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三人小组、伤病员转运、中原突围、转战东北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全国人民盼望着久违的和平。坚持了八年抗战的新四军五师，官兵们也期盼着安顿下来共建新中国。毛泽东主席亲赴重庆谈判并签订《双十协定》，更让这份和平的希望愈发真切。部队里传达了“和平民主新阶段” 的精神，有的战士准备复员，有的等待整编，还有人做好了接管日占区城市的准备。
然而，蒋介石政权并无和平诚意，消灭共产党武装仍是其首要目标。地处平汉铁路两侧的新四军五师，被国民党视为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1946 年初，国民党调集约三十万大军，逐步合围五师近六万兵力，企图制造一场比 “皖南事变” 更为残酷的“中原事变”。中共中央洞悉其阴谋，多次电令五师准备突围。周恩来副主席以三人小组（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中共代表周恩来，美国代表马歇尔）成员的身份，亲赴中原军区与李先念等领导同志商议部队思想状况与面临的形势，筹划突围策略，全力保全革命力量，尤其是根据地多年培养的干部队伍。
此次突围兵分好几路，“化装突围”便是其中重要一支。师部特意设立“化装转移站”，五十多名工作人员忙前忙后：给旅、团级干部伪造身份、置办行头、规划逃生路线，并安排专人一路护送。我的父亲潘德表当时担任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母亲石坪是政治部指导员，夫妻俩都在化装突围的名单里。【左图为1945年抗战胜利后母亲石坪（前排右第1人）和战友们】父亲是广东人，一口外地口音反倒成了“天然掩护”，组织安排他和另一位女同志假扮成走南闯北的商人，对外说辞就是护送“嫂子”去找“大哥”，目的地直指邯郸。可惜父亲生前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记录这段惊险历程，母亲也极少细说途中细节，如今我无从得知二人路上是否遭遇波折，只知道这支队伍最后全员平安抵达邯郸。
1971 年，我见到时任干部旅一团副团长的白相国伯伯。他告诉我，父亲动身前夜与他同榻而眠、彻夜长谈，二人研判时局、畅谈前路，坚信必将粉碎国民党的进攻，迎来革命最终胜利。随后父亲辗转到达华北解放区，而白相国伯伯则随部队打出了包围圈，这次分别竟成了这两位战友的永别。
父亲的战友余潜时任独 2 旅政治部主任。按照中央命令，他们突围后重返根据地，不料再次遭到敌军包围。 众人历经苦战，最终分散突围，成功抵达解放区。
父亲的战友蔡振华、井慧明夫妇同样选择化装突围，辗转抵达山东。后来在解放济南的战斗中，蔡振华团长不幸壮烈牺牲。
我姐姐的同学康晓黎的父母亲化装突围—— 她的父亲康念祥[①]（五师13旅38团副团长），一位高大的江西 “老表”，扮作哑巴马夫；她母亲杜心哲则摇身一变成了东家太太，还带着两个孩子，一家人演得 “主仆分明”，一路向东闯关。他们四月便离开湖北根据地，虽历经各种艰险，最终安全抵达新四军四师在安徽的根据地。后来众人奔赴东北，康念祥出任33团团长，我父亲则担任该团政委，两位战友又成了搭档。
另一路突围则是利用 “合法” 通道运送伤兵北上。1946年5月初，国民党军原计划于5日至9日向五师根据地发起进攻。周恩来同志以“军事调处执行部”代表的身份，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严正交涉，迫使对方不得不暂缓进攻。5月10日，国、共、美三方在汉口签订协议，允许部分新四军五师人员撤离，其中明确规定：由三方调停小组安排一列专列，“同意遣返中共伤病人员连同眷属及医护人员 1160 名到邯郸华北解放区”。
5月14日，执行小组三方代表及工作人员抵达广水车站，“从事监督中共伤患病兵与家属登车及护送至安阳事宜”。当日的火车站人声鼎沸，军人、家属、中国人、外国人交织一处。我方负责此次运兵的代表是薛子正上校，总领队则是五师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袁文，我母亲是干部队的负责人之一。
那天清晨，母亲接到通知后匆匆出发，彼时她尚不知目的地何在，只是跟着众人趟过一条河，抵达广水火车站后，才知晓此行是北上。进入车站后，国民党医务人员向她们身上喷洒药粉，美国医务人员则在一旁检查伤病员，部分人还被要求打针。就在此时，袁文同志高声呼喊：“快跑，快上车！” 母亲不顾身怀六甲，奋力奔跑，与于曦一同挤上一节敞篷货运车厢。这节车厢原本用于运货、运马，地上还残留着不少马粪，环境脏乱不堪。重伤员们直接躺在车厢地板上，其他人只能见缝插针勉强落脚。这次专列运送伤病员，原计划1160人，因国民党方面的刻意刁难，400余人被拦在车站之外，只有740人离开了根据地，向着邯郸出发。
5月15日，火车终于缓缓开动。这趟车走走停停，速度慢得让人着急，旅途条件更是苦不堪言。车厢没有车顶，遇上阴雨天，全车人都只能硬生生挨雨淋。夜里列车停靠柳林车站，国民党守军管得格外严苛：不许大家下车买东西，就连下车大小便都被明令禁止。领队担心国民党特务趁机搞小动作、暗下黑手，只能劝大家咬牙忍耐。众人挤在狭小的车厢里，全靠随身带的一点干粮果腹。
第二天上午，列车停靠信阳站，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站台之上，国民党军队架起机枪，枪口直直对准车厢里的新四军战士。站台外围拉起警戒线，挑着担子、推着小车的商贩全被拦在外面，根本不许靠近列车，更别说售卖食物给我们的同志。 我方战士扶着车厢栏杆观察四周，站台边围过来一群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男男女女，先是对着车厢窃窃私语，后来议论声越来越大。“原来共产党也和普通人一样，有鼻子有眼嘛！”“那位女同志长得挺好看，好好打扮一下肯定更出众。” 围观的人越聚越多，这群人开始当众挑衅：“劝劝你们身边的人，别再打内战了！”“你们只会游而不击！”“挑起内战的就是你们！”一旁的男伴也跟着起哄。我方战士当即挺身而出，据理驳斥：“当年日本侵略者践踏国土、残害同胞的时候，是谁望风而逃？是谁消极抗日，专搞内部摩擦？是谁撕毁停战协定，把枪口对准浴血杀敌的八路军、新四军？……” 栅栏外的群众不断往前挤，国民党军警立刻端着枪驱赶：“都走开！一群俘虏兵有什么好看的！”“胡说八道！谁是俘虏兵？”我方同志怒火中烧，转而面向围观群众大声宣讲：“我们是八路军、新四军！八年抗战流血负伤，如今只是乘车返回华北解放区！”“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和平，反对内战！”“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激昂的口号此起彼伏，响彻站台[②]。
就在双方对峙之际，一列载着日军战俘的列车驶入邻侧站台。这些战败的战俘安坐于客运车厢内，还悠闲地探出头张望，神态十分嚣张。 母亲每每说起这段往事，都气不打一处来：“打跑了的日本俘虏坐舒适客车，我们抛头颅洒热血的抗日功臣反倒处处受刁难！”
列车开动，这场对峙终告结束。不久后，领队首长传来指示：在肯定此次舌战胜利的同时，着重强调合法斗争务必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不损失一人、安全抵达华北才是最大的胜利；绝不主动向敌人挑战，即便遭遇对方故意找茬挑衅，也要尽力采取克制策略。首长再次严明纪律：途中任何人不得擅自下车。这一指示如同行军中传递的指挥员命令，字字句句传达到每一个人耳中。之后列车途经各个车站，虽依旧有类似信阳站的挑衅，全体人员均严守纪律，未再激化矛盾。
我们始终保持警惕，深知平静之下往往潜藏着更大的挑衅。果然，当列车临近终点站安阳以南的新乡站时，敌人部署了比信阳站规模更大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挑衅：武装军警数量大增，轻重机枪林立，还纠集了一批经过训练的男女，高声散播反共谰言，蓄意挑逗我们应战。
对此，我们早有准备，始终保持沉默，任凭他们叫骂，同志们静静坐在车厢里，目不斜视。
火车抵达安阳时，日已偏西。历经近三昼夜的行程，众人未得正常饮食与睡眠，心中更积满了愤懑。每次回忆起这段旅程，母亲总会说，抵达华北后虽松了一口气，但回想当时 “抗日者有罪，投敌者有功“的境遇，不禁为八年抗战的付出深感寒心。尤其是途经蒋管区时，连基本的人身自由都无法保障，所幸最终成功突破了铁壁重围。
终于抵达目的地，有同志迫不及待想要下车，却被我方工作人员厉声制止：“不准下车！”国民党代表借机刁难：“车上不光是伤病员，还有不少干部，从携带的行李便能看出。”经过我方代表的严词批驳与奋力交涉，火车才得以继续北开，直至两军岗哨遥遥相对之处。
随后，众人搀扶着重伤重病人员率先下车，母亲与孩子们也相继下车。下车完毕后，工作人员逐节车厢检查，确保无人遗漏。晋冀鲁豫边区组织的民工担架、骡马担架早已等候多时。列车停稳后，乡亲们热情地将重伤员扶上担架，轻伤员与带孩子的妇女登上马车或牛车，其余人则跟随大部队沿铁路步行，浩浩荡荡向着冀南著名集镇 —— 观台镇进发。
安全抵达观台镇后，负责此次铁路运输调停事务的我方代表薛子正同志前来慰问。他语气沉重地说：“同志们，你们受委屈了。” 话音未落，许多人已泣不成声 —— 这些抗日功臣竟遭如此不公对待。因此次行程名义上是 “三人小组” 安排，薛子正同志建议以全体人员名义给美方写一封感谢信。母亲记得，当时找不到纸张，她便从自己的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用于起草感谢信。这封感谢信由于曦同志宣读，对美方安排专列运送伤病员表达了礼节性的感谢。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早已为迎接五师突围转移人员做好了充分准备。沿途群众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经过安阳清村时，天色已晚，乡亲们燃灯夹道相迎，灯火绵延四余里；抵达观台镇时，更是灯火通明，男女老幼齐聚街头，争相送上茶水、豆汤、馍馍与大饼。镇上各小学、商号与居民主动让出房间供伤病员和家属住宿，学生们组建慰问队，为伤员喂饭、送水、读报、代写家信。漳滨中学三十余名男女同学更是从七十里外赶来慰问。次日午后，观台镇各界召开欢迎会，刘伯承、邓小平首长亲自出席并讲话，让所有五师同志倍感温暖与安心。所有伤员按计划前往洪河村医疗站接受护理，逗留数日后便分批转往医院休养。
母亲与其余人员则前往邯郸东北十余里的苏曹镇招待所休息，等候化装突围的父亲。【上图为1946年母亲石坪（左起第1 人）】突围到邯郸和战友及他们的孩子合影】数日之后，父亲平安抵达邯郸。短暂休整后，五师突围人员面临新的工作分配。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三十万军队对五师发起进攻，全面内战爆发。在李先念同志率领下，五师主力部队向西突围，皮定钧的独立旅则向东突围。尽管许多同志牺牲或被俘，但部队主力得以保全。
1946年初夏，战火燃遍华夏大地，解放战争的序幕正式拉开。彼时的东北，既是中国工业的命脉所在，更是国共两党必争的战略要地，一场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即将在这片黑土地上上演。父亲深知此行的艰险与重要性，未与妊娠反应剧烈的母亲商议，便毅然报名奔赴东北。起初，母亲心中满是委屈，还暗自嘀咕：留在山东根据地就近工作更为稳妥。但当她望见父亲眼中那份坚定不移的信念时，终究还是点头应允——为了共同的革命信仰，她甘愿追随丈夫，踏遍万水千山。
仲夏时节，十余位五师同志一同乘坐两辆胶皮轱辘大车，向着胶东地区缓缓进发。彼时的河北、山东一带已是冀鲁豫根据地的腹地，共产党的基层政权早已扎根，沿途百姓箪食壶浆，热情相迎。这段穿行在解放区的路途，虽有奔波之劳，却因这份安稳与暖意，少了许多艰险。然而，一路见闻仍给母亲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一处村落留宿时，她亲眼目睹村民押着一位脖颈上挂着破鞋的女子游街，众人齐声呼喊 “破鞋”。生长于河南的母亲从未听过这般说法，后来才知晓这是山东当地对品行不端女子的斥责，这般迥异的民俗风情，在她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母亲身怀六甲，一路颠簸让她小便频繁。天性倔强的她，竟想趁着大车行进时直接跳下，省去停车的麻烦。可这一时的 “逞能” 终究酿成意外 —— 她重重摔落在地，大车轱辘无情碾过她的脚。众人顿时慌作一团，纷纷揣测她恐怕要流产，急忙将她抬上大车。父亲满心愧疚与焦急，一路悉心照料，不便行走时便亲自背着她前行，那份笨拙却坚定的呵护，成为母亲彼时最温暖的依靠。那时的父亲不过二十六岁，母亲二十四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父亲生性好动，酷爱篮球，即便在行军途中，偶遇当地驻军或学校的球场，也忍不住上前投篮。有一回，他兴冲冲地跑去打球，留母亲一人躺在房间里，连口水都喝不上。母亲又气又委屈，与父亲大吵了一架，最终却在父亲诚恳的安慰与加倍的照料中渐渐消气 —— 烽火岁月里的拌嘴，终究敌不过相濡以沫的深情。
一行人一路向东，为避开国民党的交通要道，特意绕道而行，途经德州后，径直向着烟台方向挺进。八月底，他们终于抵达烟台，稍作休整后，便要踏上最为艰险的海上旅程。彼时的渤海海域被国民党军舰严密封锁，随时可能遭遇拦截与搜查。此前，已有无数山东与华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乘坐帆船或小火轮，冒着生命危险渡海奔赴东北，期间与国民党海军的交锋屡见不鲜。
母亲与父亲也加入了这支伪装成“商人”的队伍，在黑港口登上一艘小火轮，向着丹东方向驶去。出海没多久，剧烈的晕船反应便席卷了母亲，她呕吐不止，一个小脸盆竟装了大半，整个人昏昏沉沉，加之腹中胎儿的负担，身体备受煎熬。同行的同志们大多也未能幸免，唯有常年坚持锻炼的父亲状况稍好，他时常扶着母亲在船头吹风透气，尽力缓解她的痛苦。这段旅程中，一位名叫孙平的同志让母亲铭记至今。即便他自己也晕船晕得厉害，却始终乐于助人，主动照料身边的同伴，那份无私与热忱，在茫茫大海上传递着温暖与力量。
突然有一天，船上响起紧急警报 —— 前方发现敌人！带队的负责人外号“许大炮”，是位经验老道的干部。他当机立断，为保护众人安全，毅然将随身携带的档案材料全部扔进大海。小火轮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摇摇晃晃，母亲在眩晕、呕吐中苦苦支撑。熬过数日惊涛骇浪，一行人终于在1946年8月抵达丹东。这座城市是我方解放区的重要据点，毗邻朝鲜，医疗条件相对不错。母亲在这里做了全面检查，此时她已怀孕五六个月，腹中的我平安无恙。
九月，父亲正式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 11 师 33 团副政委。报到那天夜里，天色漆黑，母亲因怀孕行动迟缓，二人不慎走错了路，误打误撞找到了36团。36团政治处干事张志坚热情接待了他们，后来父亲调任36团政委，这段迷路小插曲，也成了彼此记忆中一段温馨的谈资。第二天，父亲便剪去分头，换上军装，褪去商人的伪装，一身戎装的他精神抖擞，尽显军人英气。而母亲因身怀六甲，无法分配具体工作，便前往11师师部后方所在地桓仁休养。
1946年的东北冬天，寒冷刺骨，滴水成冰。国民党精锐部队在杜聿明的指挥下，对解放军展开疯狂攻击。十月的新开岭战役中，我军成功歼灭国民党 25 师“千里驹”，但自身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棉衣等物资极度匮乏，后方形势愈发危急。为保障女同志与家属的安全，组织决定将母亲这样的孕妇转移至朝鲜。他们乘坐火车跨过鸭绿江，抵达朝鲜昌城的四纵后方医院。虽远离了战场的直接威胁，但朝鲜的条件依旧艰苦，寒冷与贫困交织。母亲与33团团长康念祥的爱人杜心哲同住一间病房，相互扶持。火车上，他们还遭遇了苏联军人的骚扰，同行的一位谢姓女同志因容貌秀丽，遭到苏联兵的追逐调戏，众人吓得魂飞魄散，这段经历也让母亲愈发体会到战乱中女性的不易。
1946 年12月19日，在朝鲜昌城的四野四纵后方野战医院里，我呱呱坠地。母亲望着这个在烽火中诞生的孩子，想起这段跨越湖北、河北、山东、辽宁，直至朝鲜的漫漫征途，为我取名 “宏征”，寓意“宏伟的征途”，以此纪念这段刻骨铭心的岁月。在朝鲜待了三四个月后，我已满百天，母亲便带着我重返桓仁。1947年夏天，八九个月大的我不幸患上严重肺炎。在医疗条件简陋的东北，这无疑是致命的。父亲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四处奔走，终于从一位日本医生那里寻到了几片消炎片。正是这救命的药片，把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11月母亲带着我第三次到团里，父亲在日记里写道：“11月19日：黄昏前石坪又自桓仁来，寒冬里小孩搬来搬去是很不适宜的，宏征瘦极了。怪可爱的小孩弄成这个样子，主要还是由于先后天不足。环境如此，不到内战结束是无法过安稳日子的……”。这是父亲最后一次见到我，字里行间满是对未来的期盼！
1948年2月，解放鞍山的战役打响，父亲在这场惨烈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左图1948年2月潘德表烈士在辽阳拍摄】师参谋长亲自将母亲请去，告知了这一噩耗。母亲强忍着心中的剧痛，全程没有掉一滴眼泪，依旧保持着平静。可当她回到房间，看到刚满一岁零两个月的我摇摇晃晃学会了走路时，所有的坚强瞬间崩塌，她一把将我紧紧搂在怀里，泪水决堤而出 —— 那个为家庭遮风挡雨的顶梁柱不在了，但看着怀中年幼的孩子，她知道自己必须坚强地走下去。辽宁日报的记者专程采访了母亲，将她的事迹刊登在报纸上，她的坚韧与刚强，打动了无数读者。母亲在自传里写道：“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又拖着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拿不起放不下，平时的志愿和眼前的事实对照就感到难过；另一方面从德表同志的死使我深深地体会到‘人死了都是烂土一堆，如果生前不做一点事业，人生是毫无价值’，因之增强了我的事业心，对人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为人类做一番事业的志向更加坚定了。同时想起德表同志常告诉我的‘人生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就可以扫除面前的一切障碍’。由于有这些思想支配着我，杂念更减少了，勇气增加了。”
1948年夏天，辽沈战役的战鼓即将敲响，大部队整装待发。母亲心中有一个执念：一定要找到父亲的棺木，让他入土为安。在组织的全力协助下，经过多方寻访，终于在辽宁本溪连山关后方医院找到了父亲的灵柩。连山关火车站后方的山坡上，有一处遗留的日式神社，带着规整的水泥台阶，母亲便选定这里作为父亲的安葬之地。2000年，经沈阳军区批准，父亲的灵柩迁葬至鞍山烈士陵园。安葬好父亲后，母亲擦干眼泪，抱着年幼的我追随大部队南下，先后经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一路辗转抵达北京。【上图为1948年宏征1岁半于鞍山】革命胜利的曙光已然照亮神州大地，母亲主动向组织申请重返工作岗位。组织结合她的经历与能力，将她调往湖北。抵达武汉时，部队正在筹建军校女生队，急需女干部，母亲随即被任命为湖北军政干校女生队指导员，重回曾经战斗过的孝感根据地。1951年，她调任信阳第五步兵学校，学校后续更名为第二十一步兵学校，母亲担任办公室主任。1953年，遵照中央军委命令，部队女同志集体转业，母亲依依不舍离开了奋斗多年的军营，转入地方工作。【上图为1953年4月石坪转业离开信阳前带着宏征拍摄】
从1946年5月突围启程，到1950年重返信阳，短短四年时光，华夏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当年母亲怀着腹中的我，穿越漫天烽火，一路从湖北走到东北；解放后又带着我辗转千里，重回湖北。脚下走过的，是战火铺就的征途；心中坚守的，是从未动摇的信仰。1946年，为了革命全局，新四军五师全体将士听从党中央、毛主席指挥，不畏千难万险，牺牲小我、保全大局，冲破国民党层层围追堵截，圆满完成中原突围。历经三年浴血奋战，解放战争取得最终胜利，反动政权土崩瓦解，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屹立在东方。母亲在日记里写下对我的期许：“宏征，向全国的解放前进！”这段烽火岁月里的万里征途，不只是一段家族红色记忆，更是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深深融入后辈的血脉，指引我们一路向前。
为纪念父母亲突围，用AI 制作了他们的合影，以此缅怀先烈。
2026年中原突围胜利80周年 于北京
说明：本文依据母亲石坪的“自传”及生前谈话整理而成。部分情节参考和引用了
【注1】康小平《我的父亲康念祥的红色履历》团结出版社 2010年1月出版165-173页
【注2】陈彤深“九年战斗在中原”《中原女战士 上辑》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年11月出版 343--348页
作者： 潘宏征 男 外交部退休外交官
邮件：panhzh@sina.com
[①]康小平《我的父亲康念祥的红色履历》 团结出版社 2010年1月，第165-173页。
[②]陈彤深《九年战斗在中原》，《中原女战士上辑》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年11月，第343--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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