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作者舒铁民作为原中原军区文工团成员，亲历了1946年随王震将军率领的北路军“中原突围”全过程。文章生动记述了突围前夕的紧张局势、突破平汉路、抢渡唐河与丹江、鲍鱼岭被围、翻越十一座山、红岩寺杀猪等艰险经历，刻画了音乐怪才李季达等文工团员在极端困苦中的坚守与乐观，展现了王震将军身先士卒、关爱知识分子的形象。最终，作者等六人随三五九旅胜利抵达延安。全文以亲历者视角，再现了这次“小长征”的苦难与辉煌，彰显了革命战士不屈的意志和军民鱼水深情。
关键词：中原突围；王震；中原军区文工团；三五九旅；小长征
一 突围前夕
1945年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以李先念为首的新四军五师（鄂豫皖边区）、以王树声为首的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以王震为首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等三支部队，于11月上旬合并组建成“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郑位三、副司令员王树声、王震（兼参谋长），下辖野战军和地方部队6万余人。中原军区成立后，国民党蒋介石即在“和谈、停战”的幌子下，暗中调遣30万大军，对驻防于鄂、豫边界的罗山、大悟等县境内、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百里、人口仅40万的我军所在地，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妄图制造另一个“皖南事变”。
为此，“停战三人小组”共方代表周恩来副主席，会同美国马歇尔的代表白鲁德、国民党徐永昌的代表王天鸣等，以及中外记者共40余人，于5月初从武汉前来宣化店视察。在军区司令部举行的欢迎晚会上，白鲁德在讲话中，对国民党违背停战协定的行为视而不见，说什么“即便是亲兄弟也免不了会吵架”。王天鸣则对国民党的军事行动矢口否认，当场即遭到台下的指战员们的质问和批驳，使其狼狈不堪，下不了台。晚会主持人王震调侃地向台下说：“你们快鼓掌呀!鼓掌呀!”王才灰溜溜地走下台来。最后是周副主席讲话，他列举大量事实，义正辞严地指责国民党违背停战协定，要求美方代表尽责，以防止大规模的内战爆发。我们文工团的同志在幕后首次听到了周副主席那激动人心的演讲，大家兴奋不已。会后，演出了音乐节目和秧歌剧。演出结束，周副主席来到后台和大家亲切地见面。
隶属于军区政治部的文工团，全团六、七十人，除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和五师的文艺工作者外，大多是抗战胜利前后响应党的号召，投奔到解放区的知识青年，其中不乏重庆剧专和“育才”的文艺青年，可谓人才济济，受到军区领导的重视。王震在空闲时常来这里聊天，考问这些“墨水瓶”（王对知识分子的绰号）认不认识陕北鄜县的“鄜”字。
“停战三人小组”离开后，国民党军肆无忌惮，对我区步步进逼，抢占地盘，修筑工事，并对粮食和物资进行严密地封锁。我军不能坐以待毙，在军区的统一安排下，首先进行精兵简政，将体弱、年幼的人员就地疏散；再将一部分中高级干部，经地下交通线化装转移至其他解放区；另一部分重伤病员则通过与国民党合法交涉，从武汉乘火车转移至华北解放区。6月23日，党中央、毛主席对我军下达：“立即突围，愈快愈好……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随即，全军进行突围前的准备。文工团开始精简行装，准备粮袋和编织草鞋，归还老乡的物品，并多次在半夜进行突击行军的演习。6月26日凌晨，国民党军从三个方向直扑宣化店，策划于7月1日发动总攻，要在48小时之内全歼中原主力部队。当天夜晚，文工团紧急集合，随军区机关的队伍，静悄悄地离开了宣化店。
突围大军分南、北两路：李先念、王震所率领的军区主力（含军区机关、野战军二纵队、三五九旅、干部旅及其警卫团）约一万五千人为北路军；王树声率领的野战军一纵队为南路军。两军分别经豫南和鄂中方向往西突围。由此，于抗战八年之后，又拉开了三年解放战争的序幕。
二 大提琴的命运
一夜的急行军已向西移动了六、七十华里，走在自己的防区，虽无惊险,却暴露出队伍延伸太长，尤其是上千人的干部旅，又是骡子又是马，还有担架。文工团虽然经过轻装，仍留下一些难以舍弃的演出器材，或用马驮，或请民夫担挑。这些都影响了队伍的速度和机动性。
两天后的下午，部队聚集在一个山谷中，大家席地而坐。神情严峻地李先念司令员和王震参谋长站在一块巨石上，向突围部队进行了认清形势、严守纪律、誓死也要突出敌人重围的战前动员。王震举起拳头高声问道：“蒋介石要消灭我们，你们答应吗？”“不答应!”“你们有信心突出重围吗?”“能!”，回声震荡着山谷。随后，所有非战斗成员就地再度轻装。在监督人员的检查和示意下，我们又将身上“多余”的衣物和书籍弃之于地。团部还必须将演出用的幕布、服装、乐器和灯光器材全部扔掉。扔掉个人的物品并不可惜，但这些来之不易的文工团“家当”被扔掉，大家实在有些难舍。
这时，有人和监督员发生了争执，那是音乐组的负责人李季达，只见他双手护着一只大提琴，坚决不让扔掉。就个人而言，李季达的轻装是团内最彻底的，他身上没有背包和挂包，只在肩头背了一个布口袋，内装一把从延安带出来的、弦轴已断的小提琴，腰带上挂着一个茶缸和一个比烟盒还小的皮包，这就是他的全部行装，连换洗的衣物都被轻装了。但这把大提琴，他却执意要留下来。监督人员说：你现在不扔，到前面的检查站也通不过的。李季达喊道：“我要找王震同志讲理……”团领导和监督员拗不过他，留下了大提琴，由民夫将它背着上路。果然，当队伍走到检查站，检查人员瞅着这个“庞然大物”，勒令扔掉。李季达不再争执，一气跑到司令部，不知他是如何讲的“理”，竟然拿来了王震将军亲手签发的大提琴放行令。
此后无论是爬山涉水，或在枪弹声中过封锁线，大提琴都紧跟着她的主人。后来，环境日益恶化，部队的“生存第一”，这只大提琴终究还是被扔进了一条不知名的河流之中，无奈的李季达望着他的“宠物”孤零零地漂向了远方。
三 突破平汉铁路
西向突围的第一道封锁线，是平汉铁路。国民党为防止我军向西转移，半年来在铁路沿线的要道上修建了大量的据点和碉堡。为突破此封锁线，我北路军将队伍一分为二，从左右两翼同时通过。文工团随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干部旅走左翼，从武胜关以北的李家寨突围。
三五九旅（下辖七一七、七一八和七一九团，简称七、八、九团）既是著名南泥湾大生产的能手，也是久经沙场的铁军。他们肩负着为左翼大队开路、阻击和掩护的艰巨任务。29日傍晚，在主力部队通过铁路之前，七团、八团已分别在李家寨附近击溃敌人，占领了制高点，将铁路两侧敌人的据点包围起来，为主力部队的通过创造了条件。
当天午夜，我们急行军来到李家寨附近泥泞的田間小路上，距离铁路約有4、5华里的地方，队伍已开始跑步前进。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们只能看见前面战友身上的一个白点，那是为防止夜间掉队而统一系在左臂上的白色毛巾；只能听见“嚓、嚓、嚓”的脚步声；还有不时从前面向后面小声传去过的：“跟上!跟上!”、“注意，有沟!”那是在夜间急行军时领队为避免有人掉队或跌跤的传话。在平汉铁路的两侧，是一片水稻田。当我们跑近铁路时，四周还一片寂静。为快速通过，大家奋力向前冲刺。突然，枪声大作，据点内的敌人发现我军穿越铁路，开始向我们疯狂地射击，巡逻的装甲车也发来炮弹，匍匐在铁路上的我军指战员全力进行阻击和掩护，炮弹在我们身旁爆炸，子弹在头頂“嗖、嗖”地呼啸，人们不约而同地散开了队形，冲上路基，跨过铁轨，跃入稻田，三三两两、跌跌撞撞地冲出了敌人的火力封锁网。……随后，我们淌過一条小河，来到一片隐蔽的树林之中，不知不觉已是次日凌晨了。
这时，从后方传来嘹亮的军号声，表明我主力部队已胜利通过平汉铁路，突破了国民党所苦心经营的铁路封锁线。文工团清点人数，无一伤亡。那些从大后方来的同志们兴奋地说：“我们经历了一次战争的洗礼，一次枪林弹雨的考验。”
四 抢渡唐河、丹江
我军向西突围，使将其主要兵力布防于东部的蒋介石大出所料，又急忙向西部调兵遣将，责令第四绥靖区主任刘峙的机械化部队迅速对我军进行追堵。我们日夜兼程，向西挺进。为摆脱敌人，有时一昼夜要行军180华里，用我们的双腿和国民党的机械化拼比速度，使刘峙的两次围歼计划破产。7月初，我们进入豫西南平原。适逢雨季，队伍冒雨前进，经常是全身湿透，只能以体温将衣服暖干。偶遇晴天，便有国民党的几架二战初期的侦察机或战斗机在头顶盘旋，我们就地疏散隐蔽，正好可以稍事休息。
豫西南多河流，有唐河、白河、丹江等，属汉水流域。蒋介石斥责刘峙“作战不力”，下令其务必在白河东岸地区全歼北路军。7月6日，天色晴朗，我前卫部队在敌军到来之前，先行占领了唐河的几个渡口，部队同时渡河。我们来到渡口边，只见河宽约百余米，水流不急，仅有几只木船来回地摆渡。人们心情急切地聚集在河边，等待上船。正当文工团上船时，忽然两架敌机飞来，大家迅速疏散至树林中。先上船的同志已被船载往河心，他们只能拼命地向对岸划去。敌机俯冲扫射，子弹在河水中掀起一片片水花，我们为船上的同志担心。但由于河中的船只不多，敌人的枪法也不准，几轮扫射过后，没有一只船被击中，也无人受伤，一场虚惊而已。第二天，部队在群众的帮助下，搭浮桥顺利地渡过了白河。敌人的围歼计划再度落空。
13日下午，西行的队伍，冒着滂沱大雨来到丹江。大家以为此前的唐、白两河已顺利通过，丹江也不在话下。岂知一到江边，都怔住了。只见不宽的江中波浪汹涌，水流湍急，奔腾的洪水“哗哗”地拍打着两岸，水面上漂浮着各种浮物。因连日来的暴雨，引发了山洪，平常可以徒涉的河道，如今使人望而却步。由于后面有追兵，我们必须尽快地抢渡。文工团将身高体壮的男同志和妇女、体弱的同志混合编队，相互手挽手，组成一条条人链，由身高体壮的同志带头和殿后，依次涉水过江，人链在江中被波浪和漩涡冲击得左右摇摆。一个大浪拍打过来，人链被击断，有人呛水了。“不能松手!不能松手!”大家齐心合力又接上链条，继续前进。我因个头矮小，行至江心，洪水淹及头部，身体漂浮起来，也喝了几口浑浊的水，幸有前后两位战友将我托过江去。我们终于战胜了丹江的洪水，没有一个人被冲走，曾受到政治部的表扬。而同时在另一渡口过江的干部旅，就有一些同志被洪水吞没，牺牲于丹江之中。
五、鲍鱼岭被围
鄂、豫、陕交界处的荆紫关，是通往陕西的咽喉，山势险要。北路军左翼原计划从此出关向陕甘宁边区靠拢，王震命令八团前去占領。已知我军意向的刘峙、胡宗南部，依赖其机械化的速度，抢先赶到荆紫关及其附近地区，欲在该地区消灭我军。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们急行军至荆紫关地区时，遭遇敌军阻截，难以通过。在前卫部队掩护下，后卫变前卫，迅速撤离大道，向左侧的山上攀登。由于天黑无路，又是大雨之后，攀登十分困难。当我们攀至山腰，忽听对面的山脚下有人喊道：“你们是哪一部分？口令!”我方没有回答，对方即开枪射击，有人被击倒了。我们竭力向上攀登，至山顶后找好地形便掩蔽起来。次日凌晨，我军已被敌军包围在荆紫关以南、郧西县东北的鲍鱼岭地区。天亮后，只见王震将军从容地用望远镜观察四周，从山顶上隐约可见山下穿黄色军装的国民党军。敌人不敢冒向上然进攻，盲目地向山顶发射迫击炮弹。
由于敌人的强势，我军必须在敌军完成部署、向我发起进攻之前突出包围。九团率先出动，向正面的敌人进行攻击，战斗异常地激烈，王震亲自将旅直机关的干部和勤杂人员组织起来，一边参加战斗，一边拼死向外突围。文工团随旅直机关一起，从山上向山下冲去，没有道路，跌倒了爬起来继续前进。当我们冲出包围圈后，紧随于后的干部旅和警卫团又被敌人包围起来。干部们拿起武器和警卫团一起和敌人拼杀，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鲍鱼岭一战是突围以来最严酷的一次战斗，敌我伤亡都较大。由于文工团未能直接参与战斗，无一伤亡。
此后，我军的处境日益艰危，行军方向无定，忽而向西，忽而向东，不断地被追堵和包围，又不断地摆脱和突围。指战员们不但要连续行军，还要打仗，缺食少睡，太疲劳了。敌人又常常抢先一步在我军前面设下埋伏，以图瓮中捉鳖，一网打尽。我们曾多次辗转到一个可以补充食物和睡眠的地方，屁股刚刚坐下，敌人就打来了。当大路被敌人追堵的情况下，部队只能逢山翻山，逢水过水。
六 “七十二”道水 十一座山
我军进入崇山峻岭的陕南后，为避开强敌，经常日夜行军于荒山野岭之中，可谓走不完的路，爬不完的山，蹚不完的河。在一次黑夜行军中，我忽然看见走在前面的、延安鲁艺来的海啸离开了队伍，向左前方走去，我将他拉了回来，他喃喃地说：“唉，我睡着了。”在突围中，人们不仅习惯于坐着睡、站着睡，还能够边走边打瞌睡。行军中，后面的人常常会在瞌睡中撞到你的身上，你也会在瞌睡中撞向前面的人。加之敌人采用当年我军对付日寇的“坚壁清野”来对付我们，使我军所到之处无人无食。因困、累、饿所系，文工团开始减员了。
7月16日的一天，我们急行军在一条漫长的山谷之中，谷底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一条小路从中穿过，人称“七十二道脚不干”，形容此地需蹚水之多。河水最深处至大腿，河底为沙石。起初，每到河边，我们都脱鞋而过，一些男同志还脱去裤子，过河后再穿起来。由于队伍行进速度很快，一脱一穿，就会掉队。大家只好穿鞋过河，有些男士干脆不穿裤子，光着下身蹚水，新四军的上衣长及膝盖，尚可遮羞。但穿鞋蹚水，便有沙石积在鞋内，原已有伤的脚，在水中连泡带磨，一些同志的脚磨烂了，不得不离开队伍。
山区人烟稀少，有钱也难买到食物，偶尔买到几斤麦子，也煮熟了大家分食。战士不能饿着肚子打仗，适逢陕南玉米、山药蛋（土豆）成长的季节，为了生存，顾不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便摘下玉米、挖出山药蛋，烧烤后充饥。如此，前卫部队有吃的了。文工团随旅直机关，走在后面，这类可充饥的“食品”已所剩无几，只能嚼苦涩的玉米秆来充饥。据说王震将军曾在地上捡食过前卫部队扔下来的剩玉米，何况我们？当王震知道文工团的境况后，便让我们随前卫部队行军，大家都很高兴。次日，文工团随七团出发，没想到头一天就被拖垮了。清晨出发时还有数十人，晚间随军到达宿营地的仅有海啸和我等几个同志。由于那一天的行军，从早到晚都在爬山，常以为是最后一座，该下山了。当你气喘吁吁地快到山顶时，只见前面又冒出来一座。就这样一座连一座、一座比一座高的共翻了十一座山头。部队行进速度快，许多未经过锻炼的同志跟不上队伍，从部队的前卫掉队到后卫了。第三天，文工团只得再回来随旅直行军。
七 红岩寺杀猪
每当部队在穷山僻野中行军一段时间后，王震总会将队伍带出山沟，打下一个有地方武装的乡镇，让饥饿、疲倦不堪的部队稍事休整，补充营养。7月下旬的一天，部队占领了柞水县的红岩寺镇，将敌人赶到附近的山上去了。我们住在一个人去楼空的大院子里，大家倒下便睡。领导发下话来，文工团今晚可以宰猪一头，但是，不能让猪叫，以免惊动四周。让知识分子杀猪，一无工具，二要无声，这任务虽然很难，但为了让大家能吃到多日不见的肉食，几个身强力壮的北方小伙子（于行前等）自告奋勇，牺牲睡眠，接受了任务。他们手拿绳索、刺刀和斧头，来到猪圈，一拥而上，将一头肥猪按倒在地，迅速以绳索将猪的长嘴和四肢捆绑了起来，它还未来得及出声已被制服了。然后像对付敌人那样用刺刀狠狠地刺向它的喉管，一连数刀，鲜血四溅。驻地没有大锅，也没有脱毛工具，只能用斧头将它劈成若干小块，清洗后放入锅中白煮，准备第二天全团饱餐一顿。几个小伙子兴奋地完成任务之后，已经疲倦不堪。
次日拂晓，忽听镇外枪声大作，夹杂着炮弹的爆炸声。我们从酣睡中惊醒，提上背包，来不及整队就奉命向外奔跑。黑暗中，大队人马拥向镇外，炮弹落在附近，大家迅速卧倒。原来，被赶跑的地方武装，组织力量后从山上打了回来，被我警卫部队阻击于镇外。我们没有返回镇上，大家不禁想起那一锅被扔下的炖肉。
天亮后，发现在文工团的队伍里，有人手上提着一块未脱毛的猪肉，这是在敌人打来时，他手疾眼快，从锅内取出来的。由于生肉还未炖熟，他吃了便泻起肚来，几乎掉队。后来才知道，警卫部队打退敌人以后，来到我们住的院子，那一锅喷香的炖肉，正好犒劳了他们。
当天的行军途中，前方突然传来敌情，我们停止前进，坐在堤坎边。只见头戴草帽、脚穿草鞋的王震将军疾步赶往前方，他看见这些“墨水瓶”，关照地说：“你们可要隐蔽好噢。”不久，听到激烈的枪声。敌情解除后，便传出王震亲自指挥了这次战斗，活捉了一个国民党的军官，缴了他的枪。将军当面对他说：“你服不服？不服的话，警卫员，把枪还给他，老子跟他再打一次!”警卫员随手将枪递向那个军官，他哪敢接枪，频频点头说：“王将军，我服!我服!”
为了补给，三五九旅于8月1日晚打下了镇安县城，县长弃城逃跑。次日，我们随王震将军进城，只见县政府衙内狼藉一片，空无一人。我军在镇安开仓济贫，释放监狱内无辜群众，又进行了短暂的休整。
八、音乐“怪才”李季达
从延安来的李季达，是“鲁艺”的音乐老师、文工团的音乐组长,常被邀参加党内会议的党外人士。他一口标准的四川话，讲起话来似放机关枪，行起军来速度快。他不仅有一副科学的头脑，而且心灵手巧。童年时，他曾用自制的独弦胡琴，奏出美妙的音乐，被音乐老师发现，从此涉足乐坛。抗战初即参加了肖崇素等组织的“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及其演剧队，演出抗战戏剧，他任音乐指挥。李季达不仅能演奏多种乐器，还能制作乐器。前面所提及的大提琴，便是他在边区物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亲自选材、设计、绘图、并指导木工精心制作出来的乐器之一。此外，他还制作了小提琴、中提琴、单簧管、板胡、扬琴、木琴以及半音竹笛等。他曾对我说，要用木头作小号，真是奇想联翩。由于突围，他的畅想中断了。以往豫鄂边区的文艺团体只有口琴、二胡、笛子之类的简单乐队，何曾见过这些东西，特别是西洋乐器。随同周副主席到宣化店采访的中外记者，拿起李季达制作的小提琴，看到琴身底板内写着：“中原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制作于宣化店 某年某月某日”时，对我军的自力更生和创造性称赞不已。
突围中，李季达的趣事一桩接一桩。他没有行李，晚上睡觉时，脱下身上那件自己设计的长筒型夹袍，解开衣扣，便是一床夹被；又将左右两只裤腿上的系带解开（未像通常那样缝死），使上、下系带分别连在一起，两条裤腿就变成一只睡袋。当气候寒冷时，他在夹被上再堆放一些稻草来保暖。突围中，由于很少洗澡和换衣，不久，身上便长了虱子，大家戏称之为“革命虫”。李季达没有换洗的衣服，自然他的“革命虫”要多一些。那时，睡觉均以稻草铺地，相互拥挤在一起。某天早上，与李季达临铺睡觉的同志用四川话开玩笑地说：“李季达，昨天夜晚，你身上的‘革命虫’，都爬到我的身上了!”李季达面带歉意，急忙回答：“喔、喔、对不起，对不起，以后不会了，以后不会了。”大家疑惑他以后怎么不会哩？第二天夜晚宿营铺地时，只见李季达在他铺位两边，用稻草垒得高高的，然后一本正经地对相邻铺位的同志说道：“我计算了一下，在一个夜晚，我身上的‘革命虫’，是爬不过这座高山的，你们可以放心地睡觉。”惹的众人哈哈大笑。和李季达在一起，不仅能增长知识，也有无穷的乐趣。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他常常给我们带来轻松与快乐。但突围到陕南后，这位曾随三五九旅南下征战的李季达也掉队了。
九 最后的冲刺
8月初，北路突围大军李先念部，根据中央指示停止西进，在商南县的周边地区创建豫鄂陕根据地，以牵制蒋介石向其他解放区投放兵力。来到镇安地区的王震部队，也相应作出以团为单位，分散游击的决定。旅直机关和文工团随八团，并改为连队建制。入陕南以来，由于减员不断，党组织考虑将难以坚持的同志，陆续化装转移。汇报到王震那里，他很快便召见了这些“墨水瓶”，亲切地对他们说：这次突围很艰苦，你们的表现很好，经受了革命烈火的考验，这一段历史，我会为你们证明的。以后的日子会更艰苦，你们走不动时，可以自行离队，无论走到哪里，我相信你们都是革命的种子，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随后，给大家发放了必要的路费和便服。
在敌人重兵追击下，部队再向西行至宁陕一带游击活动。文工团迅速减员，经常是清晨出发有一面，傍晚露宿不见人。一次通过敌人在制高点以机枪封锁的地段时，文工团指导员、支部书记胡代伟被击中，生死未明；随后连长（文工团团长）徐苓、陆滨夫妇也掉了队。国民党唯恐我军在此地立足，调动九个旅对我軍日夜进行追堵，部队拖得很苦。8月9日，经军区领导李先念、王震向中央汇报后，决定三五九旅离开宁陕，返回陕甘宁边区。
部队继续西进，在秦岭丛山中寻道直奔川陕公路，于13日抵达秦岭南麓的华阳镇。华阳为千年的古镇，坐落于傥骆古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即指此地）谷口的幽谷老林之中。1935年春，红军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曾率部至此，创建了苏维埃政权。胡宗南部觉察到我军欲夺路前往陕甘宁边区，派兵穷追不舍。为摆脱敌人，我军连续数天翻越了几百里的荒山野林，于19日来到川陕公路边，被敌军堵截。前卫部队向公路冲出一个缺口，我们在弹雨中跑步通过川陕公路。但后卫部队又遭到伏击，还被夺走机枪，指战員与敌军展开了肉搏战，夺回了机枪，打退了敌人。部队急行军于次日深夜赶在敌军到来之前，在宝鸡和天水之间抢渡了渭河，又一鼓作气越过了陇海铁路。此时，文工团仅剩下6个人随军。
我军进入渭水平原后，已接近陕甘宁边区。部队由于连续作战，日夜行军，得不到休息，食物和弹药紧缺，还有伤病。面对眼前一片绿油油的玉米地，虽然饥肠辘辘，却没有一人去掰玉米来充饥。原来在田间的玉米秆上，悬挂着王震用红笔写下的命令：“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秋毫无犯!”
蒋介石千方百计欲将我军消灭于边区之外，又令胡宗南快速调遣6个旅，在其最后一道防线——西兰公路沿线设防堵截。我军靠着坚强的毅力，冒着瓢泼大雨、在布满荆棘的荒山中与敌人周旋，于28日抵达西兰公路附近。
西兰公路沿线已被敌军控制，备有战车来往巡逻。我军腹背受敌，进退危难。此时，党中央已令彭德怀将军派部队前来牵制敌人，接应三五九旅。在这关键的时刻，王震对全体人员动员道：“同志们!这是最后一天了，边区的兄弟部队就在前面迎接我们，我们一定要坚决打过去!”说罢，他身先士卒，亲自率领八团，集中全部机枪和弹药，向正面的敌军猛烈攻击，一举打退了敌人，使大队人马冲过公路，渡过泾河，于8月29日在宁县地区与边区派来的接应部队胜利会师。中共中央当天即发来贺电：“庆祝你们到达边区的胜利。”
十 从庆阳到延安
我们进入边区后，内心极其兴奋“终于到家了!”但由于两个月来精神高度地紧张，此时，又极度地松弛下来，便感到十分疲劳，十分困倦，腿抬不起来了，眼睛也睁不开了，有的同志身不由己地倒在路旁昏昏入睡。
9月5日，队伍来到陇东的庆阳，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给我们送来了全羊、瓜果、蔬菜、烟酒以及全新的服装、被褥。我们在当地进行了休整，队伍的面貌焕然一新。9月15日队伍离开庆阳，经过十余天行军，这是愉快而轻松的行军，两个月来，我们头一次放声歌唱，也头一次听到了陕北的“信天游”。
9月26日，我们抵达革命圣地——延安。延安党政军民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迎接三五九旅胜利归来。29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了欢迎三五九旅返延大会，毛主席、朱德、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贺龙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大会，毛主席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三五九旅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数十万大军的围剿，胜利地返回延安。
据记载，中原突围历时六十三天，行程五千余华里，浴血战斗九十余次。其艰苦境况，司令员李先念曾于7月24日曾电告中央：“自通过豫西南平原，进入豫鄂陕山地后，主客观的各种情况即进入严重阶段，部队困苦之况，不亚于红军长征后一阶段。”突围中，文工团的同志大都掉队了，随王震将军回到延安的只有海啸、李吟谱、舒铁民等六人。从大后方来的“墨水瓶”都未能走到延安，只有音乐组的程扶弱（程若）在陕南掉队后回到重庆，适逢新华社于10月撤离，他随之飞抵延安。由于文工团得到王震将军的关照，突围中除指导员胡代伟受伤（后回到根据地）外，无人伤亡。但戏剧组的陆滨女士（重庆剧专高才生）掉队后不幸被俘，在襄樊老河口监狱被敌人杀害了。其他掉队的同志，大都辗转到全国各解放区。解放后，他（她）们在各地从事革命文艺或其他工作，一些同志走上了领导岗位。正如王震所说，他们是革命的种子，无论在何处都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音乐怪才李季达解放初期在北影工作，曾为建国初期的几部电影（《吕梁英雄》、《智取华山》等）创作了音乐。
如今，参加中原突围的同志大都过世，当年才17岁的我，也年近百岁。岁月如梭，往事如烟。今年是中原文工团中原突围八十周年纪念，也是率领我们突围的王震将军百年诞辰纪念，特撰此文以悼念逝者。
2026年6 月于北京
（说明：文中若干史料参照湖北省豫鄂边区革命史编辑部、湖北省军区中原突围史专题编篡室著《中原突围史》,前两张照片亦选自该书。）【此文曾发表于北京《东城史志》】
作者简介：舒铁民（原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作曲）2026年4月8日终稿于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