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作者屈宪生回忆其父亲屈萼在中原突围中的战斗经历。屈萼(1920-1982),1939年加入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同年入党。中原突围期间,他奉命率京山县30余名干部随江汉军区转移,途中以身作则,照料同志,克服缺粮少药的困境。在巴东山区,部队遭敌包围,屈萼率部跳下百丈悬崖,身负重伤仍坚持收容战友、销毁武器、继续突围。此后他担任连队指导员,在鄂西北坚持游击作战,历经兴山、界岭等战斗,最终于1947年正月将百余人的队伍完整交给鄂西北军区。文章生动展现了老一辈革命者在极端艰险中坚定信念、不怕牺牲、保存革命有生力量的英雄事迹。
关键词:中原突围;屈萼;鄂西北游击根据地;悬崖突围;革命信念
我的父亲屈萼,是湖北省天门县人。1920年11月20日出生。1939年8月,经曹冰清介绍,到驻京山县八字门的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司令部加入了革命队伍,同年9月18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历任京应抗日游击大队分队长,京山县抗日自卫总队第一游击大队队长,宋应工委书记,剿匪指挥部政委兼联乡办事处主任,曹源区委书记,京应(后改为京山县)县委常委,支前指挥部副指挥长,社会部部长,民运部部长,公安局长;荆州公安处科长;公安县委书记;此后一直在检察战线工作,历任最高人民检察署中南分署检察员,副处长,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处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机关党委委员、处长。
1982年2月5日,父亲因癌症在北京病逝,享年62岁。
中原突围,他率部跳下悬崖,在极其艰苦恶劣的环境中冲出重围,将队伍带出险境,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却为此留下了终身残疾。
1946年,父亲任永皂区区委书记兼区长。6月,中原野战军(新四军五师)开始突围,县委决定由他带领京山县12个区乡的主要干部约30人随江汉军区突围。这个干部队的大部分人是与他同级的干部,要带好这个队伍,不太容易。父亲以身作则,处处关心、爱护同志,与大家团结在一起,虽然每天行军150多里,每到宿营地,父亲给大家烧水,提醒大家不喝生水,要泡脚等。行军到保康,生活更艰苦了,经常露宿野外,食无油盐,玉米、土豆放到火上烤烤就吃了。一路上,都是父亲为大家寻找食物,烧火烤煮,给大家充饥,终于将这支队伍平安送到了当时的江汉军区驻地。
在突围的路途中,父亲还经常抢着干苦活累活,部队过河的时候,人乘船,马泅水,遇到一支马队,驮运了部队的银元,每匹马驮着2000银元,师部命令各部门派人协助将装有银元的马驮子卸下装船,一架驮子都有一百多斤,父亲主动上前,与同志们一起将银元驮子卸下装船。
行军打仗,非常紧张,非常疲劳,但父亲仍能坚持记日记,他说:“将来胜利了,打开日记本,回味这段历史,才会永不忘记。”
突围部队在房县遇到国民党军的阻挡,部队攻打房县三天三夜未克,战斗中父亲主动参加了担架队,协助救治伤员。房县未克,部队只得绕道前往竹山,到达竹山,建立了鄂西游击根据地,父亲被任命为竹南县大溪河工委书记。上级领导给他派了几名战士,作为建立区中队的基础,他就每天带领区工委到群众中,开展宣传工作,与群众建立联系,同时还做上层人士的工作,很快就建立起了区乡武装,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活动,瓦解国民党的社会基础—保甲制度。
1946年8月下旬,县工委书记许明清、县大队长张泽普到地委汇报工作,返回时,遇到敌人,与县大队(三团五连)失去联系,暂时和父亲住在一起,第二天又遇到敌人袭击,父亲带领区中队阻击敌人,掩护许、张二人安全转移。此后,许明清同志委托父亲去寻找五连,如找到五连,就代表县委负责指挥五连。父亲立即返回大溪河,对驻地的部队作了安排,然后带领几名战士去寻找五连。他们翻山越岭,钻原始森林,风餐露宿,还要随时探查前方,以免与敌人大部队遭遇,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他还写了一首打油诗“与兽为伍,与鸟同行,与虫同寝”,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的处境。经过几天寻找,终于在蔡家坝西南的一座大山上,找到了五连。
1946年9月初,父亲和五连连长杨凯设法弄到一些棉布、棉花,为部队准备冬衣。此时,柳林工委前书记唐以章来到大溪河找父亲,见父亲和杨凯外出,就欺骗在家养伤的五连战士,骗走了长短枪各一支,叛变投敌,并带领一个营的国民党军来围剿我军。父亲和杨凯带领五连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在大溪河附近周旋了一个多月,想等待许明清同志回来,父亲派出了三组人员,去联络县委,均无结果。由于唐以章叛变投敌,将部队情报告诉了敌人,敌人又增派了部队,加紧了对五连的围剿。形势非常险恶。到10月初,柳林、樊亭两个区已被敌人占领,区工委在张先浩、陈伯全同志的带领下来到大溪河。敌人的兵力又增加到了一个团,包围圈也越来越小。此时,父亲他们已与组织失去联系两个多月。为了保存现有的革命干部和武装力量,父亲主持召开了县工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突围,由父亲和杨凯同志负责指挥。突围的突破口选在敌人设防较弱的峪口。
当天晚上,五连(尚有七个班的建制)以及县、区、乡地方干部五十余人,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来到峪口,干掉了民防哨,涉水过河,冲破了敌人的水陆封锁。突围出来后,父亲主持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决定:一、立即处决企图策反我部队的黄某;二、继续设法与上级取得联系。为了摆脱敌人,他们继续向西南急行军,边走边战斗,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环境中,风餐露宿十几天,绕道千里,终于在盘水河一带找到了地委和分区司令部,把这批宝贵的“财富”交给了上级组织。军分区政委张谦光肯定了屈萼、杨凯同志带部队突围的成绩。张政委动员父亲下连队当指导员,他服从组织安排,担任了五连的指导员,后来分区部队整编,改营为支队(有先锋、独立两个支队),此时五连改为八连,属独立支队。
1946年10月底,父亲所在的八连参加了兴山战役,攻克兴山县城后,部队解决了棉衣布料和棉花,来不及做,就将材料分发给每位干部、战士,有的战士会剪裁,就将布料裁剪出来,大家自己去缝制,两片布料之间塞进棉花,缝缝就穿,没几天,棉花就跑到了衣摆上,衣服的上半截是夹衣,下半截就是棉花口袋。
1947年元月,在川鄂边界的界岭战斗中,父亲带领八连担任主攻,他和副连长程志德带一个排为第二梯队,从侧面助攻。当部队快攻上山头的时候,连长杨凯阵亡。父亲与程志德率领第二梯队继续冲锋。此时敌人的援军也不断压了上来,程志德副连长也负了伤。战斗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未能攻破敌人的防线,部队只好撤出战斗,折向秭归、巴东一带重建游击根据地。由于杨凯阵亡,父亲既是八连指导员又是连长,一直带领这支队伍,在秭归、巴东一带开展游击活动,捣毁了一个伪乡公所,击溃了一个保安大队,参加了解放巴东平阳坝的战斗。
1947年春节前夕,分区司令部决定突围去四川打游击,行至巫山县,见有敌重兵把守,只好暂时退回巴东平阳坝,上级命令各部队准备7天干粮,部队在平阳坝住了三天,开仓分粮食。敌保安大队不断骚扰。到了除夕,部队再次转移小龙,但部队行动计划可能泄露了,行动中遇到了敌人重兵埋伏。那天清晨,天灰蒙蒙的,下着小雨夹雪,分区司令部和先锋支队于7点开拔向小龙行进,一小时后,独立支队出发,父亲率领八连作为部队的总后卫,支队走出半里地,八连才出发。当八连走到小龙东面横山的半山坡时,见独立支队已经上山了,这时小龙方向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可能是先锋支队与敌人接上了火,这时父亲听到有人喊道:快跑上山!他赶紧带领八连往山上跑,边打边撤,突然前面有人报告说前面是悬崖,没有路了。巴东山区,到处是悬崖绝壁。敌人从西、北两面包围上来,机枪弹雨向我军猛扫过来,我军伤亡甚重。前进无路,后退无门,情势非常危急。副支队长熊占森下令:“无路也要走!”父亲立即组织部队坚决抵抗,掩护九连先扒着绝壁下悬崖,九连全部下去后,父亲命令二排长陈道明带领一个班掩护,他带领八连也扒着岩缝,下悬崖,陈道明的一个班最后跳下去。部队下去后,大家攀援着山崖石缝中生长的灌木,脚蹬石缝像壁虎一样贴着粗糙的山壁向下移动,如果衣服被挂住,稍微一挣扎,就可能将崖缝里的灌木连根拔出来,一旦下坠,生死由天了。有的人下坠时被大树梢弹起来,重重摔下去,就牺牲了;有的被大树挂住了,就存活下来。父亲就是下坠过程中,被一棵大树挡住了,昏了过去。当醒来时,就觉得腰部跟断裂了一样剧痛,赶紧就攀着山崖的灌木,慢慢到了崖底。这时候敌人也上到了山顶,他们不敢跳下来,就在山顶胡乱打枪。
父亲下到崖底后,立即四下寻找自己的战友,先找到了炊事班的几位同志,继而又见到了最后跳下来的陈道明同志和他的一个班,他们立即将牺牲战士散落的枪支毁掉或扔进深潭,以免落入敌人手中,然后沿着山沟向西南突围,沿途收容了一些活着能走的同志。百丈悬崖上到处都挂着碎衣裳、破布片、背包、枪支和牺牲同志的遗体,惨不忍睹。九连跳崖的地方最险,伤亡人员也多。九连龙连长牺牲了,副指导员舒雨啸(舒定)和一位姓冯德排长还活着,最后两个连队和支队干部集合起来,还有100多人。
这支队伍沿着山沟走了三里多,雨雪也停了。天色已晚,大家饥寒交迫,疲劳至极,但为了生存,他们互相鼓励,抓住树枝,攀着崖缝,奋力爬上了一座雪山,来到山上的一个垭口,看到了两户山民,就与山民交谈,买了一些红薯,生啃着填肚子。大家都知道,此时能生存,就能继续与敌人斗争。
第二天拂晓前,部队冲出了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直插西北,终于甩掉了敌人。部队又折返向东南远安前进。当时就想到荆(门)、当(阳)、远(安)地区寻找我四分区。为了早日找到师主力部队,日夜兼程,边走边打,九天里打了四仗,部队到达南漳的时候,夜间,我军与敌人在一个山凹相遇,两军相隔一个山凹,敌人没有发现我军。舒、屈二人商量,趁一小股敌人到附近村子抢老百姓东西的时候,抓一个舌头,经审问俘虏,了解到周围的敌军很多,他们赶紧从敌人布防疏漏的地方转移,避开了一场恶战。当时部队所处的地方是国民党统治地区,当地的保甲制度非常严密,当地的保安队和甲丁见到我军就敲锣,部队难以立足。走到当阳跑马坪,国民党军布下了棋盘阵,到处是国民党正规军,我军跳崖后武器损毁严重,仅有的机关枪也给摔坏了。就是遇到保安团也只能绕着走,不能与之硬拼。就这样,急行军50多里路,终于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为了避免与敌人纠缠,他们就化装为保安团,因为保安团也是衣着不整,走到远安的一个乡公所,要乡公所弄点吃的,结果还被乡公所的事务长识破了,打电话报告了保安队,保安队追赶过来,于是又和赶来的保安队打了一仗。
时值隆冬,南方雨雪交加,天寒地冻,部队缺吃少穿,很多人连鞋都没有,如陈道明跳崖时鞋丢了,就光脚走路,脚都冻伤了。最困难的还是吃,十几天没吃过一顿饱饭,捡拾地里的红薯、苞谷,因不能生火做饭,只能啃食生苞谷和红薯,渴了就喝水沟里的水,很多人因此泻肚,人人骨瘦如柴,好不容易弄到大蒜,每人分几瓣就用来消炎止泻。为了搞到粮食,就去打富人藏粮食的山洞,看守洞穴的百姓心里是向着我军的,但又不能得罪地主,于是就在山上往下掀石头,一边掀石头,一边喊,提醒我们的战士躲避,战士们就将身子贴在山崖边,大石头就从头顶飞过去,就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弄来一点红薯、苞谷,聊以充饥。
饥寒交迫下的急行军,战士们极度疲劳,有的人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有的脚下踏空摔到山沟里,就牺牲了。
尽管如此艰苦,所有的干部都心怀一个共同的信念,一定要带着这支部队,找到党组织。当时这支部队中职务最高的,就是作为指导员的父亲,他肩上的担子之重是不言而喻的,行军途中,他一直在鼓励战士们,坚持就是胜利,他还帮助伤病员扛枪。十多天艰苦行军战斗,这支队伍没有开小差的 。正月十五,在南漳、远安交界处找到了鄂西北军区,他把这支百余人的部队交给鄂西北军区参谋长张才千,八连、九连合编为一个连。
部队归编以后,组织上考虑父亲腰伤严重,批准他离开部队回地方休养。于是他来到四地委的荆(门)、钟(祥)、南(漳)、宜(城)中心县委休养一个月,就投入了新的工作与战斗。
摘自《丰碑是这样筑成的》其中一篇回忆文章《斯人已去 音容犹存》本文作了部分修改。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五日
作者简介:
屈宪生(屈萼之子),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五师分会 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