘有利形势积极开展活动，摧毁反动势力，消灭反动相保武装，建立政权。三分区部队于今丹凤县土门歼灭敌六十一师一个连，继之攻占山阳县高坝店，将敌保三团一个营和乡保武装三个中队全部击溃，打通了山阳至商南川道地区；二分区在进军蓝洛途中溃敌一个营，全歼一个连，俘敌四十余人，开辟了商洛地区；一分区曾由于王震部占领镇安县城，敌乡保武装纷纷逃入山寨，我军采取政治攻势，打开山寨，建立地方武装。商山蓝工委所属武装十五支队，突击敌上秦川乡公所，活捉伪乡长阎毓英以下六十余人。开辟了杨斜地区。特别是四分区黄闵部七、八团九月九日在卢氏县杜关镇，全歼河南第十专属嵩县保安团，俘敌团长高茂斋以下三百余人。九月十六日中央军委电示中原局四分区返顽战斗迭获胜利中云：“甚好甚慰，望传令嘉奖。”

三十八团的三个营分别改为三个支队，在一分区地委书记张树才，司令员吴世安主持下，组建了中共南宽坪工委及山（山阳）郧（湖北省郧西县）镇（镇安县）办事处，地处南至湖北大梁，北至陕西长沟、松树坪，西到板岩，东至莲花池。工委及其二支队，游击大队的游击范围则东达漫川关及其所属同安、两岔口，碥头溪，西到湖北郧西县的上津、关防、庙川以及其黄云铺，方圆近二百里。

首先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政府抓壮丁，逼粮款，群众就主动的帮助部队解决吃住问题，并积极要求参军。板岩就有肖光尧等一批青年自动报名参军

二是帮助成立地方游击队。先后在漫川关、长沟、松树坪、南宽坪发动群众，建立第一游击大队，下辖四个中队五百余人。在漫川关的碥头溪两岔口一带组成了第二游击大队。这两个游击大队经常配合二支队开展活动，活动地域达四百多平方里

乡政权帮助部队筹集粮款布匹，方针是“宁使一家受苦，不让百家受穷。”集中搞大财主的财粮，不向农民摊派，也不提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四是对座商、行商、小贩适当收一点税款，解决部队和工委的供应问题。

九月中旬敌对我豫鄂陕边区大肆清剿，除本地一些保安团外，敌担任“清剿”的正规军以八十四师在洛南，一四四师在山阳，一三五旅在镇安，六十四旅一团在郧西、漫川关，五十三旅之两个团在灵宝，由根据地边沿向内地推进。九月十日，中原局发出：《关于反清剿及创造根据地的指示》，豫鄂陕军区根据中原局的指示和四分区反顽斗争的经验，进一步确定了反清剿斗争的方针是：基本上还是采取分散的方针，但立即集中一千人左右的主力部队，控制于适当地区，以便在有利时机，配合分区部队击破敌之较强部分；基本上采取内线作战方针，以保卫建立起来的地方政权和武装；一部分队伍则积极向外线发展游击战争，并在不得已时，军区与军分区控制之基本部队，有计划的转至外线作战。

敌人开始“清剿”，先在南线由西向东侵占一分区镇安县之米粮川、大坪、青铜关、茅坪等地，继之占领三分区之高坝店、洛峪、中村、漫川关、西河川。我一分区镇郧旬工委及基本武装七百人于镇安三里岗、东台岭激战三小时，打退敌之进攻。商山蓝工委率十五支队于杨斜北湾村歼敌红岩寺警察局、活捉局长潘靖亚以下五十余人。三分区部队于高坝店与敌激战五日，给敌以重大打击。继之又配合郧商支队攻打赵川炮楼，并出其不意攻克西照川街。全歼守敌两个中队，毙敌十余人，生俘二百余人，四分区反“清剿”斗争开始，主力部队在透山岗周围设伏。毙伤敌陕州独立旅正副团长以下三百余人。十一月十六日黄林、闵学圣部与军区调去的二分区夏世厚部乘胜追击，攻打双槐树街，消灭了号称“老虎团”的内乡县靳绍华保安团。九月二十八日，二分区二十二支队在蓝田县霸龙庙歼灭敌一个营五个连。二十九日又在张家坪截击敌军车多辆，缴获棉衣二千余套，据不完全统计在九、十、十一月三个月反清剿斗争中，全面共进行较大战斗二十余次，击毙敌团长以下一千五百余人，取得重大胜利。仅十一月份，就缴获敌轻重机枪二十三挺；长短枪六百七十七支；毙伤敌团长以下二百九四人；俘敌营长以下四百八十四人，共七百七十八人。

十一月下旬，敌第一次对豫鄂陕边区清剿惨败后，重新调集十个正规师和十七个以上保安团，以谢辅三为总指挥向我进行第二次大规模毁灭性的“清剿”。以八十三师、第十师、二十一师及第十三师自旬阳、郧西向西北压缩；一三五师、六十四师自镇安、柞水由东向西压缩；一四四师、八十四师自陇海路由北向南，转东向西压缩，企图将我主力歼灭于西荆公路两侧地区，并采取“清剿”，反复“扫荡”，妄图将我军一块一块吃掉。同时，在主要地区安插据点、修筑碉堡，移民并村，组织保甲，实行联防，大肆抢掠粮食，封锁交通，实行残无人道的恐怖政策。企图毁灭我军生存条件。根据地日益缩小，部队活动逐渐困难，边区党委和军区，根据中原局指示，于一九四七年一月，调集二、三、四分区主力五千余人，组成野战纵队，东进豫西，跳出敌之“清剿”圈，打击敌人，把敌人引出外线，开辟栾川、嵩县、鲁山地区。分区主力和镇郧旬工委及其他工委根据边区党委的指示，西反打游击牵制敌人，掩护新组成的野战纵队，东进河南，曾广泰、何太阳、秦振分带一支队和三支队（镇郧旬支队）从山阳龙山向西南诱敌于后，他们率部经杨家斜、凤凰咀又到了镇安县七里峡、米粮川、熨斗滩一带。一分区主力在牵制了大量敌人后，就迂回战斗，从镇安到旬阳，再到安康、宁陕。接着翻越积雪二、三尺的秦岭，经库峪进入关中，然后走蓝田、洛南、丹凤一线，又返回山阳。部队全体指战员渡过四十多天，吃不上，住不下，每日战斗三、五次的艰难困苦，终于完成了牵制敌人掩护野战纵队东进河南的艰巨任务。

在敌人大举“进剿”和反复“扫荡”的情况下，为配合内线反清斗争，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经中央批准，微鄂陕军区野战纵队正式成立，下帽十个支队，黄林任司令员、方正平任政委、夏世厚任司令员参谋长，王全国任政治部主任。边区党委书记，政委汪锋和司令员文建武随纵队实行指挥。

豫鄂陕野战纵队成立后，一团一个营和二团全部，毙俘敌营长以下官兵一百五十余人。元月十八日和十九日连克栾川、庙子两镇，二十二日在栾川召开祝捷大会欢渡春节。

野战纵队东进后，敌八十四师、六十三师、一百三十五师紧跟追踪，同时，敌第八绥靖公暑也移至内乡西峡口，指挥其部队配合豫西地方保安团队，“围剿”野战军。

主力转移时，陕南游击队和人民又用鲜血与生命掩护主力，保护了中原部队留下的伤病员，坚持根据地斗争，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一九四七年二月二日薛兴军率九支队在嵩县黑垛尖战斗中，消灭追敌一个管。于白头山小街与第二纵队陈先瑞会合，并与敌五个保安团激战。陈令薛兴军部蔡兴运一个营，把敌人引往西，打回商洛，掩护主力转移。蔡兴运营决与敌死战，烧毁背包行装，引敌于根据地内，保证了二纵顺利转移。中原部队虽然受了不少损失，但是基本骨干依然保存。部队健制完好无损，主力七千人安全北渡，其中营以上干部共一百二十人。这是最大的胜利。

在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的斗争中，边区军民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在敌人军事围剿、经济封锁的险恶形势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这一激烈的斗争中，烈士的鲜血酒遍秦岭南北、丹水上下。有近千位同志和群众献出了鲜血和生命，为中国草命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他们中有陕南人民、毛主席和中原部队信赖的游击队领袖，二分区和陕南指挥部司令员巩德芳同志，他在抗日烽火中为党拉起武装，在中原部队突围严重关头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重托，迎接中原都队于陕南，使其得到休养生息。取得了生存和胜利，他亲自安排掩护中央局领导同志，并与李先念、我和文建武，任质斌同志等一起筹谋决策，巩固和发展边区根据地，身体力行，他是我党的忠诚战士，陕南游击队的的杰出代表。一九四七年二月，我边区主力实施战略转移，奉命北渡，他在危难之时又受命任陕南指挥部司令，坚持很据地斗争。他因积劳成疾，不幸于三月二十三日逝世。敌人杀害了他全家六口，割下他的头颅，邀功请赏。李先念同志在《纪念巩信芳同志》一文中写道：“每当我想起一九四六年中原突围的艰难岁月就想到他，他的崇高革命精神和高尚风格，给我们到陕南的中原军区部队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学习榜样。”在为人民解放事业，在陕南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中，还有在赵川战斗中身先士卒率部杀出一条血路的红军老战士、十五旅四十五团团长汪世才同志； 被敌杀害于宁陕县东江口镇的我方和谈代表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以及为其带路的一位农民；有受陕西省委派遣同我一同来陕南接应中原部队，任一分区地委副书记兼副政委，在麻池河麻地沟作战牺牲的胡达明同志，我于一九七二年十月因缅怀达明同志以题《悼念达明》赋诗一首：

三峰景美雅，

独有苦僧家。

共居多共志，

东风卷胡沙。

故友何处去，

壮志凌云霞。

鲜血柒江水，

浇成朵朵花。

牺牲的烈士中尚有开辟茅坪地区在山阳鲁家沟被叛徒杀等的十三旅三十八团政治处主任高振华以及韩伯启、牛广才同志；有被捕入狱，在狱中组织暴动被敌杀害的四分区卢嵩县县长曹志坚同志；一九四七年三月后，在敌人“移民并村”、“坚壁清野”的大围剿、大搜捕中， 陕南游击队重要领导人李念劳以及王仁平、周作杰等数百名干部、战士同时惨遭杀害。他们有的被铡下头颅，有的被剥皮，有的被掏心。其惨绝人寰的血腥手段，超过历代统治者。敌人在杀害草命战士，也不放过边区群众。敌商县军事科长王腾雷、保安队长雷俊士带领匪军进入留仙坪地区，一次烧了一条街二百余间民房。根据解放后对老区九千户农民的调查统计，有三千户一万多间房屋被敌烧毁，敌人妄图以此制造无人区，割断边区群众与游击队的联系。人民反而擦亮了眼睛，更加热爱中原部队和支持游击队。仅镇安县杨泗乡王忠诚以保长身份，同刘益均、柯玉根、孙赐富等二十余户群众保护了我军四十六名伤病员。原三十七团宣传股长杨国治（黄敏）战斗中负伤，道人李厚基等冒着生命危险将其掩护。中原军区于部万秋珍夫妇等七名伤病员在镇安县甘岔河受到胡丛元，乔文莲的掩护。万秋珍因要分娩不能归队，又被胡丛元转移到云镇街何开山、胡应秀家，到解放后母子平安归队。为此，不少群众献出了生命，留仙坪群众张孝仓家，是李先念与巩德芳会师后指挥战斗的地方。敌人恨之入骨，杀害了张孝仓及其不到一岁的孙子。

中原部队到达豫鄂陕后，重视抓根据地的建设，巩固了胜利的果实，有力地打击了敌人，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群众的草命热情高涨，出现了踊跃参军的热潮。豫鄂陕边区根据地如同一把锋利的钢刀，插在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和封锁陕甘宁边区的背后，有力地牵制了敌人。

四

豫鄂陕边区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吸引了大批国民党几次围剿。鉴于豫鄂陕边区山大沟深，地域狭窄，群众居住分散，供应因难。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部队已基本完成了牵制敌人兵力的任务，中央有新的战略部署。为了保存这支主力部队，便于长期坚持豫鄂陕边区游击战争，迎接新的战斗任务，区党变经过研究讨论，提议主力北渡黄河休整，待机南返，留千名部队坚持原地斗争。中央军委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二日批示：“你们决心北渡，甚好。但须作充分准备，战胜敌人堵击、截击、追击。……总之要战胜困难，战胜危险的充分准备，才能胜利到达太岳。”中原局也指令我们，北渡“必须严守秘密，不要向下边宣布。”

豫鄂陕边区党委研究，一致认为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正确，切合我区实际情况，应坚决贯彻执行。我们把五个地委、军分区的主力部队，逐渐向边区党委、军区常活动的二分区和四分区集中。因需绝对保密，部队行动只能由军区负责人秘密调动。在此期间我曾建议中央，是否留我带一部电台和少数老部队，依靠巩德芳的地方武装及已建立各分区的地方游击队，坚持山区游击战争。中央复电否定了这个建议，命令我们集中精力，执行好中央指示的主力北渡任务。边区内成立陕南工委和指挥部，刘庚、巩德芳、王力、薛兴军、赖春风为委员，刘庚任书记兼政委，巩德芳任司令员，王力任副书记兼副政委，薛兴军任副司令员。领导边区军民坚持游击战争，继续打击敌人，牵制敌人。

一九四七年二月中旬，二、三、四分区部队逐步集中在上庄坪、庾家河、官坡、兰草一线，等待其他未到的部队。大部队活动引起了国民党武庭麟注意，他派了两个团到峦庄、桃坪一线，同我军仅距一两天路程，形势非常紧张，战斗随时可以打响，如果同敌人纠缠，将会影响我军的北渡任务。党委经过多次研究，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由军区副司令员陈先瑞同志亲自带一连主力，去千里之外收拢集中分散在西部的主力部队，这项任务是非常艰巨的。而我已集中的部队则尽快行动，经四分区兰草一线进入伏牛山区，在春节前夕攻占栾川县城，消灭地方民团近百人，其余溃逃。

我们在栾川县城休息了几天，以便同后边的部队联络。以后我们沿嵩山东进，行至白头坡时，前卫警戒部队同敌军一团遭迂，经过约五小时战斗，歼敌一部分，其余败退。中央军委对我们部队行动非常重视，始终密切注意，随时给我们以具体指示，电告我们：“要以各种方法迷惑敌人，如目的在于向北，而先向南、向东，向西行动走‘之’路，使敌捉摸不定，避开敌人堵击、截击”。我军按此指示执行，使敌人始终未能发现我军北渡黄河的行动。

我军运动到洛阳西新安县境内后，为了尽快地安全通过陇海线，兵分两路：西路由我和文建武同志率领，经义马关；东路由方正平、黄林同志率领，经铁门镇，迅速通过铁路。经过两天急行军，到达黄河南岸狂澜渡，同南渡黄河接应我们的太岳部队会合。在太岳部队掩护下，经半天时间，顺利渡过黄河，到达北岸太岳区王屋山下，第二天到达阳城。陈先瑞同志完成了西部收各分区主力部队的任务后，率部东进，随后也顺利北渡。在阳城同我们会合。豫鄂陕军区部队主力北渡，到太岳休整共七千人。边区内尚留有一千多人坚持斗争。

部队到达阳城、晋城后，我们即派田申荣等同志返回商洛地区，同留在那里坚持斗争的王力、巩德芳等同志取得联系。使两个地区密切联成一片。

豫鄂陕军区主力移住晋城总结，保存了原新四军五师之精华。由于中央新的战略部署，全国大反攻开始，一九四七年七月，部队划归刘邓，改为十二纵队，逐鹿中原。中央调我到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任政委，并将随军区主力渡河储存的陕南游击队伍百名干部、战士组成教导团，也带入三十八军，为参加随陈赓南下豫鄂陕作了充分准备。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在陈赓同志指挥下，民主联军三十八军从平陆茅津渡过黄河，攻占会兴镇，歼敌一个炮兵团，缴获大炮十二门。随又参加攻打陕州、灵宝、洛阳战役。三十八军十七师、十二旅先后进入陕鄂地区。一九四七年秋，十七师副政委秋宏同志在豫西西峡战斗中不幸牺胜。他是我的老战友，同生死共患难，并肩与敌战斗多年，我对他常怀念不已，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一日为缅怀他，以《悼念战友秋宏》为题赋诗一首:

三十年前事犹新，

豪杰降妖大显身。

昔在终南斩胡骑，

今来寒外忆秋深。

叩门访属思先烈，

承志关怀看后人。

满座亲朋情不尽，

分离还看王传音。

我们同坚持边区斗争的各个游击队汇合，攻占了商南县和郧西、郧阳县城，很快恢复和发展了预鄂陕根据地。为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解放后，我于一九六一年春返里，探望过去一同创业的战友，回想一九四六年奉命从陕北到陕南，上三峰（亦称歪咀寨），组织游击队，与战士同甘共苦，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的艰险情景，历历在目；同时，回忆到创造豫鄂陕边区，经过中原主力部队与地方游击队无数次艰苦战斗，不怕牺牲，前仆后继，以无数先烈的鲜血，缚住了苍龙，使破碎河山换了新天，解放了受苦受难的人民，实现了烈士们的愿望和理想。在红日普照大地的今天，幸存的人们，以美酒祭奠和慰藉在九泉之下的先烈之灵。忆往思今，感慨万千，怀念战友，遂以《重游三峰》为题，赋诗一首:

故乡探友正春浓，

遥望终南山势雄。

往事风云犹展在，

当年薪胆聚三峰。

山河血染怀先烈，

众志翻天缚苍龙。

把酒招魂英魂慰，

举目日照大地红。

为中国革命献出鲜血和生命的烈士永垂不朽！

一九八六年八月

作者简介：

汪锋（1910.12---1998.12）原名王均治，陕西蓝田。（1946.7---1947.10）豫鄂陕根据地边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行署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