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是作者彭鸿章对1946年随新四军五师江汉军区突围及随后在敌后坚持游击斗争的个人回忆录。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调集20多万兵力包围新四军第五师。1946年6月，江汉军区奉命西渡汉水战略转移，经多场战斗抵达鄂川陕边区。同年9月，李人林率部重返鄂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以牵制敌军。作者被分至京山、钟祥、随县游击区任政治协理员，在毛儿沟遭敌突袭后，带领小股武装在大山森林中与敌周旋，依靠基本群众支持，克服缺粮、严寒、封锁等极端困难。因敌我力量悬殊及伤病、逃亡等原因，部队大幅减员。1947年春，作者决心寻找主力部队，经大洪山、大悟山辗转至大别山，找到何耀榜司令员并加入其坚持斗争。同年夏秋，刘邓大军南下后重新回归主力。本文真实记录了中原突围后敌后游击战的艰苦历程，体现了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在绝境中的坚定信念与顽强意志。

关键词：中原突围；敌后游击战；江汉军区；李人林；何耀榜；解放战争

一九四五年秋，侵略我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不抗日的独夫民贼蒋介石，在其美帝国主义主子的扶持下，下山抢夺英雄的抗日军民的胜利果实，发动反共反人民的战争，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我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一九四六年春夏，蒋匪帮对我新四军第五师在鄂豫皖地区坚持抗日的李先念部队，动用20多万反动武装实行包围。我新四军五师在最高统帅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为解放全中国，暂时由鄂豫皖地区作战略撤退。

江汉军区突围情况

我所在鄂中地区的江汉军区是新四军五师的一部分。有除地方团部队外，直辖一个独立旅、一个供卫团，司令员罗厚福，政治委员文敏生，副司令员兼副政委李人林，政治部主任旷铁。机关有司、政、供、卫四个部，供给部长李云，卫生部长谈太阶，副部长李某某。供卫是一个党总支部，我是供卫政治协理员，副政治协理员廖某某。战略撤退前，我江汉军区驻扎在大洪山区的双河一带，于1946年6月3日按上级统一部署作战略撤退。从驻地出发，经流水沟西渡汉水（又叫襄河）。我们江汉军区是在师的兄弟部队15旅前先渡的襄河。渡河后就围阻击宜城之敌，打南漳县，分兵两路攻房县城，克保康县敌人，吓跑了竹山、竹溪两县敌匪军。还经过一些战斗，胜利到达鄂川陕边界地区，与我师的兄弟部队一纵部等汇合：在陕西的安康……

返回敌后坚持游击战牵制敌人

到达鄂、川、陕边区活动不久，上级决定由李人林同志为司令员兼政委，带领一团和一部分干部返回敌后（原我鄂中根据地），联系留下坚持的同志，展开游击以牵制敌人。我兼任一团政治处组织股长干事，约在9月初，仍然经流水沟又东渡汉水，一路经多次战斗，到达洪山，打了客店坡之敌。到京山的大小花岭地区后，李人林同志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研究要搞大、小股武装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相结合。确定分留部队（两个连）和干部，建立两个武装游击根据地区：以京山、钟祥、随县三个县地区为一块；以天门、潜江、沔阳地区为一块。两个地区分别成立总支队部。我是分在京、钟、随总队部任政治协理员的，政治委员是李冠群，兼总队长的是彭友德（原留下坚持的县委员负责人），副政治委员张代松，部队是警卫连，一团三营副营长和副政治教导员分别兼连长和指导员，邱凤池任第二连连长。李人林同志做了动员部署后，第二天带着一团其余部队打大圈子的游击去了。

毛儿沟遭敌袭：

我们与坚持在京山地区的彭友德等人联系后，一天行军住宿到毛儿沟。当时去天、潜、沔的干部和部队还未走，同去一地。晚上，我们在靠近九连的一个独立家属群众家里开会，研究如何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展开武装游击斗争和建立游击根据地等问题。约在下夜一两点的时候，遭到敌人突袭，包围了我们的驻地，机枪、步枪封锁了门的出口。我们冲了出去，我抓着九连一个排，一块突出去了。在山上活动，找到了连长邱凤迟后，又在另一山上找到了供卫部的廖副协理员和区长吴传银等人。其余的长期未能联系上。从此，我们就带着这小股武装，在京山、钟祥两县之间的东桥、孙家桥一带的大山森林里活动，坚持与敌人作周旋斗争。

依靠基本群众坚持与敌人进行斗争

处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以保存自己为主。了解到在毛儿沟夜袭我们的敌人，是从汉水（又叫襄河）以西尾追我部的敌军暂编新十五旅，他们与当地反动政权武装相勾结，对我活动地区实行封锁围剿，妄图消灭我们。敌人在敌后高山和大道要口，到处分别以连、排为单位驻扎军队，设卡检查来往行人。强施村村连坐法，强迫群众在大村庄头、人行路口晚上站岗放哨，监视我们的行动。要老百姓发现了新四军马上报告，不准供给粮食物品，否则以通匪论，要坐牢杀头。组织武装搜山，我们白天在山上隐蔽，晚上转移下山活动，但每次行动的方向容易被敌人发现，敌人马上就会出动军队围剿这一带地区。我们生活、战斗在大山森林里，依靠住在山上的基本群众支持，提供些情况。而下雪天气就在石崖下度过风雨雪夜（在1946年9月以后到1947年8月，大都如此生存，很少能在群众屋里住一通夜）。有时情况紧张紧急，几天吃不上东西，茶缸、竹筒、群众从山上被赶下留下烂坛罐子，都成了我们做饭吃的工具。敌人设法围剿我们，又采取更加毒辣的手段，推行捁缩反动政策。把家住在山上的分散的老百姓，都强迫搬家，赶到冲垱上或山脚下大村里去集中住，只准定时上山种地，什么时候去还要经敌人的准许。那时我们的情况更困难了，但这些农村地区，都是抗日时期我们游击斗争根据地。基本群众心向共产党，关心子弟兵，对我们是很支持的。敌人强迫他们放哨监视我们的行动，但我们在晚上活动的时候，老百姓发现了我们，用点火吸烟或咳嗽，使我们知道那里放的有哨，必要时另选路走，也避免他们马上报信。敌人让晚上带路搜山时，群众估计我们晚上或者白天可能去的地方，就想法避开这些。群众知道我们缺火种，他们上山种地时，就去原住房墙上留放火柴。遭敌袭击打散后，还有一位会计带钱很少，给吃了群众的饭钱、安置伤病号，一天就用完了。动员干部把身上还有的三元两元钱拿出来，也不济事。吃的都是基本群众的，怎么办？在一段时间里吃了老百姓的饭，就给打个借条，他们讲明共产党、新四军不会垮，暂时有困难，你们也在困难条件下支持我们，将条子保存好，以后定还要感谢你们。长期多次，群众他们也办不到。我们研究打土豪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次跑到距离相公所一里多地的新贺集锅厂，找锅厂老板讲明道理，借了20万蒋币（20元），解决了吃基本群众饭钱问题。去大别山前，又查了一家地主，借了大别山路途中的饭钱…

因敌情和种种原因小部队大减员

从毛儿沟遭突袭后，我带着突围出来的和在山上收集的突围战士，共有50多人。因伤病安置、情况紧急夜行军掉队的，及动摇开小差的（九连大多数是天、潜、沔地方去的，我军战略转移时升级补充的新战士），有一个晚上，包括一个副指导员，一次逃跑了15个人（未带枪支）。又一次，我通讯员熊干伙同3人，带两支枪逃跑了，到当年11月，就只有十六七个人了。吴传银区长带有四个人，也只有20人的样子。约在11月到12月之间，已多次下大雪，下雪天气冷了，敌军大部分从山区撤走，敌情有所减轻，活动地区大些了。曾准备去渡汉水，到襄西找荆（门）钟（祥）山区坚持斗争的许猛、叶尧若等。来到抗日时期多次渡的襄河边一字街，找群众了解到，地方伪保安团在大修碉堡封锁襄河，连群众打水的桶子也与船一起收锁在敌人碉堡监视下面，我们未能过去。我又问区长吴传银找彭友德他可能在的地方，他说有个地方（大小花岭山里几个地方），他最要紧的时候可能去，但不能暴露那个地方。他提出要我们可分两股去，要我带几个人同他一路，另一部由廖副协理员带着，他派个熟悉路的人，一路定地点联系。同意吴的意见，我们几天后才找到彭友德。在联系廖副协理员那部分人时，未联系上。吴传银的通讯员回来说，在一天晚上他睡着了，廖副协理员他们自己走了，不知道他们哪里去了。我才知道这个事，这时，我同邱凤池原部队只有四五个人了。

找部队找到大别山，找到何耀榜司令员

一九四七年春，约在2月初（春节期间），张代岱松同志单枪匹马，一个人找到他认识的一个复员军人，通过他打听到我们的消息。一次，邱凤池带人出去活动，和他联系上了。他谈了部队受损失不大，把警卫连交原三营长沈某某带着打游击，他同李冠群想化装北上（既要到黄河以北解放区去）。他与李冠群分散各隐蔽一个地方，李冠群一次找到了李人林同志带的部队，跟着走了。（据一九四九年我见到李人林同志时，他说他曾经两次到大洪山一带找我们，都未联系上。）张岱松一个人没走成，又来找我们。我们给他介绍了情况，研究了是找部队，还是就地与彭、吴一块坚持的问题。张岱松主张化装北上，我们说不带武装不行。我与邱凤池坚持找部队，当时即听到有我部队在三里岗一带打了敌人、打了胜仗的好消息。最后决定与彭友德等同志讲清楚，我们要去找部队。二三月间，我们离开了大洪山的大小花岭地区。我们一路有邱凤池、通讯员小米、通讯司号员小李，同来的米某某、曾某某（原同彭友德一块工作过的，是部队的，要同我们一路走，友德同意）、张岱松和我，共七人。有短长枪七支（驳壳枪和手枪五日本马步枪一支，捷克式一支）一路打听我部队走过的路线，由大洪山区出发经三里岗，柑林？，大邦店，由王家店一带过京汉铁路，走大悟山到黄安（现红安）大别山区。在红安山区发现敌人写的标语“消灭共匪，活捉何耀榜”等反共标语（何耀榜系我新四军五师罗（山）礼（山）经（山）军区副司令员，我们就找当地群众了解何司令员什么时候到这里来过，群众对我们讲，两个月前他带着十多条短枪，还有机关枪从这里走过。因此估计他很可能还在这一带，确定想法找到他，当时想找到何司令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了解知道些上级指示，二是想搞一张地图，我们从大洪山到大别山的行军过程中，都要利用敌伪政权乡，保交界地， 又仰仗密茂的山连山的山林才好休息和行动，又多是晚上上路，深感没有地图的困难，如找不到李人林所领带的部队，要找军部去，那些走要的地方都是未走过的，更需要地图。没有地图困难就更大，所以决心要找到何司令员。

我们到达大别山区，稻秧已快栽插完了。大约是4月底5月初了，经过许多曲折过程和时间，才找到了何耀榜司令员（他是住在山上的）他给我们讲中央有指示要坚持斗争，说今年（即1947年）秋冬大部队不南下，就要坚持两三年。表示：你们要找部队，或者找军部去都可以。他又说最好你们就留在这里，同我们一路坚持斗争，我们交换了意见，同意留下跟他们一块坚持斗争，他就给我们画了一个活动地区红安县。以红安的开荒保为安全地（是老苏区又是抗日根据地，群众条件好）又给了两个武装乡导同志一块，展开游击根据地建没工作。

大军南下回到了鄂东军区

一九四七年七八月间，何耀榜在一次临时联系会上找我谈话，要我准备在冬季去联络各分散坚持斗争的同志，打通彼此关系，并配给我一个手枪班、一个步枪组，担任督导联络员。这项工作尚未正式开展，刘邓大军就挺进大别山。随后，何耀榜与张体学（时任鄂豫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在大别山坚持游击战争，发展黄安（今红安）根据地。我在麻东县东益州区、麻西县福田区开展土改工作。

要求回江汉军区：

一九四八年六月，组织决定调我回江汉军区，我同意后，便介绍正在参加会议的江汉军区政委刘建勋同志，一同返回了江汉军区。

作者简介：

彭鸿章（原名彭传炳，曾用名彭洪章），1920年4月出生，湖北荆门人。1940年9月参加新四军，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新四军五师襄西独立团、15旅45团等部司务长、参谋、组织干事、组织股长、政治协理员等职，参与对日伪顽军多次战斗。解放战争时期，随部参加中原突围，坚持大洪山、大别山等地游击斗争，历任工作组长、区长、区委书记、干部队政委。建国后，曾任中央军委政治部干部科科长、湖北省军区训练团政委、荆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后转业至第三机械工业部（后为第五机械工业部）所属791厂、661厂、5049厂任党委副书记、书记。1983年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256厂离休。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1957年晋升中校，荣获三级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91年逝世，享年71岁。

彭丽华：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五师分会 二代会员 彭鸿章之女

张鹏：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五师分会 三代会员彭鸿章之外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