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边区，它以桐柏山为中心，面向武汉。包括鄂豫两省的30多 个县。边区处于抗日的前哨。日伪军在这里遍设据点，驻以重兵，经常向我根据地“扫荡”。在武装进攻的同时，日伪推行文化侵略，由汪精卫卖国政府出面，编了一套“国民教科书”，强令占领区一律使用。
1942年3月，李实作为民主人士代表，出席了鄂豫边区第一届各界抗日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秘书长，参与制定《鄂豫边区施政纲领》。会后担任鄂豫行署教育处长。
严峻的革命斗争形势，边区的文化教育工作，要与之相适应，边区党委非常注重教育，李先念同志经常告诫大家：“我们的任务有两项，一是盘枪，二是盘人。既要提高我们边区人民的素质，又要粉碎日寇的奴化政策。”
一定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教育制度，是一定的社会、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边区有老苏区开办无产阶级新型教育的基础，人民群众政治觉悟相当高，斗争经验也比较丰富，这对我们是极为有利的条件。我们一定要继承老区教育的革命传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明确提出教育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工具，教育必须与斗争联系起来，教育必须为进步的社会斗争与生产斗争服务。当时的教育为了服务于土地革命，在教育内容上，以政治教育为主，以转变学生的思想为主，努力唤起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投身到火热的土地革命中去;在教育对象上，以干部教育为主，以满足革命迅速发展的需要；在时间上，采取速成的办法。以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根据这些宝贵经验，边区的教育工作必须与抗日战争紧密联系。这就是要直接地针锋相对地与日寇的奴化教育作斗争，争夺更多的青年走上抗战的道路，为把侵略者赶出国土而战斗；就是要培养更多力量为边区革命斗争和生产斗争，为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服务。这是保障抗日胜利必须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边区与土地革命时期又有很大的区别。必须在这种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抗日时期的边区是在民族矛盾上升，国共重新合作一致抗日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性质已由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改变为实行各抗日阶级联合专政。因此，在边区办教育，必须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就是在我党牢牢掌握领导权的前提下，团结各抗日阶级，共同办好教育事业。对国民党和地方士绅办的学校，必须给以一定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团结他们一起为抗日的伟大事业服务。对于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教育内容，则必须坚决予以查禁。总起来说，毛主席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文化教育。这就是我们边区办教育的方针。我们就要根据这个方针，对封建主义的教育和国民党的旧教育，从学制，教学内容，培养目标，教学方式，师生关系，以及学校和群众的关系等等方面，多方面而又积极地进行改革。我们要以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抗战到底的思想，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争取边区各类知识分子和我们共同搞好边区教育事业，为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发展前进，做出必要和应有的贡献。
以革命精神办革命学校
李实到边区教育处的时候，边区已建立了党校、抗大十分校、洪山公学等培训党、政、军、群各类干部的学校。地方上应山、应城、汉川、黄冈、孝感、信阳、黄陂、京山、安陆等县已办起了县立中学，抗日小学154 所，民校和私校 267 所，入学学生10500 多人。根据地教育事业已初具规模。形成了抵制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建法西斯教育的阵地。
李实到边区以后，在边区党委领导下，和教育战线的同志们一起，在原有基础上披荆斩棘继续前进。
边区的学校教育，除党校由边区党委直接领导和抗大十分校由新四军第 5师直接领导外，有4 种类型的学校。边区行署教育处直接创办和领导的学校；各专区县、区、乡办的学校；各姓宗族办的族学；地主绅士延聘乡村知识分子办的私学。当时行署教育处的主要精力放在根据边区党委和行署计划办好直属学校和掌握边区党委规定的教育方针、政策方面。
边区教育处直接领导的学校有：洪山公学（1941 年创办，1945年日寇投降后在潜江结束），行政干部学校（1942 年初创办，1943年春结束）），建国公学（1945 年初创办，同年8 月结束）），育才学校（1943 年创办，同年底结束）），实验中学（1942 年开办时原是洪山公学中学部。1943 年独立出来，1945年结束）），实验小学（1941年开办时原是洪山公学小学部，1943 年独立出来，1945 年 10 月结束）。这些学校充分体现了以于部教育为主和速成教育的原则。洪山公学所设的行政班、银行班、财经班、教育班等专业训练班，每期半年毕业。1942 年底为迅速补充税务人员而开设的税务班，每期只培训3 个月。 担负着为各县、区、乡培训行政和财经干部任务的行政干部学校，培训党、政、军干部家属的育才学校，都是半年毕业。实验中学两年毕业。实验小学、初小两年毕业。高小一年毕业。学生毕业后，年龄大 的，水平高的，任乡、区级干部。年龄小的, 升入实验中学继续学习。实中毕业的学生，大部分分配工作，小部分升学。
教学内容方面，各个学校既根据当时的环境和需要，又着眼于长远的利益和要求。切实做到了把政治教育放在首位。同时注意文化知识的传授。无论是洪山公学、行政干校，或建国公学，各班各队都以约占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时间从事政治学习。学习的内容有：《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鄂豫边区施政纲领、中国共产党党史、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等等。着重教 育学员了解党的抗日方针政策，边区政府的政策法令，懂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知识，以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提高民族气节，提高政策水平，坚定不移地投身于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这就彻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进行奴化教育，从思想上统治我国的罪恶企图，发挥了革命教育为革命服务的重大作用。除了讲授这些课程，边区的实际斗争，诸如春耕、秋收、冬学、民主选举、扩军、减租减息、反“扫荡”等等，师生都积极参加。他们又是学员，又是战士，又是工作人员，在实际锻炼中加速成长。
实验中学和实验小学，招收的学员，年龄大多在十一二岁到十七八岁，正是世界观逐步形成的时候。学校教育力求孩子们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 尤其是德育，毫不含糊地摆在了首要地位。学校设有教导处，改变了当时一般学校分别设立教务处和训育处的做法，体现了教导合一、教书必须教人的教育思想。学校明确要求学生“建三观”，即革命的人生观、劳动观、群众观。这是学生在学校学习的主要任务，也是衡量学校和教师工作如何的主要标尺。教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耗费了大量心血。他们课前认真学习研究《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以及鄂豫边区施政纲领等的精神实质，然后深入浅出给孩子们讲解。那些有理想、有朝气、活泼可爱的孩子，身上穿着粗布军装，腰间束着皮带，十分精神，上课时一个个坐在背包上聚精会神地听讲，不时伏在膝盖上用他们四处搜罗的废旧纸张记笔记。
形势教育和时事教育很受重视。每个班都有边区党委机关报《七七报》和第 5 师政治部出版的《挺进报》。每天组织读报学习。学校还经常结合边区党委的中心工作对孩子们进行形势教育和阶级教育。在参加减租减息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和“组织人民大多数”的群众运动中，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运用阶级分析的武器和解部麻雀的方法。深入调查农村各阶级、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加深了对农村阶级状况和党在农村各项方计政策的了解。
学校在敌、伪、顽夹击之下经常转移。教师抓住每次转移当作教育学生的极好机会，培养学生深刻仇恨敌人。坚决抗战到底的思想意识，和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自觉性。孩子们非常机灵，夜晚行军也很少掉队，转移到了新地方，他们三个五个地分到群众家里住，很快就和房东搞熟了，大爹大娘，哥哥姐姐，喊得亲热得很。还抢着替房东挑水打柴挽草把子，拾粪积肥。农忙时和房东一起下地栽秧割谷。离开住地时，上门板，捆稻草，打扫卫生。各班民运委员挨家挨户检查群众纪律，学生的劳动观、群众观就这样在实际生活中树立起来了。
文化知识教学，在学习内容上，强调针对需要，学以致用。洪山公学，行政干校建国公学各专业班，干什么，学什么。银行班学习银行会计、货币知识。税务班学习税务法令、税率、税则和累进法。财经班学习经济理论、财务知识。教育班学习教育理论、教材教法。正因学习紧密结合业务需要，才能实现时间短，质量高。真正达到速成。1942 年由于敌人疯狂“扫荡”，加之严重旱灾，边区财经极端困难，准备精简一批体弱病残的同志。边区党委为安置这批同志很费周折，他们为革命负伤流血，积劳成疾，且多已超过35 岁，文化水平较低甚至一字 不识。我请示边区党委批准，在洪山公学增设税务班，以三个月的时间组织这些同志学会了中国数字、阿拉伯数字、简单的笔算、珠算和征税的起征点、免征点累进法则等业务知识。毕业后，立即派往洪湖新区担任县、区税局、税务干部。这些跟着党战斗多年的同志，穿一身军服，腰间别着短枪，风里来，雨里去，哪里艰险就到哪里执行任务。碰到商人，他们能宣传税收政策法令。见了群众他们善于联系接近。碰到敌人或土匪，他们能勇敢作战。他们在复杂的环境下很快把税收工作局面呼呼啦啦地打开了，为解决部队给养和党政部门经费开支问题起了重大作用。
实验小学和实验中学的文化知识教学，限于当时师资设备条件，和战争紧迫需要干部的实际情况，这方面比正常情况下的普通学校要薄弱一些。实验小学以校长常健同志为主，编印了一套语文、算术、政治课本。语文注重语言文字的训练和应用文的写法。算术， 既学笔算，又学珠算，学生都会打算盘。历史课着重讲日寇侵华史。自1894 年日本帝国主义武装进攻我国一直讲到七七事变。实验中学还设有生物、理化课。生物课讲动植物和农业生产知识。理化课教些简单的力学、光学、声学和元素、分子、化合知识。有时教师还因陋就简自制教具或用玻璃杯、饭碗代替烧杯、器血做些简单的实验。
在教学方法上，则强调启发式教学。强调联系实际把知识学活学 好。一般课程都采取讲大课的方式，在坟包边、稻场上或大树下，找块门板做黑板，拾个破墙边的石灰块当粉笔，口讲手写，课就上起来了。课后组织讨论。各班都设有辅导员，辅导讨论，帮助同学们消化所学的知识。教师还采取多种形式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自然课和生物课，教师常常带着学生到田野里现场讲授稻、麦、棉等作物的生长过程和培育知识。农忙时候，教师带着学生和农民一起播种、锄草、收割、巩固已学的知识，同学们还自已开荒种些萝卜、白菜。359 旅从南泥湾带来西红柿种，同学们种上了。尽管学校经常转移，种了菜往往吃不上，同学们却学到了知识，培养了不怕苦不怕累的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有几次转移到新的地方，正好吃上前一次种下由群众照管成长 起来的蔬菜。同学们和群众共同分享劳动果实，吃起来特别鲜美香甜。1942 年边区党委决定实行丈量土地以反对某些地主瞒报田亩以逃避田赋负担的不法行为，教师就带领同学到田边上数学课，让他们量的量，算的算。运用面积公式和三角公式，把那些奇形怪状的田地面积又快又准地计算出来。
李实酷爱教育事业，在担任繁重的行政事务的同时，还先后兼任洪山公学、行政干校、建国公学的校长职务。并要求边区党组织和行署派一批得力干部担任了育才学校、实验中学和实验小学的校长。教育处直属的学校，确定了三条办学原则：在教学内容上，以政治教育为主、转变学生思想为主；在教育对象上，以于部为主；在时间上，以速成短训为主。
教育内容既考虑当时的战争环境，又着眼于长远利益和要求，着重学习《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鄂豫边区施政纲领、中国共产党党史、近百年中国革命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等。使学员了解党的抗日方针政策、边区政策法令；懂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知识，以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坚定民族气节，提高政策水平，坚定不移地投身于抗日战争。
李实在教育实践中，把旧学校教务处和训导处合并为教导处，要求教书必须教人，使学生树立革命人生观、劳动观和群众观。他除亲自上大课、编课本外还组织师生参加边区的实际斗争，他们既是学员，又是战士、工作队员，学用结合，迅速成长。
战火中，缺少教师的困难还好克服，难就难在怎样保护师生的安全。新四军第5师，抽一个排的兵力，归李实指挥，保护师生安全。李实就把这些战士分到名个学校。教学生掌握一些军事知识。如在夜间和雨天怎样辩别方向，怎样选择有利地形隐蔽，怎样快速打背包等。平时，让学生过半军事化的生活，遇到敌人“扫荡”，背起背包就转移。敌人退了，解下背包，天地当课堂，背包当凳子，膝盖当桌子，立即上起课来。有时与敌人周旋，敌人刚退，战斗还在远处进行，学生们就在山谷中上起课来。枪声、炮声、读书声，交杂在一起，倒也充满乐趣。有时候，敌人突然袭击，来不及撤离，学生们就分散到各农户中，不用化装，这些本来就是农家出生的孩子，一会就跟着各自的“父母”到田头拾穗，在山间打柴。敌人怎么也想不到他们就是未来的抗日英才。
由于孩子们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学校文化体育活动开展的很活跃。每天同学们拂晓起床 ,7 分钟整理内务穿好衣服到操场早操跑步， 上体育课时，同学们用被絮旧袜子缠的足球在稻场上比赛。军事训练课则练习队列、打靶、劈刺、投弹。音乐课教唱的抗日歌曲是边区的青年作曲家邓耶同志创作的富有民族风格和边区特色的歌曲，很受同学们欢迎。边区的年轻的歌手兼乐队指挥皮革同志是同学们最喜爱的人。在他们的指挥下，课余时间，抗战歌声不绝于耳，饱满的战斗情绪经常荡漾在革命歌声中。情景十分动人。
每天傍晚是文体活动时间。全体师生自由组合，有的在稻场上踢 球，有的在天并边打乒乓，有的打竹板，吹口琴，拉自己做的土胡琴，有的围成大圈子提迷藏或者玩“碰球”的游戏。359 旅从延安带来的陕北秧歌，同学们非常爱跳。短短时间都学会了。这样跳着唱着，一天的疲劳都抛到了九宵云外。
对于第二种类型的学校，即各专区、县、区、乡办的中小学，边 区教育处除供应教材和每年召开几次会议学习教育方针，统一教育思想外，日常的教学和行政工作由各县教育科主管。这些学校数量甚多，人员复杂。与边区各阶层人民关系密切。对他们的改革，不能操之过急，只能在承袭过去的基础上，通过教学实践逐渐求得改进，以稳步地朝着新民主主义教育方向走。学制方面。他们仍然采用6 年制。教材方面。教育处组织了教科编审委员会。主持编了小学国语、算术和常识课本，采取石印、铅印、木板刻印各种办法，由边区交通总局护民夫翻山涉水往各县分送。当时规定，我们的教材供应不足时，可以选用国民党的除“公民”课以外的旧教材。汪伪的卖国教材，则绝对不准用。有关的会议请他们参加。1943 年春天在黄陂的杨家冲召开的边区文化工作大会，信南、鄂东、鄂中、天汉几块基本区的一些教师都参加了，老中青知识分子三四百人济济一堂，热烈地讨论了边区的教育方针问题。1944 年春雨绵绵之际，在陂安南召开教育会议，也重点通知黄陂中学、应城中学的教师参加。每年“五四”青年节，“七七”抗战纪念日，边区教育处直属的实验中学和实验小学，常常与地方中小学师生联欢，互相访问 , 开座谈会 , 互相观摩教学，还举行各学科的竞赛。有时实中实小还应地方学校的要求，留下个别教师在地方担任一个时期的政治课以协助他们完善政治教育的内容。
鄂豫边区族学特多。较之华东、晋察冀、晋鲁豫几个根据地很不相同，这是土地革命时期边区阶级斗争激烈的产物。是地主阶级用以从思想上统治农民的工具之一。抗战爆发，农民子女无处就学，族学由此获得发展。特别是鄂东地区江、吴、陈、谢这些大宗族的祠堂里都开办了族学。黄安( 红安 ) 吴家的族学，黄安黄陂边界二程家办的族学，不但有完全小学，还有中学。
我们对举办族学的当权人物，如族长、董事长和士绅，本着统战原则，鼓励他们办学，团结他们参加抗日文化教育事业，对他们中与国民党顽固派串通一气打击抗日民主力量的，则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进行斗争。对他们中个别与日伪汉奸勾勾搭搭，或利用办学为国民党顽固派搜集情报的，我们则坚决予以打击。族学中的教师，多是乡村贫苦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特别是由于他们生长在边区，受过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影响，很多人思想上倾向进步，易于接受党的教育，具有民族意识。我们在工作中把他们与主持办学的当权人物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接近他们。如二程家族学中就有几个进步教师，经过我们的帮助，在学校中处处按照党的教育方针办事，学校办得很成功，以后有两名教师光荣入党。
当时教育处对族学实行领导。主要是规定他们必须采用教育处编订的教材。要求他们认真进行文化知识的传播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游击区的族学，可以教《三字经》，教“子日学而时习之”，但任何时候绝对不准教汪伪汉奸政府编的那套教材。如果采用，便是违犯边区政府法令，必须严加惩处。日伪来“扫荡”，这时可以准备几套汪伪教材摆在桌面上应付敌人，但决不准许讲授。至于学校 人员的任用，经费的收支，我们不加过问。只每校分发《七七报》一 份，算作民办公助。使他们师生及时了解抗战形势和边区政府的政策法令。边区的私学为数也不少。宗族祠堂或豪绅大姓的屋里腾出一间两间房，聘请个老师，摆上桌凳，学就办起来了。对这些私学，我们也公助一份《七七报》。私学教师。我们也同样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毫不歧视。教材，能用我们编订的就用，不然就教《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书，同样不准采用汪伪的汉奸课本。
声势浩大的群众教育运动
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要动员群众，组织群众，鼓励群众走上革命战争的道路。懂得革命的方针、路线、政策、措施，一定要有深入人心的宣传教育工作，一定要把学校教育与群众教育结合进行。通过学校教育有重点的培养新生力量，通过群众教育，造成声势，扩大影响，形成不可抗拒的洪流，推动革命的迅猛发展。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之下，边区对进行群众教育的主要形式 ---- 冬学运动十分重视。
边区党委亲自领导冬学运动开展。每年从11 月就开始准备，由党 委和行署发出开展冬学运动的通知，号召党、政、军、群都来参加这个规模宏大的群众教育运动。并提出当年运动的要求，部署行动办法。冬学动员的力量十分广泛，从组织领导方面，边区党委宣传部、民运部、边区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共同参加组成边区冬学运动委员会，进行领导。边区教育处作组织工作，各县相应成立县一级的领导机构。教学人员方面，则邀请边区各类知识分子如地方中小学校族学、私学的教师共同参加。边区党政领导人和各县领导人。往往亲自登门聘请当地有名望的教师和开明士绅。使冬学运动不仅成为一年一度男女老少踊跃入学搞得轰轰烈烈的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学习运动。同时还成为一年一度的密切联系知识分子的活动。
冬学运动的主要任务有三项，一是政治教育运动，二是生产运动，三是文化识字运动。三项任务紧密结合，而以政治教育为主，以识字教育为中心，通过识字教育进行政治教育和生产运动。
正式开学以前，首先培训教师。组织来参加的各类知识分子学习边区党委和行署的通知，学习时事政策，学习教材教法，给从思想和业务上的武装。到秋收冬耕后，冬学运动便大规模展开。晴天在稻场上，雨天在堂屋里。自带小凳的农民密密麻麻坐成一片。冬学教学首先是进行时事教育，讲全国的、边区的抗战形势， 讲支援抗战的任务要求，讲党的方针政策。动员人民，宣传人民，为争取抗战胜利贡献自己的力量。日常教学中，经常读报，宣传我军的胜利，揭露敌人的罪行，提高群众的民族自信心，认清抗战必胜的前途，鼓舞群众为争取最后胜利而忍受当前的艰苦。克服当前的困难。识字教学。一方面结合生活和生产的需要教农民认识数目、日月季候、稻、麦、棉、镰刀、锄头、纺线车这些字。教他们打算盘。简单的笔算、记帐。另一方面，还教他们认识共产党、抗日民主根据地、汉奸卖国贼等等经常听到的名词，深入浅出地讲清其基本概念。帮助群众了解基本的政治常识。冬学并结合识字教学，讲些生产知识如选种、中耕、施肥等。实际组织群众进行冬耕，搞好越冬作物田间管理。鼓励群众搞好生产，支援抗战。冬学还向农民宣传民兵训练、防奸防特，宣传变工互助的组织办法和好处，引导农民搞好冬防，走变工互助的道路，战胜生产中的困难，夺取丰收。
每年冬学要持续到第二年春耕大忙前结束。前后有 4 个多月时间。中间要小结几次，结束以前，再进行全面总结。农民们谈收获，谈经验，内容十分丰富。每年春节前后，边区教育处还要发动各校师生和我们领导的楚剧队以文艺形式，同烈军属和广大群众联欢。我们名之“贺年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规模盛大的群众教育运动。浩浩荡荡的文艺队伍到各村演出，舞蹈、活报剧、话剧、京剧、楚剧、道情、大鼓，多种形式一起登台。演出的内容主要是宣传抗战必胜，揭露敌伪顽罪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感谢人民的支援。演出没有服装，就向群众借。没有油彩，就用猪油代替。没有画眉笔，就捡根烧焦了的柴画。还有装扮的五颜六色的彩莲船、蚌壳精、高跷， 向烈军属和群众拜年。在冬天的阳光下队伍往稻场里一摆，锣鼓一敲，男女老少都蜂涌前来，伴着咚咚的鼓声，演员们唱起来：“老百姓，真胆大，打起仗来，抬担架，抬担架，还不算，又送茶来又送饭。”彩莲船也团团转地划了起来，一边划一边唱：“新四军，哟哟。老百娃呀，呀嗬嗨……一家人哪，嗬嗨。”这一划一唱，热烈异常。大家乐得笑哈哈，把边区军民的心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了。
1943年，我们从实验中学和实验小学抽调了几名教师和13 名同学，组成巡回教育宣传团，以文艺轻骑兵的方式，深入群众开展文艺宣传活动。巡宣团自编自演，内容紧跟形势，通俗易懂，也演出边区文艺团体创编的节目。所到之处，大受欢迎。如演出的大鼓词《周志坚三打孝感城》，取材于边区的战斗生活，歌颂了我军不畏强敌，英勇善战，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对群众鼓舞很大。小调《伪军月下叹五更》，描述了伪军中的士兵悲惨处境和“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心情，对瓦解伪军很起作用。实验中学教师皮革同志的拿手好戏：《东条求救希特勒》，刻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外强中干的丑态。还用旧瓶装新酒形式编了京剧《新苏三起解》《打渔杀家》。寓教育于文艺，都受到了群众的喜爱。
边区教育工作的成果
边区当年就是这样，在几乎无日不打仗的动荡环境中，坚持了教育工作。一批一批新生力量源源不断输送到蓬勃发展的革命事业中。总计在几年时间里，通过教育处直属学校培养的人才，不下8500 人。毛主席教导说： “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 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练，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我们正是这样做的，从而使日本侵略者处心积虑地从思想意识上消灭我们，使我们的正义事业后继无人的恶毒计划，被我们所粉碎。这8500 名受到党的教育受到革命根据地老传统熏陶的毕业生，首先，他们是具有革命坚定性的革命者。他们经受住了极端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有的还经受住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酷刑、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等种种严峻考验，他们无愧于党的培养。1945 年王震同志率领 359 旅自边区南下湘粤抗日，急需一批政治素质 好又有文化知识的青年补充到部队担任通讯，译电等机要工作，他们从“实中”“实小”抽调了127 名十三四岁的学生。这批青少年立即愉快地接受任务，随着部队离开边区，几千里行军作战到达粤北。日寇投降后。中央电令359 旅迅速北返。蒋介石趁机调动大军对我359旅前堵后追左右夹击。部队处境万分艰险，加之山洪暴发。这群青少 年和战士们一起不屈不挠，勇敢战斗。大多数作战牺牲或被山洪淹没，为革命贡献了他们最宝贵的年青生命！在边区，日寇经常捕捉我们的学生，被捕的同学在日寇的酷刑面前，坚持斗争，勇敢无畏，表现了高度的民族气节。1943 年日寇在黄陂梅店附近河汉公路边抓去我11名青少年。关在他们的土牢里，使尽威胁利诱各种手段。11 名中国青少年毫不动摇。其中实小学生王章祥最为坚决，他还组织大家设法越狱逃走。日寇发现后，放狼狗把他咬伤，他用盐水洗洗伤口，仍然坚持斗争，在旁伪军见了都感动流泪。1945 年9、10 月间，此时日寇已经投降。我实验小学与应城小学合并后转移到信南。因信南指挥长潘道武和信南原与我有统战关系的大地主曾怀阁相继叛变。将我200 名师生一起捉拿下狱，严刑审问。他们顶住了这股风， 没有一个叛变的。边区的教育确实起到了建设思想上的长城的作用。
这 8 千多名学员，当年充实到边区党、政、军、群、财经、文教各个部门，真是一股不小的力量，起到了为生产、为战争服务的重大作用。许多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和革命建设时期，始终奋战在各条战线上，很多已成为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领导干部和骨于力量。有的当年是十来岁的少年到边区上学，现在已经在一个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有的原是一般妇女，由边区育才学校毕业后参加革命工作，现在已经成为著名大学的总务长，中等专科学校校长；当年年纪最小总是坐在彩莲船里向烈军属拜年的小同学。现在已经在人民解放军中指挥千军万马。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
地方办的中小学校以至族学、私学，也培育了大批人才。他们在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传播文化知识，抵制日伪奴化教育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教育，推动抗日斗争方面的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
几点体会
（一）党的领导是办好教育事业的根本
边区党委很重视文化教育工作对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配合作用。李先念同志就说过：“我们在边区的任务有两项：一项是盘枪，一项是盘人。”这“盘人”指的就是政治文化教育工作。边区主要负责同志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许子威，都兼任过各学校校长。当时办学校的困难之一就是缺乏教师、缺乏干部。边区党委在人员极紧而形势发展极快的情况下，尽最大可能先后给教育战线派来一些干部，使教育工作得以开展，一所又一所学校得以创办和坚持下来。
1942 年 3 月 22 日边区第一届各界抗日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鄂豫边区施政纲领》， 明确地指出了教育工作的任务。其中第 21 条指出：“发展边区抗战文化教育，提高边区人民文化政治水平，提高民族气节，粉碎敌伪奴化教育与亲日反共宣传，普及国民教育，推广识字运动，减少文盲，改良私垫，训练师资，改善教员待遇，推广书报发行，加强干部学习，提倡文化娱乐，爱护与培养知识青年，救济失学失业青年，奖励学术研究，健全正规学校。”这就具体体现了边区党委对文化教育工作的领导和要求，也是我们从事文教工作的奋斗目标。边区党委确定了中心工作，就通知我们，使各个直属学校能够紧密结合党的中心任务进行教学，并参加到中心工作中去。既提高了师生的政治觉悟。又充实了教学内容。
在边区党委重视下，边区的部队新四军第 5 师也满腔热情关怀教育事业的成长。敌伪顽军“扫荡”骚扰的情报总是及时送到学校，还经常派出部队保护师生通过封锁线安全转移。有一次在安麻边，部队在两边顶着敌人猛烈的炮火打了几个小时，掩护洪山公学，实验中学、小学1千多名师生从敌人的包围圈里安全地转移。对学校教育工作，部队更是大力支持。部队首长有时到学校讲雪山草地的艰苦历程，向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部队并派出团级干部到学校担任军事训练工作。
边区各级党委也很重视教育工作。每次各校招生，地方党委都尽职尽责地选送学员，保证政治质量，对办好教育事业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支部建在班级或学校是办好教育事业的保证
土地革命时期，红军能以弱胜强，所向无敌，基本经验之一就是党支部建在连队上，起了堡垒作用。我们继承了这条成功的经验。洪山公学、行政干校、建国公学，各班级建立党支部。实验中学、育才学校和实验小学，开始时因党员不多，三校教师成立联合支部，学生单独成立支部。以后党员发展了，三校教师党员也分别建立了支部。
各个党支部适应战时环境，工作坚强有力，成为各校的战斗堡垒。带领全校师生不避艰险，勇猛向前。支部经常给党员进行政治教育、党的知识教育，开支部会、党小组会，传达文件，讨论党的中心工作，进行敌我形势的分析，研究如何搞好教学任务和师生的团结，等等。把学校较为重要的工作几乎全部置于党的关怀筹措之下。党支部还积极慎重地进行党的发展工作，培养积极分子。提高他们的民族意识和阶级觉悟，发挥他们在教学、行军转移甚至作战中的保证作用，帮助他们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当年，在农民的茅舍里，在清油灯下，支部多次为新同志举行入党仪式，使党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共同的意志，共同的奋斗目标，把全校师生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在边区党委领导下前进。
特别要说到的，是当时党支部工作中明确的敌情观念对保证师生的安全和全校艰苦奋战依然斗志旺盛起了决定的作用。日寇不断疯狂“扫荡”，顽军经常进攻袭击。学校党支部时刻注意敌情，周密地考虑行军转移过封锁线中的各种问题，在党支部的部署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影响下，在军事大队长的组织训练下，每次敌顽来袭，师生都能有序有计划地安全撤退。实验中学和实验小学学生年纪小些，个别的只有六七岁的，他们已经养成习惯，晚上睡觉时，衣服鞋袜按规定放好，背包带子枕在铺下。半夜一有情况，孩子们听到号令都能在半小时以内穿好衣服，打好背包，跑到集合地点列队出发。行军中，大的带小的，身体强的带弱的，穿过封锁线或过河时，老师和大同学就把小同学架在肩上过去，在这个艰苦而又充满革命温暖的战斗集体里，孩子们就这样愉快地锻炼成长。
当时在边区，也有个别同志无视革命教育的阶级性，无视革命教育与封建教育的区别。否认教育必须与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并为之服务的原则，主张把《书经》等封建古籍作为中学语文教材，这在炮声隆隆的边区，真是莫大的讽刺。后来教育处通过组织教师学习讨论教育方针，把这种倾向纠正了。
（三）群众支持是办好教育的重要条件
正如我党各项事业必须紧紧依靠群众来办一样，教育事业也必须依靠群众来办。特别是战争环境，逼使我们采取游击教学方式坚持教育阵地，更要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与群众息息相通、生死与共，才能使学校教育和群众教育得以生存和发展。
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在党的领导下出生入死流血战 斗的鄂豫边区人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深厚的革命感情，把党的教育事业看作他们自己的事业，把革命的师生当作他们的亲人，给以无私的支援和深切的关怀。他们给学校送情报、打掩护， 保卫师生的安全。学校每转移到一个地方，全靠他们提供住房、开会和晚自习的场所、黑板(门板 )、晚自习的油灯、凳等等用具，锄头、镰刀、纺车等劳动工具。在鄂东陂安南一带，何家大湾、陈家楼、陈家老屋，都是学校常住的地方。晚上，几个学生在堂屋里围着油灯看书学习，房东老婆婆、大嫂子就着灯光在一边纺线做活。这情景到现在还历历在目。
群众在危急关头豁出全家性命以保护我师生安全。这样的事例层出不穷。黄冈叶店一家农民，在日寇包围“扫荡”的危急时刻，把实验中学一年级学生杨争荣收藏在他家床底下。这时敌人从路边草从里找到了杨争荣在分散隐蔽途中藏下的背包，气急败坏地跟踪追来挨户搜查新四军。敌人闯进这家，这位农民同志上前拍胸保证说：“这里实在没有新四军，如果搜出来了，我的头都不要。”日寇见他说得嘴硬，捅破几个缸缸罐罐就到别处去了。杨争荣在床底下听得一清二楚。脱险后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记叙这次群众保护他的经过，题目是《再生》，刊载在教育处主办的刊物《青年战线》上。关于这件事， 《黄冈农民》报也发表了一篇小品《人头结》，边区《七七报》曾予转载。另一次，教育处在行军途中在大悟山马吼岭休息时碰上敌人“扫荡”。枪声大作，我军已与敌人遭遇。实验中学副校长吴芷英同志急忙躲进了附近的一家农民家里，操着一口上海话向农民老婆婆说明情况。老婆婆立即拿出一套旧布褂换下她的军衣，还给她头上包块破布，脸上抹些锅烟灰，把她推上床钻进破棉被里。敌人进来了，端着枪逼问床上睡的什么人，老婆婆说是她媳妇，病了。敌人放下枪，就在屋里烧火做饭吃，老婆婆始终不露声色。敌人吃罢饭集合走了，吴芷英同志安然脱险。
（四）游击教学是战时坚持教育工作的好形式
在战争环境中开展教育工作，必须改变原有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也就是说要勇于打破原有的旧型正规化学校的一些老框框，以适应紧张的斗争环境。在鄂豫边区，我们能在整个抗战时期始终坚持办学，正是由于我们看清了这一点。从边区的实际出发，采取了游击教学的形式。这个形式灵活机动，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把边区根据地被分割成 70 多个小块。敌人频繁“扫荡”出击，有时敌顽夹击所造成的困 难被我们胜利地克服了。
当时，学校没有固定的校址，随着战局的变化，一有敌情就转移，一安定下来立即抓紧教学，有半天安定的时间也不放过。历史地理课，一律打破班级界限，集中听大课。军事训练，文艺体育活动，全体参加。这种方式使学校在被动中争取了主动。有利于实现培养目标。
1943 年，为应付日寇愈益频繁的“扫荡 " 和顽军三天两头的进攻，实验小学 300 名师生还到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苏区的一块根据地黄家冲，实行分散教学。这里有20 多个村子，地处大、小悟山中，交通不 便，群众基础好。师生在一个夜间隐蔽进入冲里，五六个学生编成一组，分散住在老百姓家。教师巡回到各组教学。情况紧急时，各组派出“小先生”到老师那里听讲，回去再教给其他同学。有几天情况特紧，孩子们分散隐蔽在山洞中和树林里。这样坚持了半年多，教学上取得了较好成效。还帮助黄家冲办起了几所民小和夜校，方便农民的子女入学。到环境稍好转后，实小师生才在农民依依不舍的情绪下离开了那块老根据地。
(五师分会供稿 李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