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个特别值得隆重纪念的日子里，我们应该缅怀那些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烈士，牢记所有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做出卓越贡献的英雄。今天我们在这里回顾新四军的战程，总结新四军的抗战成果和宝贵经验，从中汲取政治营养，指我们开展新时期的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新四军作为中国共产党导重要抗日武装力量，通过正面对敌大规模作战，积极开展敌后根据地建设，灵活应用战术以及充分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替代贡献。抗战期间作为活跃在鄂豫皖边区的新军第5师，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奇迹般的发展历程。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新四军第5师就由最初的160余人、92条枪、几十个炸弹起步，发展为拥有5万余人正规军、30多 万民兵的百战雄师，先后阻击了15万日军和8万多伪军的进攻，对日伪军的主要战斗达1260次，歼灭日伪军4.3万余人，5师伤亡1.32万人。建立了地跨鄂豫皖湘赣五省，面积9万多平方公里，人口1300万，7个专区、60多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据地。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新四军第5师长期和其他根据地不接壤、孤悬中原敌后、处于日、伪、顽重重夹击中，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7个独立大战略区之一。1943年中共中央华中局嘉奖新四军第5师“发展第一，独立工作第一”。两个“第一”既是对新四军第5师的高度肯定和评价，也突显了新四军第5师的特点。新四军第5师是新四军7个师中兵员最多、根据地面积最广，发展速度最快的一个师。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根据地也不断扩大。
新四军第5师在“孤悬敌后”绝境中的超常规发展，是多重历史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与前线将领独立自主创造性实践的结合；是坚强领导核心统率全军、凝聚民心的体现；是植根于革命老区组织与群众沃土的必然；是卓越统战艺术在复杂环境中的成功运用；是高效战时组织体系对分散力量的整合；也是转化知识分子力量注入智慧活力的典范。
深入研究这一历史奇迹，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战的艰辛与伟大，更能从中汲取在逆境中开拓、在压力下壮大、依靠群众、团结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于传承和弘扬革命先辈的精神，指导当代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应对复杂多变的安全形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第5师发展原因的剖析，我们可以深刻认识到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注重团结协作、坚持统一战线等工作的重要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本论文将从第5师的领导班子、群众基础、知识分子作用、统一战线工作以及地下交通网络等多个方面入手，系统地探讨其发展壮大的原因，以期较为全面地揭示这一英雄部队成长背后的奥秘。
一、坚定地执行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广泛发动武装群众，独立自主领导人民抗日战争
（一）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为了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解决党内一度出现的右倾错误，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1938 年 9 月 29 日至11 月 6 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及《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政治报告，并作会议总结，着重讲了统一战线问题及战争和战略问题，批评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重申全党应把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新四军在华中的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为了准备对付日军的进攻，争取主动，全会确定了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全 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全会强调了国共长期合作抗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它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李先念高度重视贯彻执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1938 年 11 月，李先念奉中共中央和中原局命令，从延安奔赴中原敌后工作，任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军事部部长。他在中共河南省委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扩大会议上讲话时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在我们国家命运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召开的。这次毛主席、党中央派我们来，就是要在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开辟中原敌后战场，创建、发展抗日武装，恢复当年红军创造的根据地。要按照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再三叮嘱的大力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壮大自己力量的指示，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同时，要同国民党搞好统战关系，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我们的合法地位，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抗日斗争。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二）广泛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武装
1939 年1 月，李先念率领160 余人组成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竹沟南下，进入豫鄂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豫鄂边地区，地处中原敌后，斗争形势异常严峻复杂。在没有主力部队作骨干和同其他战略区域相隔绝的情况下，李先念力排万难，积极联络各地党组织，整编各支抗日武装，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要求他们放手发动群众，立即深入敌后发展游击战争。6 月，李先念出席中共鄂中区党委在京山县养马畈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根据中原局的指示，决定将鄂中、豫南党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政治委员（后由陶铸代理）。养马畈会议后，共产党在豫南、鄂中两地的抗日武装有了统一的指挥和领导，为开创整个豫鄂边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在创建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的过程中，李先念时刻不忘以武装抗日的行动来“煞敌邪，振军威，唤醒民众”，率部同日伪军进行了应山余家店、赵家棚、厉家店等多次战斗。这些作战，战果虽小，影响却大，在当时武汉周边遭“恐日病”流行的情况下，新四军以英勇果敢的实际行动，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争意志，扩大了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政治影响。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人民和各抗日武装力量战胜日寇的信心，新四军队伍迅速壮大。
1940 年1 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正式组建，李先念任司令员， 下辖 6 个团队、3 个游击总队，共 9000 余人。挺进纵队的建立，标志着我党我军在中原地区已形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独立战略单位，同时也提供了在特殊艰难的敌后建立党的武装力量、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珍贵经验。对此，中共中央给予高度评价： “武汉附近新四军挺进纵队（有9 个团）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这次经验证明了一切敌后地区，不论在华中或华南，我党均可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并且可以存在和发展。”
挺进纵队创建之际，正值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豫鄂边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摩擦愈演愈烈。面对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李先念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率部队在边区各地，积极开展对日伪军的作战。1940 年1 月，李先念令第5团队、第6团队在京山石板河以南，伏击从皂市调往京山的 500 多名日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狼狈溃退。2 月初，李先念令第 4 团队开进天（门）西，移师天门赖兴场。刚组建的天门县抗日游击大队赶去与其会合。日伪军探得消息后，调集千余步、骑兵，向抗日武装驻地进攻。指战员奋起还击， 胜利突围。中旬，李先念率第2、第4、第5团队，分东西两路南渡襄河，进攻汉阳侏儒山伪军汪步青部，毙俘敌120 余人，直叩武汉西大门，武汉日寇大为惊恐，宣布戒严三天。接着，日军多次“扫荡”，均被当地抗日军民粉碎。
（三）正确积极灵活地开展对敌武装斗争
与此同时，李先念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指挥纵队主力发起大、小悟山战役，连续还击国民党顽军程汝怀部，控制了大、小悟山地区，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在豫鄂边区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对于这次反顽斗争的胜利，毛泽东在代表中共中央写给东南局的指示中，给予高度称赞：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向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和其他地区兄弟部队一样，不但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而且使顾祝同不敢轻易地在皖南、苏南向新四军军部进攻。
1940 年 5 月，日军集中7 个师团发动襄宜战役，对鄂西、鄂东北国民党正面战场发起猛烈进攻，襄樊、宜昌相继失陷。李先念率纵队主力从鄂东返回平汉路西作战略展开，以牵制日军向国民党军进攻。6月，纵队主力向白兆山进军，同日军进行了争夺平坝的战斗。平坝位于白兆山与京山大山头之间，是通往鄂中各县的门户。21日，李先念指挥平汉支队第1、第2团登云梯破寨，歼灭守敌，解放平坝。日军为夺回这一重镇，三次进犯平坝，图谋重建据点。李先念指挥纵队主力一部，奋起反击，进行了著名的平坝保卫战，迫使敌不得不放弃重占平坝的企图。挺进纵队继续控制这一重镇，保障了白兆山大门的安全，使鄂中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7 月，李先念指挥部队渡过襄河，发展襄西根据地。经过1 个多月的战斗，歼敌800 余人，击溃5000 余人，阻敌援军万余人，有力地牵制了日军，支援了国民党军，进一步扩大了共产党、新四军的政治影响。其间，李先念等纵队领导人还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向部队发出了《尽量避免与国民党军队武装冲突》《开展对桂军的统战工作》等文电指示，对国民党军各派势力，广泛开展有团结、有斗争 的统战工作，力争通过斗争达到团结，以利民族抗战之大局。
前后两年间，在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两大力量的夹击下，李先念指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挫败了日伪军的“扫荡”，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在反共高潮中对边区发动的进攻，坚持了豫鄂边区敌后抗日游击斗争。队伍从最初的160 余人发展壮大到上万人，全边区抗日政权能够控制 14个县份、500万人口，成为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在中原敌后战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1941 年1 月皖南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 的命令，统一整编华中部队为 7 个师和1 个独立旅，其中，转战于武汉外围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 5师。2 月18 日，中央军委任命李先念为新四军第 5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全师下辖第13、第 14、第15 旅，第1、第 2 游击纵队等，共1.5 万余人。
新四军第 5师组建后，积极投入反“扫荡”斗争之中。1941 年 5至11 月，日军调集兵力，对豫鄂边区进行全面“扫荡”。李先念创造性地执行运用毛泽东主席对敌斗争十六字诀，采取“敌集中、我分散，敌分散、我集中；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基本作战方针，指挥第 5 师主力一部跳跃回旋，依托有利地势和群众支援，伏击运动之敌，袭扰驻守之敌，围困敌军据点，并发动群众开展破路斗争，接连粉碎了日伪军三次“扫荡”，并以一部兵力向武汉北郊迫近，开辟了汉（阳）孝（感）（黄）陂抗日游击根据地。
与此同时，李先念不失时机地抓住敌军弱点，发起进攻作战，命令主力部队向敌后作战略展开。同年12 月，他抓住战机，指挥主力第15 旅、第13 旅一部发起第 5师历史上著名的侏儒山战役，歼灭日伪军 5000 余人，解放了（汉）川汉（阳）沔（阳）地区，巩固和扩大了鄂豫边抗日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保卫长沙的作战。侏儒山战役的胜利，标志着第5师已由分散的、多地区的、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发展到集中兵力、实施向心攻击的运动战。
进入1942 年，日伪顽夹击空前严重，加之这年严重的春荒，使鄂豫边区的抗日斗争形势变得更加艰难。李先念和边区党委以大无畏的精神，及时提出了“咬紧牙关，熬过困难，沉着应战，坚决自卫”的方针，领导边区军民渡过一道又一道难关。12 月，日伪军万余人围攻第5师领导机关所在地大悟山，李先念率领师部突围，转入外线作战，打破了日伪军的“铁壁合围”，取得了大、小悟山反“扫荡”作战的胜利。这次作战，是对第5师战斗力的一次全面检验，集中反映了部队的战斗素质和在复杂条件下的应变能力，充分显示了李先念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周恩来称赞道：5 师在鬼子伪军的重重包围下，一夜之间神不知鬼不觉地突出了重围，真是好样的！
1943 年1 月，李先念兼任中共鄂豫边区党委书记，全面主持边区和新四军第 5 师的领导工作。他主持召开的区委扩大会议（史称“蒋家楼子会议”），正确解决了军队与地方、军力与民力、短期斗争与长期斗争的关系等问题，作出了符合时局发展的决策，进一步推动了边区的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
对于这个时期的军事斗争，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嘉奖第 5师和豫鄂边区“发展第一，独立工作第一”。新四军军长陈毅于1943年 7 月写的《新四军在华中》一文中专门提道：“我 5师李先念部活动于武汉重镇之外围及平汉路之两侧，北则肩摩皖豫，南则襟带江汉，远出挺进，艰苦辛勤，独立支持战局者迄今亦 5 年矣。”该文还列举了第 5师1943 年协同正面战场作战的光辉战绩。1945 年 5 月，陈毅在中共七大会议上作《新四军抗战始末》的发言时，又列举了从1942年春到 1943 年末在江南、江北和“在湖北如孝感、黄陂、黄安、应山、汉川、应城、潜江等地，进行两个整年的‘清乡’与反‘清乡’的残酷斗争。”陈毅特别强调：“这些地区的敌我斗争成为华中敌后的最前线决定胜负的场所，其紧张斗争的场面与敌寇进攻的华北各解放区的残酷达到同等程度。”
1944 年，李先念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华北、华中，并向华东、华南发展的战略方针，指挥第5师及边区地方武装，以鄂豫皖边为中心向南、向北展开攻势作战，分兵组成豫南游击兵团，向河南发展。后相继派兵到淮北、湘北、鄂南地区发展，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10 月，李先念任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从1945 年8 月日本投降前夕，至8 月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李先念坚决执行中央指示，迅即指挥所部行动，受降日伪军数千人，歼灭拒降敌
军 3500 余人，攻克大小城镇 12 座，解放了鄂豫皖湘赣边广大地区。
二、团结一心的领导班子是新四军第五师发展壮大的核心动力
1938 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后，李先念受党中央委托前往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中原地区，开始创建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1939 年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派李先念和周志坚等同志率领100 多人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从竹沟出发，向豫鄂边敌后挺进。不久，陈少敏、朱理治和任质斌等同志也先后率领部队从竹沟出发南下汇合。自此形成了最初的新四军第 5师及其前身的领导集体。
新四军第 5 师经历了从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1939年 1 月），到新四军豫鄂游击支队（1939 年6月），再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1939年 11 月），最后改编为新四军第 5 师（1941年 4 月 5 日）的发展过程。团结一心共同抗日的领导班子，始终是他们做好工作的根基和保障。
（一）领导班子成员个人丰富的革命经历及斗争经验给五师发展带来助力
李先念司令员兼政委是这支领导集体的带头人。他1926 年参加革命，从事农会工作。1927 年参加黄麻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黄安县委书记、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1931 年，他带着300 多名游击队员正式参加了红军。1933 年在红四方面军任 30 军政治委员，是当时红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军政委（时年 24 岁），成为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1935 年 3 月开始长征，1935 年 6月，李先念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领导人，在四川懋功地区与中央红军会师，毛主席与李先念握手，得知他才26 岁后，连连夸赞：“名不虚传，果真英雄少年。”之后，李先念向毛泽东等详细汇报了川西北的形势和红四方面军的情况，为党中央确定北上战略方针提供了依据。同时面对当前局势，他也进行了分析，毛主席在旁边听着连连点头。1936 年10 月底他奉命率红四方面军 30 军在甘肃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西征。他指挥 30 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先后在凉州和永昌之间同敌军恶战，歼敌 4000 余人。后又在倪家营子与数倍于己的敌军血战 40 天，予敌以重大杀伤。对配合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他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1000 多人经过浴血奋战，最后400 余人到达了位于新疆与甘肃交界地带的星星峡，为革命留下了宝贵的种子。对此，毛主席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他“是不下马的将军”。徐向前夸赞他“李先念受命于危难时刻，处变不惊，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这是很了不起的。”1937 年 12 月，李先念从新疆到达延安。在经历了长征和西路军的浴血奋战之后，他被安排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后转入马列学院学习。工农出身的李先念，在马列学院拼命补短板，“特别用功夫于哲学”，极大提高了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和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此时，中国的抗日战场正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日军分路深入中国广大领土，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攻势达到顶点。中共一方面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一方面伺机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游击战争，各地急缺得力的军事干部。周恩来等于1938 年 8 月1 日致电毛泽东，“鄂豫皖游击运动有发展为在我们领导下之大规模游击战之前途，请无论如何抽调二百军事干部即来。”此时，李先念被组织安排到八路军129师当营长。从军政委到营长，连降6 级一般人都难以接受，然而李先念想的是只要能扛枪打击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他表示：“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后来还是毛主席找他谈话，重新安排他到新四军第 4 支队当参谋长。
1938 年 12 月李先念与中原局组织部长兼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同行，通过相处，朱理治认为李先念顾全大局、智勇双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于是打报告把原本要去往鄂豫皖的李先念留在了鄂豫边。后来，李先念成为新四军第 5 师的领头人。
陈少敏是新四军第 5师的副政委，是我党长期主持一个地区全面工作和直接领导武装斗争的女干部，也是新四军第 5 师的主要缔造者、中原解放区的开拓者之一。她1927 年 3 月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党的革命事业陷入低谷时的1928 年11 月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青岛开展工人运动。在天津忍受丈夫任国桢的牺牲，失去女儿的痛苦，挺过残酷牢狱折磨，擦干眼泪再出发。在唐山领导马家沟煤矿工人大罢工；在河北以笔为枪，创办党的《实话报》……1935 年底，陈少敏 在冀鲁豫边区搞起了游击战，很快拉起了一支近 300 人的队伍，还建起了抗日根据地。她是当时我军少有的在一线指挥战斗的女性高级将领。1937 年初，到中央党校学习，同年5 月参加中共中央党的白区工 作会议，并在会上作斗争经历报告。刘少奇这样评价她：地下工作十年，献上丈夫，献上女儿，坐狱受刑，吃尽千辛，受尽万苦而志不移。同年11 月，她受毛泽东委派，假扮徐特立的夫人，突破国民党的重重阻碍，将徐特立平安护送到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返回延安后，毛泽东称赞她是“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1938 年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部长。1939 年她和李先念率部队消灭了汉奸李又唐的8 个大队近 3000 人。新街战斗歼灭日军100 多人。人民传颂：陈大姐一到，老百姓开门睡觉。日寇和汉奸形容她：身骑战马，双手开枪，要打你的眼睛，不会错打鼻梁。1939 年 11 月，任鄂豫边区党委副书记，代理书记，主持边区党的全面工作。1941 年任新四军第 5师副政委。
任质斌是新四军 5 师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早年入北平平民大学、国立中国大学，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赴江西苏区学习，1934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反帝总同盟”代主任、在中央苏区从事宣传工作，曾任《红色中华报》报社秘书长、社长。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主席去安徽视察工作，笑称任质斌为“红色中华”。“红色中华”是红色中华通讯社和《红色中华报》的统称，当时报、社合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红色中华报》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可以说是《人民日报》的前身。任质斌负责专访、编辑，经他参与编辑出版的《红色中华报》达150 多期。他任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秘书长，红军教导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参加中央苏区反“围剿”，并参加了长征，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非战斗人员和干部获准随军西行的甚少。《红色中华报》获准随军长征的仅任质斌一人。长征途中他得一路走一路宣传一路办 报。卢沟桥抗战爆发后，任中共陇东特委常委、宣传部长，庆阳、镇原中心县委书记，豫鄂边区委副书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代理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并兼任中共河南工委书记，河南挺进兵团政治委员。他是一名久经考验的知识分子干部，他擅长思想政治工作，凝聚部队的军心士气，并参与指挥各种战役。
刘少卿是新四军5师的参谋长。1926年参加本地的农民运动，1927年加入国民革命军，曾参加北伐战争。同年 12 月参加广州起义，1930 年 7 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3军团第1师第 3团，先后任班长、排长、连长等职。1932 年 2 月调任瑞金中央红军学校政治营第 3 连连长兼军事教员。1933 年 2 月，由于 刘少卿英勇善战，颇有谋略，在第四次反“围剿”接近尾声时就担任了前身是叶挺独立团的红第 28团团长。6 月部队缩编后，任红1 军团 第 2师第 4团参谋长。9 月任第 2师第 6团团长。率部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 年 7 月任红军团教导大队大队长，10 月随中央红军主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他一度成为先锋官——担任红1 军团先遣支队支队长。1935 年10 月胜利到达陕北后，在红军学校先后任连长、侦察科科长、训练部教育主任等职。曾担任陇东游击支队的司令员、“抗大”游击战术主任教员。1937 年 7 月调任中共陇东特委军事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 同年冬，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游击战术主任教员。1938 年冬任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一局作战科科长。1939 年调到中共中央中原局军事部，同年11 月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参谋长，协助李先念司令员率部创建发展鄂豫皖边抗日根据地，成为李先念的主要军事助手，主导豫鄂边区军事指挥，因战术能力突出，被李先念称为“总长”。他广泛开展敌后战场，率部在江南江北开展敌后抗日活动。发挥游击战的优势，打击日伪敌特，粉碎敌方围攻阴谋，经常神不知鬼不觉地让鬼子“失踪”，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跟着悍将打天下”。主要领导有如此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无比坚强的革命意志，新四军第5师为什么发展的这么快、这么强，就很容易理解了。
（二）干部之间相互欣赏与尊重、相互学习与支持信任，造就了团结一致密切配合的领导班子
李先念和任质斌是亲密的战友关系，并且在革命生涯中有着深厚 的合作和友谊。李先念和任质斌的第一次见面是在 1939 年 10 月 18日，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在革命事业中有了多次相遇。任质斌在1938 年 8 月的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时与李先念在同一个学校，虽然当时并不认识，但命运的安排让他们在1939 年 5 月被调到中原局工作，从此开始了长达 8 年的并肩奋斗。在这 8 年里，无论是在与日、伪、顽的艰苦斗争中，还是在中原突围的生死路上，他们形影不离，同甘共苦，成为亲密无间的战友。
在新四军第 5 师的组建和发展过程中，李先念担任师长兼政委，而任质斌则担任政治部主任，后来代理政委和副政委，全力支持李先念的工作。这种紧密的合作和相互信任使得他们在革命事业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任质斌对李先念非常尊重，凡属重大决策和行动，都要同他商量。李先念也对任质斌非常信任，他们的合作关系被高度评价为红一、四方面军合作的典范。李先念说：“质斌同志政治素养很高，能文能武。他既能领导政治和党的工作，又能指挥打仗，5 师的发展离不开他。也可以说新四军 5 师没有任质斌，那我遇到的困难就大多了，就不会发展那么快，那么顺利。”
刘少卿在李先念身边工作前后约有 8 个年头，1939 年11 月，在河南信阳四望山认识李先念，那时，刘少奇同志派刘少卿作李先念的参谋长。在和李先念共度的时光里，李先念的个人魅力和丰富的阅历对刘少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革命理论的探讨中，在实战经验磨砺下，刘少卿从李先念的工作风范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获得了深刻的启示和教导，受益颇丰。李先念以谦和之资，秉持民主之风，从不以领导自居，与刘少卿共商事务。李先念亲切地称呼刘少卿为老弟或总长，使刘少卿倍感亲切，在李先念面前，刘少卿毫无拘束。对于每一个战 役或工作，刘少卿都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而李先念大多会采纳刘少卿的建议。偶尔他们亦会共同探讨、切磋。周围的人都会称赞李先念和刘少卿合作无间，部队的各项工作也因此进展顺利。深究其因实乃李先念之谦虚所致，李先念的言传身教对刘少卿影响深远。
陈少敏和李先念从 1939 年起，两人共同在鄂中地区开展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1941 年皖南事变后，李先念任新四军第 5 师师长兼政委，陈少敏任副政委。1941 年底至 1942 年初，李先念和陈少敏指挥的侏儒山战役歼灭日伪军 5000 余人，极大鼓舞了豫鄂军民的抗日斗志。
刘少卿曾经解救过陈少敏。1940 年1 月中旬，在接到鬼子将袭击 豫鄂边区党委的秘密情报后，刘少卿迅速做出部署，一方面派人火速抄小路赶往八字门，向边区党委报告敌情；另一方面命特务营副营长带 1 个排和轻机枪，立即轻装出发，追击敌人。经过急行军，天刚破晓，部队终于在丁家冲追上日军。刘少卿便令司号员吹响冲锋号，特务营主力从先头排两翼展开，把鬼子们装进包围圈里。日军听到四周枪声四起，以为中了埋伏立马阵脚大乱，左冲右突夺路而逃。部队开进了丁家冲后才知道刚才后山上打枪的是豫鄂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陈少敏为保证安全以防万一，特意带着十几个干部和一个警卫排陪同来根据地考察、采访的史沫特莱。当天下午，刘少卿护送陈少敏、史沫特莱二人回到八字门。
在创建鄂豫边根据地期间，无论是农工干部还是知识分子干部率领队伍，李先念都能团结、尊重他们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使五师领导班子成员相互信任、密切配合，在面对敌、伪、顽的多重威胁时，始终保持高度的团结统一。他们通过民主讨论制定战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强大的领导合力，为第5师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确保部队在艰难困境中不断发展壮大。李先念本人不论在多么艰难的环境中，都是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克服种种难以克服的困难。同志们看到李先念师长如此乐观，大家也信心倍增。
了解了这些干部相互之间的关系就能理解了，当年的共产党为什么能立于不败之地，是因为干部的目标始终如一，就是要齐心协力把小日本赶出中国，把劳苦大众解放出来过上好日子。毛主席说“当正 确的政策方针制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他们的素质和能力直接关系到政策能否得到有效落实。正是有这几位长期担任过党的地方、军队领导工作，有着非常丰富革命经历、政治工作经验以及很高威望的领导人的团结一致，密切配合，各自发挥特长，才使五师的各项工作开展的有声有色，发展迅速。他们是一批对党绝对忠诚，对敌斗争经验丰富的领导者。在他们的筹划谋略下，鄂豫边区的各项工作开展的轰轰烈烈。
三、红军时期建立的红色根据地打下了好的干部和群众基础
早期鄂豫边区没有正规的军队编制，没有充足的武器装备，只是依靠一些零散的红军游击队和地方武装。人数虽然不多，但这些零散的游击队凭着坚韧的意志 , 克服了重重困难，为革命保留了火种，终成燎原之势。早期鄂豫边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为五师的发展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开端和基础。
（一）群众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鄂豫边地区位于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东起皖西，西至秦蜀，以湖北省为中心，跨豫、皖、湘、赣边界，武汉重镇在其包围之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鄂豫边区是关键战略区之一，承载着承前启后的重任。自建党初期，董必武、陈潭秋在这里传播马克思主义、播撒革命火种，逐步建立并巩固党组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这里是国民革命军与北洋军阀激烈交锋的主战场。大革命失败后的土地革命阶段，党在此创建了鄂豫皖、湘鄂赣、湘鄂西三大革命根据地“苏区”，鄂豫边区涵盖这些苏区的大部或一部分区域，有些县份自20年代初建党以来，党的活动从未中断，土地革命后武装斗争也始终未停。在这里，广大群众经过革命洗礼，对共产党有深刻的认识和深厚的感情，具备坚定的革命信念、敢于斗争且善于斗争的勇气智慧，以及百折不挠、前赴后继的革命毅力，也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和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统治下，人民积蓄着求变力量，渴望改变贫困落后的状况，怀揣着共赴国难、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在中国共产党指引和鄂豫皖湘赣边共产党员、爱国先进分子推动下，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热潮涌起，势不可挡，成为当时形势发展的主流和必然趋势。
（二）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保存了革命火种
鄂豫皖、湘鄂赣、湘鄂西三大“苏区”的红军主力长征以后，留在鄂豫皖边的红 28 军有1500 余人，鄂豫边桐柏山区有红军游击队数十人，湘鄂赣边留有分散的红军游击队。他们与鄂豫皖边、鄂豫边、湘鄂赣边 3 个省委在长期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坚持着极其艰苦的斗争。在两党中央谈判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尚未达成协议以前，鄂豫边地区的各支红军游击队就在未与党中央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分别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就停止内战与合作抗日的问题进行了谈判，为鄂豫边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由鄂豫边省委领导的桐柏山区不足百人的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国共合作谈判，改编为“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1937 年12 月，鄂豫边省委与独立团进驻竹沟镇。独立团后改编为新四军第 4 支队第 8团队。皖鄂边特委和鄂豫皖边的红28 军与国民党达成停战协议后，分散活动的红28 军进行集结，改编为新四军第 4 支队的第 7团队、第9团队和手枪团。1938 年，新四军第4 支队开始东进，在竹沟和鄂东七里坪分别建立了留守处，均为70 人左右。竹沟的第 8团队留守处很快成为中共河南省委和中原局的驻地和鄂豫皖苏游击战争干部与基干部队的摇篮，是从延安通向华中敌后的重要中转站。党中央为了充分发挥这个战略支点的作用，先后从延安派来大批干部，其中不少是久经锻炼的南方籍红军指挥员。鄂东地区，中共鄂豫皖特委将七里坪留守处的 30 余名红军干部和便衣队员组成警卫排，和竹沟留守处其他力量为基础，发展出新四军游击第6 大队。1938 年10 月下旬，中共黄冈县委领导的游击队整编为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鄂中地区，红军干部许金彪成立了抗日救护团，后改名抗日自卫队。鄂北、鄂南、天汉及襄西等地的中共组织和一些零散隐蔽的共产党员，也在积极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1939 年1 月，李先念率竹沟留守处的 两个中队组成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160 余人南下，将豫南、鄂东、鄂中武装力量整编，发展成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
党组织方面，1937 年 10 月，河南省委成立，原鄂豫边、湘鄂赣边、鄂豫皖边三省委相继改组为特委，整个鄂豫边地区的党组织从此进行了整理和恢复。湖北省临时省委成立后，鄂豫边地区各地逐步建立了特委、中心县委、县委或工委，有的地区建立了中心区委、区委、特支，恢复重建的党组织。
抗战初期，鄂豫边地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光荣地履行了他们的历史使命，他们洞察局势，灵活应付了复杂的政治形势，听从党的召唤，经受住了各种考验，保存住了革命火种，为鄂豫边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华中地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起了部分的奠基作用。
（三）红军干部开创抗战新局面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救国主张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通过各种渠道，在各爱国阶层之间传布，深入民心。鄂豫边区的共产党员、红军干部率先响应和推动党的号召。红28 军 82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何耀榜与国民党代表在皖西的岳西县谈判，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后出任鄂东地委军事部长。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政治指导员王国华率队改编后，任新四军第 4 支队第 8团竹沟留守处主任，红28 军第1团参谋长王海山任竹沟留守处参谋长。
1937 年10 月，红28军在七里坪地区集结后，开始举办培养抗日游击干部的训练班，组织原鄂豫皖边红军便衣队员学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红军干部方毅在七里坪主持了两期青年训练班。1938年1 月，中共鄂豫皖特委在七里坪成立，红军干部郑位三任书记。七里坪留守处支部书记熊作芳、警卫排排长罗厚福、指导员张体学也均为红军干部，七里坪训练班共培养干部600 余人，其中大部分随第 4支队东进或被输送到苏皖敌后，其余大都参加了鄂豫边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与发动工作。
1937 年10 月底，湖北省工委成立，郭述申任书记，党刚从国民党南京监狱营救出来的陶铸任副书记。省工委经过考查，恢复了失掉组织关系的一批共产党员的党籍。同时，董必武经过斡旋，从国民党湖北省监狱里营救出了—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其中一部分同志受党的分配回到鄂豫边地区各县去，以抗敌后援会、动员委员会和抗敌救亡协会等名义，开展救亡运动。董必武利用上层关系，由陶铸主持开办的湖北省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 汤池训练班 )，培养了大批共产党 干部，这种依靠老党员去发展新党员的模式，使得汤池训练班成为鄂豫边发动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支撑点。也部分地解决了鄂豫边区开创抗战新局面时骨干奇缺的困难。
随着抗战开展，党的政治影响不断提高，尤其是半数多出身于农村的青年知识分子，直接或间接受过红军影响，知道红军是代表被压迫者的利益，他们认定只有在马列主义旗帜之下，为我党的目标、政策而奋斗，才能解放自己，解放中华民族。
可以说，抗战初期，鄂豫边区的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红军游击队以及红军干部的共同努力，在边区领导的带领下，他们汇聚成磅礴力量，推动边区的快速发展。为日后新四军第5师的建军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重视并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在全民抗日的高潮中，大批革命的知识分子涌入中原抗日根据地 参加新四军第 5师，第5师将这些知识分子视为宝贵财富，花大力气做好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使用工作， 把他们改造为坚定的革命战士，培养成部队需要的骨干人才，为五师的发展壮大做出积极贡献。
（一）重视知识分子
新四军第 5 师及中原根据地自创办初期，就十分重视发挥先进知识分子的作用。第 5 师没有老红军部队做班底，队伍大都是由民兵游击队抗日武装整编而来，战士大多是参军不久的贫苦农民，要想把这样的部队带好，成为一支有一定政治觉悟、纪律严明、作战勇敢、听党指挥的新四军正规部队，有强有力的干部队伍领导是决定的因素。第 5 师要想壮大和发展，必须解决缺乏大量得力干部和各类人才的问题。
第 5师的前身豫鄂挺进纵队及中原根据地的前身豫鄂边区，在创建初期就形成一个共识：抗日力量要发展壮大，就必须重视文化，重视知识分子。核心领导成员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达成高度一致。第5师的领导班子中，政委朱理治和政治部主任任质斌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朱理治是清华大学学生，知道知识分子的长处和短处，懂得如何发挥 知识分子的作用。第5 师师长李先念虽是工农干部，但是他尊重知识分子，同时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第5师政治部主任任质斌，曾就读于北平的中华大学，有很高的文化素养，是我党少有的参加过长征的高级知识分子干部，他在根据地长期从事党的新闻和宣传工作，以后又搞地方工作，曾进马列主义学院深造，政治水平和文化修养十分全面。根据地的领导人陈少敏到豫鄂边区之前长期在青岛、天津和唐山等大城市搞地下工作，从事过妇女运动、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学生运动，在丰富的斗争实践中，她对现代城市、现代产业，对知识分子有较为全面的了解。领导班子成员对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都有深刻的认识。
党中央于 1939 年底做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文件批评了某些同志惧怕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错误情绪，号召“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 知识分子干部的工农化同时实现起来”。还规定了如何使用、改造、帮助和保护知识分子的若干政策。这为中原根据地的知识分子工作和文化建设指明了正确的道路。事实上根据地各级领导班子成员由红军干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组成，第5师和中原根据地的干部队伍文武相济，发挥各自的特长，齐心合力，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地处中原的豫鄂两省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大省，河南大学、武汉大学都是著名学府，河南的男女师范、男中女中，湖北的男一中、武汉中学都是进步学生的大本营。抗战兴起，大批青年学生和文化人投笔从戎，保卫家园。他们看到国民党军在日军进攻前节节败退，而新四军却在敌后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风清气正，真正实践三民主义。他们毅然选择了共产党和新四军，投奔革命，参加抗日。著名学者范文澜、嵇文甫、杨显东都对中原根据地给予大力支持。毕业于北平中法大学、留学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夏农苔，1937年 11月回国参加抗战，曾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长，新四军第五师第 14 旅政治部主任，《七七日报》社社长。
徐州会战结束后，抗战的中心移往武汉，大批知识分子云集武汉做抗日宣传。其中主要由中小学生组成的开封孩子剧团、由张执一领导的湖北乡村巡回宣传团、还有抗敌演剧社、华北流亡同学会等学生爱国团体等，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参加了新四军。新四军的旗帜刚一亮起，就吸引了大批知识青年前来投奔。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以河南大学著名历史教授范文澜为首、以共产党员刘子厚为实际领导的河南省战时教育工作促进团（简称“战教团”）。战教团由200 名左右青年学生组成。很多是开封女中和女师的进步学生，在文化落后的旧中国，这批学生的学历已算相当高了，是根据地宝贵的人才资源。此外由共产党员陶铸和党外民主人士李范一、孙耀华开办的汤池训练班也培养和输送了大批知识青年到根据地。方毅领导的七里坪训练班也输送了不少人才。
（二）做好对知识分子的教育
青年学生进入根据地后，显示出知识和文化的优势。很多人参加了抗日宣传队、文工团。师有文工团，旅设文工队，团有宣传队，连建救亡室。他们编剧本，排节目，下部队，到基层，唱歌跳舞，演活报剧，讲演宣传，出黑板报，画宣传画，向广大群众讲解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革命道理，鼓舞群众的抗日热情。楚剧团演出的《赶杀记》《伪军月下叹五更》对伪军影响极大，发挥了瓦解敌军的作用，有人听罢 歌后，协枪参加了新四军。歌曲《新四军里真快乐》好记好学好唱，迅速在根据地掀起参军抗日的热潮。应山县的一个日本小队集体逃跑，与宣传工作有关系。知识分子教战士认字学文化，提高了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还有部分知识分子干部进入统战、财经、教育、技术等部门，发挥自己“有知识，懂文化”的特长，为新四军第5师和中原根据地的工作注入了活力。
面对知识分子工作的大好局面，领导班子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尤其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任质斌，更是对从旧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的缺点和弱点有全面的了解，通过对自己的成长过程的反思，他意识到知识分子成长为革命战士必须经历艰难的改造。为此，他和根据地其他领导成员同心协力，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深化进行了精心的部署。
首先，对来到根据地的知识分子办训练班，组织他们学习革命理论和抗日政策。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他们的头脑，澄清错误意识和糊涂思想。1939 年，任质斌到信南地区以豫鄂边区党委特派员的身份办干部训练班、党员训练班。他亲自讲授党的建设课。每期训练班大约 20 天左右，一共办了 3 期，许多到边区不久的知识分子干部 在这里接受了最初的革命理论教育。类似的训练班，例如青训班、党训班、政训班、教导队，在汤池、竹沟和七里坪都开办过。尤其是竹沟，一度是中原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所在地，知识分子向往和集中的地方，号称“小延安”。第5师于1942 年在原来随营军校的基础上成立抗大10 分校。“要求各部队应根据培植人才的远大眼光出发，有计划地挑选干部到抗大受训”，并特别严肃指出：“对培养干部工作任何的消极怠工，都是对革命的犯罪。”与此同时，洪山中学、建国中学、抗日民族中学都纷纷建立。
豫鄂边区党委花大力气抓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开展反对不良倾向的斗争，让知识分子干部在斗争的烈火中脱去杂质，变成好钢。1940 年5 月 9 日，担任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代理书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代理政治委员不久的任质斌就在湖北姚家山作了一个“内容丰富，发人深省”的政治报告，号召“开展干部中的不良倾向的斗争”。他尖锐地指出在部分干部中存在的 8 种不良倾向。其中除“本位主义倾向” 主要发生在“长期脱离领导，独立发展游击战争”的老干部中外，其余 7 种都或多或少存在于没有经历长期革命锻炼和战争考验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中。这 7 种不良倾向是“苟安偷懒，不负责任，疲沓懈怠的倾向”“自由主义的倾向”“贪污腐化，颓废堕落的现象”“骄傲自大的倾向”“不顾一切，任性妄为的现象”“气量狭小，不能涵养的倾向”“英雄主义，锦标主义的倾向”。这一切恶习的根源是把个人置于革命利益之上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因此必须在知识分子的灵魂深处把个人主义扫除，让民族的命运，党的利益成为一切言行的出发点和目的地。任质斌用6 个“必须”全面部署了这场触及灵魂的学习，比延安的整风运动要早两年开展了“反不良倾向的斗争”。第一个“必须”是明确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干部，发展部队，而不是排斥或打击某人。方式上应该说服多于惩罚。第二、第三是必须深入动员干部积极参加运动，克服惧怕与消极情绪，反对拒绝帮助和互相攻击。第四是提倡大公无私，反对感情用事。第五要在党的组织生活内进行，开展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第六干部要加强学习，党要加强教育。这些规定和要求确保了1940 年的学习和整顿沿着正确的轨道进行，既不混淆两类性质矛盾，不搞扩大化，同时又治病救人，树立正气，纠正不良倾向，使知识分子干部在思想和作风上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在灵魂深处萌发向工农大众和工农干部学习的愿望。他们纷纷要求下基层，在工作第一线磨练自己。
对知识分子的初步变化，边区领导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们趁热打铁，把知识分子放到基层磨练，让他们的誓言在实践中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中。针对知识分子新干部中有些轻视基层工作，轻视事务工作，轻视劳动等问题，有意识地安排他们到基层，从事事务工作，使其得到锻炼提高。到后来，经过实际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干部越来越多，又将他们充实到各级司令部机关，连司令部也换了一批知识分子干部。这样，使第5 师干部队伍的构成更加适合豫鄂边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需要。经过考察，文化水平高、擅长宣传和教育，又经过基层磨练的优秀知识分子干部被安排在重要岗位上。豫鄂边区在使用知识分子干部上非常放手。政治部历任正副部长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0% 左 右。这个百分比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都是相当高的。后来，经过实际斗争锻炼的知识分子干部越来越多，相当多边区干部成了能文能武的人才，更加适合豫鄂边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需要。
据不完全统计，第 5 师和中原解放区 937 名县团级以上的干部中，以大学生为主的高级知识分子干部约占 9.5%，中学生( 包括师范生 )约占 33.4%。两项相加，知识分子干部比例达 40% 多，如果再加上小学文化程度的干部，知识分子干部比例更高，这充分证明新四军第5师干部队伍是有知识有文化的。
（三）关心爱护知识分子
边区领导信任知识分子，教育知识分子，重用知识分子，而且爱护知识分子，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护知识分子。
1943 年，依据中央部署，边区开展了整风运动。同时审干工作开始进行。负责这项工作的总学习委员会反复鼓励干部，尤其从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干部自觉检查。运动贯彻不追不逼，实事求是的方针，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总学习委员会不为上级来电中康生转发的所谓“抢救运动”的“经验”所动，坚决执行中共中央1943 年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 认真吸取了土地革命时期肃反扩大化的历史教训，正确划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基本没有在边区搞“逼供信”，没有搞“冤假错案”，没有伤害同志。尤其对背景复杂的知识分子干部，更是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延安保卫部门有时来密电，说某某人有特嫌，应及时清除。边区保卫部门不妄信，不盲从，而是展开缜密的调查取证，实事求是作结论。事后证明并没有什么内奸。郑位三1943 年到中原根据地是带着肃反整风的命令来的。但是他经过调查研究发现，第5师及中原根据地的干部基本是好的，因此他没有对知识分子搞人人过关，保护了干部队伍的稳定和团结，这是非常难得的。
新四军第 5师政治部副主任王翰毕业于上海交大，1932 年入党，是学校党总支书记。早年在上海搞文化工作，与周扬、胡乔木等有来往。他博古通今，知识丰富，文化水平很高。到豫鄂边区后他善于学习，思想敏捷 , 工作能力很强。任质斌很欣赏王翰的才华，多次向上级推荐他担任政治部主任。但是一直没有结果。原因是王翰一次躲空袭时，丢失了一个装有机密文件的箱子，组织对他产生了怀疑，一直控制对他的使用。但是任质斌凭着与他多年的交往，相信他对党忠诚。后来，设法把王翰送到延安，终于把丢失箱子的事搞清楚了，上级解除了对王翰的疑虑与误解。任质斌知道后衷心为王翰同志高兴。新中国成立后，王翰担任过国家监察部常务副部长，一直在司法部门工作。
（四）放手使用知识分子
进入根据地的高学历的大学生，有一批人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已加入地下党组织，是忠诚的成熟的共产党员。第5师对知识分子干部放手使用，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各尽其才，有效地促进了第5师和中原根据地各项建设工作的开展，涌现出一批杰出人才。
周立波，1934 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曾任《七七日报》社副社长。新中国成立后，出版著名小说《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
许道琦，出生书香门弟，曾在上海旁听艾思奇的哲学课，到根据地后在社会部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刘放，1933 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第5 师政治部宣传部长，新中国成立后转到工业探矿部门工作，任国家石油部副部长，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西尧， 1937 年 10 月在武汉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从事党的政治工作，担任过边区党校校长，新中国成立后转入国防科技和工业领域，担任国防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防工办副主任，周恩来总理联络员，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等职，为“两弹一星”工程作出了很大贡献，是周总理的得力助手。张执一，武汉美专的学生。他本是富家子弟，受过良好的教育，能文能诗，有战略眼光。他利用家族的关系和影响，在边区搞统战工作卓有成效。后来调上海领导地下工作，策动多支国民党军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李昌，清华大学学生，“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组织者，曾任清华民先总队长，抗战时任豫鄂边区党委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吴祖贻，天津南开大学的学生领袖，到中原后，很快被提拔到根据地领导层，任民运部部长。中原突围时任干部旅政治部主任，英勇牺牲。缪纶，1934 年参加工作，奉贵州省毕节地下党之命，打入国民党省政府电台，学会了无线电通信技术。抗战时期，曾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电台中队长，第 5 师电台中队长，直至司令部情报处侦察科科长，为第5 师的通信和情报工作作出了贡献。叶果，1928 年考入南通医学院，进入豫鄂边区，长期从事医疗工 作，曾担任新四军 5 师卫生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福建省卫生厅厅长，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副所长。谢文燿，武汉大学毕业。1936 年参加革命，1937 年入党，任豫鄂边区党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兼边区党报《七七报》副社长、社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华社晋冀鲁豫分社副社长。武石，1931 年考入上海美专国画系，1937 年参加革命，曾任《七七报》《挺进报》《七七日报》等报刊的美术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美协副主席，湖北美术学院教授。庄果，复旦大学毕业，在根据地从事财经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人民银行湖北分行行长，武汉大学校长。丁冬放，上海劳动大学工学院毕业，抗战时期任豫鄂边区行署财政处 副处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由以上知识分子经历可见，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曾在第 5师和中原根据地工作的知识分子在军队、政府机关各级岗位，发挥党政领导骨干作用。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干部工作在经济建设、工业战线、教育战线和财经战线上成为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骨干人才。
五、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极大地团结了各方抗日力量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战胜敌人的一个重要“法宝”。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我党的大力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形成，为新四军第5 师抗日统战工作创造了前提条件。第5师全面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巩固和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对推动全民抗战直至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积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新四军第 5 师处于华中敌后抗日斗争前哨，长期孤悬敌后，与华北、华东和其他解放区相隔离，处在日伪顽军三面夹击之中。要在这样孤立的、被分割的险恶环境下独立作战，迅速开创鄂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实现从四面八方对日本侵略军在华中重要据点武汉的战略包围，仅靠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和分散各地的小股抗日武装是不 行的。在这种形势下，李先念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团结鄂豫边区各方面的力量，特别是要搞好同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的关系。因此，李先念在南下途中，每到一地，都要会晤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同他们建立统战关系，力谋与他们合作抗日。
1939 年1 月 20 日，李先念率部到达四望山北麓黄龙寺。当晚，他在一座碉堡里会晤了国民党信阳县县长兼信阳挺进队司令李德纯，两人进行了彻夜长谈。李先念分析了豫南的形势后对李德纯说：“你已经不能回信阳了，而且回去后又有什么好处呢？程潜派的副官还在，你能逃过吗？我们是把你当自己人看待的，你想想，西北军第68 军已经压过来了，你的部队如果不加入新四军，就很危险。因为西北军不敢打新四军，但他们敢打县大队。”
通过这次长谈，李德纯不仅表示愿意和共产党新四军合作抗日，而且答应帮忙解决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的给养，信阳挺进队和独立游击大队在必要时可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2 月初，李先念率部南下湖北后，在刘子厚、娄光琦的陪同下到大洪山会晤了爱国民主人士、时任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政治指导部主任的李范一。李范一曾任国民党南京政府中央交通部电政司长、湖北省建设厅长。经与李范一恳谈，双方签订了合作抗日协议，允许新四军使用“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开展活动。因此，独立游击支队的活动区域迅速扩大到了鄂中地区。
新四军第 5 师在开辟、扩大和巩固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始终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凝聚力。这是新四军第五师在鄂豫边区不断发展壮大，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发展壮大抗日队伍
1939 年 2 月14 日，李先念以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的名义，在陶铸等陪同下，到随县均川店杨氏祠同石毓灵会晤。石毓灵是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主任。由于石毫无会谈诚意，均川会晤，李先念与石毓灵虽未形成书面协议，但也使石默认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开赴豫鄂边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合法性。
1939 年 2 月17 日，李先念一行来到随县天河口，同国民党川军第 45 军第127师师长陈离进行了会晤。这次会晤，颇有收获。陈离回忆说：“李先念在曹荻秋、钱俊瑞的陪同下，来到我们师部，当时我们驻在随县天河口，我们共同商讨了团结合作、协同作战的问题，为两军日后的友好合作，共同抗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时李先念来我师部向我提出有两件最难的事需要我给予帮助，一是他们缺少电台，要求我们送一部较大功率的电台；二是他们作战没有军用地图，希望我们帮助解决。他们也知道这两种东西，蒋介石军队控制很严，但他们又迫切需要，不得已向我们提出来。我满足了李先念的要求，送了一部十五瓦的电台和所需要的军用地图。”
5 月中旬，李先念率部到达赵家棚后，立即与国民党安陆县第2区（赵家棚）区长兼第2 游击支队长杨弼卿建立了良好的统战关系，并以杨弼卿的名义邀请在赵家棚周围的安陆、应山、孝感等县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地方知名人士和开明士绅开会，李先念在会上列举了大量事实，揭露了日军侵华的滔天罪行，并与到会人员共商合作抗日事宜。他说：“现在，摆在我们中华民族面前的历史任务，就是团结抗战，以求解放。本军就是为着这个目的而不是为了别的目的而来的。为此，我们愿意根据国共两党商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办法，与友党友军平等相处，合作共事。请贵地各军不要产生怀疑和误会。”通过这次会议，使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对立在这一地区暂时有所缓和。为新四军挺进鄂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铺平了道路。
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一经整编完毕，就在李先念的指挥下，积极打击敌伪，扩大与巩固自己的力量，逐步创建根据地。同时，开始争取安陆青龙潭的伪军周叔屏部反正。周叔屏原出生于地主家庭，抗战爆发后，自己收捡国民党溃兵丢下的枪支，拉起来一支队伍，后被国民党安陆县长彭炳文收编。“七七”事变后，耳闻目睹国土沦丧、生灵涂炭、民众流血的悲惨境况，对日军的残暴罪行痛恨至极，不愿倒向日伪。李先念向他伸出了热情的双手，申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周叔屏终于高举义旗，率部 300 人参加了新四军。
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经过一系列战斗和统战工作，在豫南地区初步开辟了东起信（阳）罗（山）边，西至信（阳）随（县）边，以四望山为中心的豫南抗日根据地；在鄂中地区，解放了安陆、云梦、孝感接壤地区的大片乡镇，使赵家棚一带成为鄂中抗日根据地中较为稳定的基本区。豫鄂边根据地初具规模。
李先念率部到达鄂中等地后，更是多次会晤国民党地方军政官员。1940 年 6 月，他与刘少卿只身入寨，同国民党安陆县游击兵团第3 支 队支队长严叔端交谈，使严叔端毅然与新四军携手合作共同抗战。他还与国民党原西北军将领何基沣、张克侠等人多次会晤，始终保持着秘密合作关系，并在人员、装备、经济等方面得到过他们的一些援助。他们在被迫执行国民党当局的反攻命令时，总是事先向我们打招呼，从未发生过真的武装冲突，有时还供给我们一些重要军事情报。
正是由于新四军第 5 师领导人高度重视并亲自做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的统一战线工作，部队到达哪里，就将统一战线工作做到哪里，致使在全国统战局面日趋严峻的形势下，国民党豫鄂边区地方军政当局继续保持与新四军第 5 师团结抗战的政治局面，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鄂豫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和发展。
（三）铸就军民一体的钢铁长城
在革命战争年代，要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还必须依靠军民的团结一致。新四军第5师在长期的抗战中，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伪军，从而赢得了人民的信赖和支持。
1939 年 5 月，国民党鄂中专员石毓灵下令扣押了陶铸等人，并撤 销了孙耀华的应城县长职务，另委派顽固分子曾宪成接任。中共鄂中区党委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发动应城人民开展声势浩大的“拒曾挽孙”运动，许多绅士名流和社会贤达也出面响应，使得曾宪成最终不敢贸然就职。这次运动表明，中共基本上掌握着应城全县的政权和武装，并能够充分发动和利用人民群众，完成全民参与抗战的目标。
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一经整编完毕，即驰骋在豫南、鄂中敌后。1939 年 8 月 14日，日寇集结 400 余人向朱堂店进攻。2团队奋起还击，毙伤敌 80 余人，迫使敌人放出毒瓦斯掩护逃窜。这场战斗不仅使部队得到了锻炼，而且使人民群众得到了鼓舞。战后，当地群众不顾国民党罗山县政府的威胁和刁难，纷纷主动向新四军提供粮食蔬菜，慰劳子弟兵。
敌后抗日战争发动之初，依靠群众为部队筹集活动经费是当时群众运动中一项十分重要的经常任务。筹集经费主要有如下几种来源：1.“带枪带钱革命”。如“应城八条枪”是蔡松荣利用矿商的家产购买的，又将家产变卖供部队所需，堪称“毁家纾难”。2. 募集“抗日乐捐”。一是大会宣传或个别动员，开展群众性献金。二是在动员基础上，向富户做规定性的募捐。3. 依靠群众缴获敌伪资财。战场缴获一律归公，打截敌伪“差船”和“洋行”，并以“抓案子”“钓金龟”等形式责令汉奸维持会长拿出钱粮等。4. 利用民间各种“公产”。如收回各县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在沦陷前发放的贷款；七里坪留守处从进步人士、国民党黄陂县长潘正道处取回董必武在沦陷前存放的数千元经费。这些都为抗日游击队的初期发展解决了燃眉之急。
在敌伪力量强、共产党力量弱的情况下，中共鄂豫边各地党组织因地制宜地创造了“抗日十人团”和“救国会”等不同的组织形式。
“抗日十人团”（简称“抗十团”）是由鄂中区党委于1939 年夏倡导组织起来的。它以 10 人为一基层单位，由共产党员做骨干串联群众组织而成。“抗十团”成立后不到 3 个月，应山县团员就达万人，安陆发展到 5 万多人。而且发展到日伪据点里也有它的秘密组织。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整个鄂中地区有“抗十团”团员近15 万人。天汉地 区有“抗十团”团员 4 万人以上。
在京安一带，还有大山头地区的“忠勇救国团”，拥有团员 5万多人。无论是“抗十团”还是“忠勇救国团”，抗日活动都十分活跃。据《七七月刊》记载：“一个俘虏从新四军那里偷跑了，走不上半里路，被捉了回来。”他说，“到处是中国兵！”豫南的群众组织是以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和商民救国会的形式出现的，豫鄂边区党委设有民运部，对群众组织实行统一领导。
汉留，又称红帮（或洪帮），以结拜兄弟、开设码头、建立山堂等形式发展成员，到抗战初期，在鄂中、鄂东一带，汉留帮会普遍存在，并有相当大的势力。鄂中应城附近各县，膏盐矿工出身的“双龙头寨主”郭仁泰很有影响，陶铸决心下大力争取其抗日。经过一段时间的争取，
郭仁泰表示了要坚决抗日、纠正损害群众的行为和组织各码头进行抗日游击战争训练。这是鄂中武装准备中成功地进行统战活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一个重要成就。
鄂东黄冈、麻城一带的汉留，最初为国民党特务组织所控制。鄂东的中共组织为了挫败顽固派的阴谋，指派在群众中有一定威望的老党员漆先庭、刘天元分别以个人名义组织“泉华山”、“复兴景保山”两个抗日汉留会，一大批在日寇铁蹄下渴望得到庇护的民众纷纷前来“敬香”、“献宝”、“换帽子”。不到半年时间，由“漆大爷”、“刘大爷”组织的“泉华山”、“复兴景保山”两个抗日汉留就发展到数万余人。经改造的抗日汉留组织依靠群众为抗日部队送情报、筹款、掩护党的干部和支援作战等，曾起过一定作用。
由于抗日群众组织遍布各地，新四军各部能很快掌握敌伪动向，灵活机动地开展敌后游击战，即使部队暂时转移他处时，零星与小股敌伪与土匪也不敢贸然来扰，从而使根据地内群众能够相对增加安全感。
据1940 年底统计，全边区参加各类群众组织的人数约有15 万多人，不脱产的自卫队近10 万人。边区抗日群众运动的健康发展，为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建设奠定了扎实的群众基础和政治基础。
自1939 年 6 月养马畈会议成立新四军豫鄂游击支队开始，在鄂中以及鄂豫边区的土地上，新四军将士站在抗日的最前线，演出了一幕 幕气壮山河、震慑敌胆的事迹。在战斗中，部队不断壮大，根据地不 断发展，使第5 师成为武汉外围和中原地区抗击日寇的一支最坚强的武装力量，使鄂豫边区成为全国重要根据地之一。在长期的战争中，新四军第 5师部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仅1941 年前，部队就牺牲了连级以上干部110 多人，其中有团长 2 人，团政委 3 人，团参谋长3人。
新四军将士这种可歌可泣的牺牲精神，极大地感染着边区的干部和群众。他们把抗战当成自己份内的事，把新四军当成人民的子弟兵，自觉自愿地加入新四军。
新四军第 5 师从没用过抓丁拉夫、绳捆索绑的办法扩大部队，但1939 年到 1940 年仅京山、应城两县就有三四千人参加新四军， 信应、京安两县也有 2 千人以上，云梦、汉川两县也有1 千人以上，其余各县都有一二千人参加新四军。这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人民爱、人民军队爱人民，军民团结、共同抗日的精神。
1940年到 1942年，边区连年受灾，全区平均收成不到 2成，孝 (感)北、安(陆 ) 北、应山、天(门 ) 南、京(山 )北、安(陆 )应(城)等地几乎颗粒无收，人民为了支援抗战，节衣缩食，把粮食省出来支援部队，各地开明士绅和工商业者也积极支援部队。
新四军第 5 师到达安陆县赵家棚后，这里的开明士绅唐质明等捐助大米1.2 万多斤，平林七个商业合作社7 个月上交 4 万多元。1940年 6 月 9 日，安陆双鹤乡联保慰劳反击程汝怀部凯旋安应的我主力部队，送“猪一头，牙粉三百四十包，袜子三十打，鞋子五十双 ; 十日，又送猪肉六十八斤，酒六十斤，包子三百二十五个，烟四条，袜子十双，毛巾半打”。此类捐送我主力部队物资的事迹，在鄂豫边区真是不胜枚举。
（四）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制定了国际战略。新四军 5师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这一指示。由于第5师紧贴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处在敌我友交织地域，在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上形成了自已的特点。其主要表现在接待史沫特莱到访、建立日本人反战同盟、救助美国飞行员、与美国第14 航空队开展情报合作、参加军事调停等方面。
1940 年1 月，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途经张自忠部进入大洪山豫鄂挺进纵队驻地。受到了中原局和挺进纵队领导朱理治、李先念、陈少敏、陶铸的热烈欢迎，她访问了根据地各县，甚至穿插敌战区，最远到达武汉近郊的湖汊地区汉川。她在边区逗留了几个月，与边区军民建立了亲密的友情。这次访问给史沫特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3 年，她在美国发表《中国的战歌》一书，用了很大篇幅叙述她在 边区的所见所闻。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即发表《中共中央告日本海陆空军士兵宣言》和《八路军告日本士兵书》，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不虐待俘虏”和“瓦解敌军”的政工原则用于民族战争。到了相持阶段，这一政策的效果开始显现出来。随着被俘投诚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增多，大小后方，敌后根据地开始出现多种形式的日本人反战组织。在新四军中，第5 师于 1941年 11月最早成立了日人反战同盟支部，被列为第5支部。第 5 支部成立时已有盟员 20 人左右，坂谷义次郎和森田博美被选为正副支部长。坂谷是工人出身，因厌战且在我军政治攻势下向新四军投诚，随即加入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列，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1944年秋，坂谷不幸被日军捕获，英勇牺牲。
反战同盟支部的成立意味着觉悟日本士兵有组织地进入了我党领导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也标志着对敌工作进入了新阶段。第5 支部先后出版了反战刊物《反战旗》， 《新导报》等，通过游击队、人民 群众在敌战区散发用日文印制的反战传单和宣传品。他们还进行阵前喊话，或承担策反任务。以日反日，对于打击日军意志、精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抗战后期，日军怯战、避战、逃往、反叛、投诚现象越来越多，战斗力明显下降。这与我军实施的这种战略是分不开的。
1941 年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成为援助中国抗战的主要力量。中共中央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迅速发出《关于开展太平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华侨工作的指示》，提出了与英美建立合作关系的外交目标。同时向他们暴露中国统治者之黑暗，以争取英美政府人士对八路军、新四军之同情，对中国政府施行一些压力，以改进中国对日反攻之准备。
在这短短的一年内，新四军第 5 师同我军其他部队一样，坚决执行了党中央的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在救助美军飞行员和情报合作两个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 5 师控制的敌后根据地鄂豫边区，紧贴中日正面战场，离重庆盟军总部最近，其上空是美日空战的重要战场，亦是第14 航空队出击返航的咽喉要道。这一战略地位决定了边区和第 5 师执行政策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对美英统战政策的成效。
有统计认为，1944 年初至 8 月 , 第14 航空队受边区政府、军民和第 5师部队救助的被击落飞行员超过 6 名。这些救助留下了浓厚的笔墨，彰显了重要的历史意义。第 14 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在回忆中写到：“两名战斗机驾驶员……在汉口上空的战斗中被击落。60 天内毫无消息，我们认为他们已经死了……4 个月后，他们竟走进了我们的前进基地……他们在日军的防线内被农民救起，送到新四军那里。那时新四军的活动范围直达汉口市郊。他们在新四军的医院里住了两个月，然后被藏在舢板内，经长江支流躲过日军的哨卡，返回基地。”1944年 7 月 3 日，他致函朱德总司令，称“飞行员格林·本尼达中尉与白劳德中尉，此次获得中国游击队诸战士营救，纳德对彼等之光荣工作，尤深感奋，彼等见义勇为，敝军全体官兵均钦佩之至。为此恳请将此钦佩感奋之情代为转达，不胜感荷！”
第5 师和边区因其战略地位而被第 14航空队首选为情报合作地区。在陈纳德的要求下，中共中央批准了陈纳德派代表欧高士到大悟山，与第 5师领导人商谈第14 航空队在武汉外围地区设立无线电通讯网的问题。
1945年春，第 14航空队驻新四军第5 师观察组在大悟山正式建立。
在中共与美英关系从民间外交上升为官方外交的过程中，第5师发挥了重要的先行与示范作用。
日本投降后，党中央做出了进军东北的决策。美国继续扶蒋反共，帮助蒋介石运兵华北。由于国民党军在各个战场上受到我军重创，发动内战的时机尚不成熟，杜鲁门总统宣布了新的对华政策，派遣马歇尔取代赫尔利赴华，居中调停国共军事冲突。1946 年1 月，国共双方 达成停战协议，与美方组成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三人小组监督停火。三人小组下设北平军调部，再辖30 多个三方人员组成的执行小组，在各地执行调停。
宣化店地区是军调的重要战略区域。在这里，第 5 师与我河南部队、359 旅合并成立了中原军区，集结了6 万主力，被国民党30 万大军围困在方圆 50 公里的区域。国民党企图在内战爆发时首先歼灭我中原部队。而我中原部队则按照中央部署尽量利用停战拖住国民党 30 万大军，以保证南防北进方针的实施。
在党中央的关怀和直接领导下，李先念、王震、任质斌等军区领导人不仅亲自参加谈判斗争，而且派出得力干部组建中原军区武汉办事处，承担汉口和宣化店两个执行小组的工作，并召集足够人手供周副主席和董老调用。
对中原军区来说，参加调停是集军事、统战、特工、外交为一体的斗争。中原军区领导集体把军调当作应对国民党袭击的战前准备，在半年时间内共完成了 3 项任务：一是利用调停缓解局部冲突，保证我军的安全，完成了牵制国民党军的战略任务。二是利用调停的合法机会为我大军滞留边区输送给养。三是巧妙隐瞒了我军战略意图，造成了突围的出奇不意。
参加军调是第 5师最成功的一次外事活动。它为第5师历史的结束增添了光辉的一笔。
六、建立起了巩固的地下交通网络 做到政令军令统一
新四军第 5 师孤悬于日伪与国民党顽固派双重夹击的华中敌后，其根据地被分割为豫南、鄂中、鄂东等 6 块孤立区域。面对封锁严密、联络受阻的困境，第5 师创造性地构建了一套高效隐蔽的地下交通网络，成为维系战略协同、实现政令军令统一的生命线。这一网络不仅突破了日伪“囚笼政策”的封锁，更成为第5师 “孤悬敌后仍能独 立作战”的核心支撑。
（一）破解孤岛困境的战略选择
武汉沦陷后，日军在华中部署重兵（1940年达21.8万人），严密封锁交通要道。原有根据地间联络中断，部队调动、情报传递、物资补给均面临瘫痪风险。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必须建立隐蔽交通线，保障战略协同”。1940年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整编后，李先念、陈少敏等领导人将构建跨区域交通网列为首要任务，以京山八字门、应山四望山、安陆赵家棚为枢纽，串联分散的游击区，形成“多点贯通、网状布局”的神经脉络。彼时，各根据地宛如被隔绝的孤岛，部队间无法及时互通有无，作战计划难以协同实施，物资匮乏问题日益严峻。构建地下交通网络成为打破这一困局的唯一出路，其紧迫性不言而喻。
（二）构建军民协同的隐蔽网络
交通网建设充分融合地方群众力量与军事智慧。
一是多层次架构：设立主干线（连接核心根据地）、支线（覆盖县乡）、秘密接头站（潜伏于敌占区）三级体系，采用单线联络、多重加密机制。这种精心设计的架构，确保了信息传递的高效与安全。各层级间分工明确，主干线承担着核心信息与重要物资的传输，支线则将触角延伸至更广泛的区域，秘密接头站宛如隐藏在敌人心脏的利刃，随时获取关键情报。单线联络减少了信息泄露的风险，多重加密使得敌人即便截获信息也难以破解。
二是群众化掩护：交通员以货郎、樵夫、商贩等身份活动，依托“抗日十人团”等群众组织建立掩护点。广大群众成为交通网络的坚实后盾，他们凭借对当地环境的熟悉，巧妙地为交通员提供掩护与帮助。各地县成立的公安队、手枪队等组织既保护了领导机关的安全，又为交通员提供情报、协助转移物资，保护和保证了地下交通线的安全通畅，使地下交通网络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安陆青龙潭伪军反正后，其控制区的转变不仅增加了物资中转的途径，更彰显了统战工作在交通网络构建中的积极作用。
三是军事做保障：主力部队定期清扫交通线周边敌据点，1941年侏儒山战役后，汉川沔阳走廊的打通使鄂中与鄂东实现直连。主力部队的行动为交通网络的安全运行保驾护航。定期清扫敌据点，有效减少了敌人对交通线的威胁，为交通员的活动创造了相对安全的环境。1941 年的侏儒山战役意义重大，此役历时近两个月，大小作战 14 次，新四军第 5师共歼灭伪军 5 千人，毙伤日军200 余人。战役胜利后，成功打通了汉川沔阳走廊，使得鄂中与鄂东两大区域得以直连，极大地优化了交通网络布局，增强了各根据地间的联系。
（三）实现政令军令统一的核心功能
军事协同高效化，保证了军事协同与资源调配。一是情报传递功能。在日军兵力密度最高的武汉外围，建成“打不垮的邮路”（刘少卿语），日均传递情报超百条；在武汉外围这一日军重兵把守的区域，地下交通网络犹如一把坚韧的钢刀，硬生生地在敌人的封锁线上开辟出一条通道。日均超百条情报的传递，让五师能够时刻掌握敌人动态，及时调整战略战术，成功打破了日军的封锁。这一“打不垮的邮路”成为第 5师在敌后顽强生存与战斗的重要保障。日军“扫荡”计划常经交通网提前送达。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情报的及时获取与传递至关重要。地下交通网络宛如敏锐的耳目，时刻监听着敌人的动向。1942年大悟 山反“扫荡”期间，交通员们凭借顽强的意志与卓越的行动能力，在短短12小时内将日军的“扫荡”计划传遍各分区。第 5师主力得以提前知晓敌情，迅速调整部署，一夜之间成功跳出合围圈，避免了重大损失，充分展现了交通网络在情报传递方面的高效性。
二是兵力调配功能。1943年蒋家楼子会议后，通过交通网一周内 完成3个团跨区机动，实现“集中兵力、向心作战”。交通网络为兵力调配提供了有力支持，使得部队能够在关键时刻迅速集结，为战役胜利奠定了基础。
中央指令直达基层，连接了党组织与中央的联络。1942 年第 5师 改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后，交通网承担绝密文件传输。这一时期，交通网络成为连接中央与基层的关键纽带。毛泽东《论持久战》等重要文献承载着重要战略思想，通过竹沟——七里坪——八字门等线路，在交通员的努力下，得以逐级翻印并直送连队救亡室。基层战士们能够及时学习领会中央精神，明确战斗方向，极大地提升了部队的凝聚力与战斗力。
经济血脉畅通，利用交通网建立“流动金库”。汉口商人通过统战关系输入的药品，经汉川交通站中转至野战医院。交通网络在经济领域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应城盐矿税收通过地下交通线安全 输送至师部，为部队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汉口商人在统战关系的推动下，积极为部队提供药品等物资。这些药品经汉川交通站中转，及时送达野战医院，保障了伤病员的救治，维持了部队的战斗力。地下交通网络宛如经济血脉，确保了资源的合理调配与流通。
到1945 年抗战胜利时，其已串联起广袤的 9 万平方公里根据地。这一庞大的网络为中原解放区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骨架支撑，各根据地在其连接下紧密协作，为后续的解放战争奠定了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地下交通网络是新四军第5师在极端困境中的伟大创举。它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联络工具，更是政治智慧的结晶——通过军民融合的力量，将孤悬的根据地锻造成统一战斗堡垒，彻底粉碎了日 伪“分而治之”的图谋。这一网络所体现的群众路线、军事韧性和组织创新，成为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战的经典范式，亦为现代战争中的非对称作战提供历史镜鉴。它所蕴含的宝贵精神财富，至今仍激励着人们在面对困难与挑战时，勇往直前，开拓创新。
结语：
总体而言，第5师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本文所提及的坚决贯彻党中央精神，在中央的领导下开展对敌斗争。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贯穿抗日战争斗争始终，是新四军第5师及其前身得以创建并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在国际国内斗争形势发生剧变或部队面临重大问题时，第 5师都及时向上级直至中央请示报告，在得到党的指示后，又坚决做好贯彻落实。特别是1942年7月之后，党中央决定第5师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凸显第5师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坚强有力和民主团结的领导班子及红军时期革命老区打下的良好基础使第5师赖以生存并沿正确道路发展。在李先念同志领导下，由李先念、陈少敏、刘少卿、任质斌等同志组成的领导集体虽然来自不同方面和背景，但都能团结协作并发挥各自专长；以鄂豫皖苏区为重要基础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及其保留的革命火种，以及良好的群众基础为我党保留了大量领导干部和基层骨干。领导的表率作用影响到第5师部队的各级组织，第5师自上而下团结一心，这种强大的凝聚力和领导力确保第5师政令畅通，正确的决策得以顺利贯彻执行。
在吸收培养以及充分发挥先进知识分子作用方面新四军第5师更是彰显了其前瞻性和远见性。第5师驰骋中原，靠近华中经济文化发达地区，革命的理想和保家卫国的精神吸引了大批先进知识分子的加入。第5师精心部署，合理安排，通过培养和锻炼，让年轻知识分子充分发挥自身特长，为部队增加了活力，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有效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也为统一战线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了良好基础，更是为日后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保存和提供了大量优秀知识分子干部。
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作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塑造军民一体的钢铁长城。新四军第5师整合吸收各地抗日武装力量、建立地下交通网络，将分散的抗日根据地连接起来，形成统一的战斗力量；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改造地方抗日武装力量使队伍和根据地面积不断发展壮大；建立交通网络加强发展各根据地间的交流和沟通，使第5师平时可以传递信息和物资，战时可以集结兵力和转移物资，保证了军令政令的统一和工作的高效运转。
上述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援保障。可以说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就不可能有五师的生存和发展。正因为有了这些基础，第5师虽然起步相对晚、起点相对低，却能够迅速发展壮大。
新四军第5师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发展成就，形成了宝贵的经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抗战胜利后，以第5师为主体组建了中原军区，这是对第5师能力和成就的最好说明。
（策划：任全胜 执笔：陈胜虹张晓梅朱颜荆歌陈胜华李炎李新舟方晋）（五师分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