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如将军是我的老首长。在抗日战争时期，我曾经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他的言行风范，在那时就给了我很深的教育，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我和李长如同志相识，始于1940年。当时他在新四军二师四旅十一团政治处任组织股长，我是二营的政治干事；后来他到一营任教导员，我这时也调到三连当指导员。由于有这样密切的上下级关系，在工作中接触较多，相互之间也逐渐加深了解。记得他曾给我讲过，他出身在贫苦农民的家庭，自小逃荒在外，靠乞讨为生。他十二岁时就参加了红军，是个名副其实的“红小鬼”。他参加过激烈残酷的苏区红军反“围剿”作战，又经历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在战火的考验中，李长如同志成长为一个坚定勇敢的共产主义战士。

     李长如同志是一位刻苦学习努力上进的人。记得1940年夏季，他随我们二营到敌我交界的边区活动。当时的任务是防止敌人骚扰我根据地的夏收，同时要在边区动员青年参军。那天部队已经行军四、五十里，到达目的地后，大家感到又饿又累，都抓紧时间赶快休息。可是，李长如同志刚一住下，就从挎包里掏出一本书，坐在床铺上聚精会神地读起来。我和他同住在一间屋子里，看到这情景，我就劝他说：“走了这么多路，还看什么书啊，快点休息吧?”他听了，笑着对我说：“腿子是有点累啊，可脑子还很轻松，抓紧时间看点书，这有多好啊!”他继续看他的书，直到部队开饭了，我叫他去吃饭，连着叫了几次，他才放下书本。

     当晚，我们俩睡在各自的门板上，聊天聊到了学习的事情。他告诉我说，因为家里太穷，他自小无钱读书，一字不识，参加红军后，才开始学着认字，除了行军打仗，每天都要认上几个，长年累月坚持下来，慢慢地就能看书读报了。接着又学着写信，写稿子。一开始团报不登，他也坚持写，一次再次地不断把自己写的稿子寄去，就这样变得学会写稿子了。后来，每次他写的稿子都会在团报上登出来。现在他能够读一些马列主义的书，那是经过了他十年努力才有的结果。听了这一席话，我不由得从内心里对他十分敬佩。

     李长如同志考虑问题细致周到，而且对群众的疾苦非常关心。有一次，我向他汇报，当地有一个年轻力壮的雇工想参加部队，但是他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身体不好，不能干重活，他担心的就是如果当兵走了的话，母亲的生活会有困难。我看他各方面条件不错，将来肯定是个好兵，打算明天再向他做做动员工作，争取他参军。李长如同志听了，立即对我说，你不要再去动员他参军了，你可以给他讲讲我们部队的性质，讲讲他贫穷受苦的原因，启发他的阶级觉悟，让他把这些道理去和关系要好的人们做做宣传；如果我们动员他现在参军，他的母亲就无依靠了，那怎么生活下去呢?我们是人民军队，做每件事情都要为人民考虑；我们在这里少收一个兵，没有什么大的关系，但要是为了招一个新兵，给基本群众带来了痛苦和困难，那就不好了。经他这样一说，我才醒悟到，自己的想法只是从任务观点出发，而没有从群众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真是肤浅片面了。

    李长如同志不仅擅长于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而且在军事指挥上机智果敢，紧急情况下临危不乱。大桥战斗中的一段经历，使我对这方面感受很深。李长如同志当时在我们一营担任教导员。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副营长周其云同志负伤离开火线，营长黄国楠同志因为是战前几天才刚由参谋调任来的，对部队的情况不熟悉，又缺少实战指挥的经验，李长如同志在这次战斗指挥中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942年冬，李长如同志从华中抗日根据地调去延安学习，我们即中断了联系。上世纪的五十年代，我在南京海军学院工作，他那时已经在海军东海舰队任政治部主任。有一次我因公到了上海，住在海军招待所，他得知后，特地赶到招待所来看我。分别十几年后，我们再次见面，心里都十分激动。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我离开老部队后，一直想念着在一起战斗过的同志们呦!今天我们终于又见面了，真太高兴啦!”他那片深厚真挚的革命友情，让我感动得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我虽然在李长如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时间不算长，但是他的思想品德和优秀作风，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既是我的老首长，又是我革命道路上一位难得的良师益友，值得我永远崇敬学习。

     （后记）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二师分会副会长李东海深情写道：父亲李长如将军远去已经十载有余，但我始终感到父亲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的音容笑貌和正气精神一直在我的心中永存。每当我遇到困难时，一想到父亲就信心百倍，无比坚强！父亲光辉的一生激励我走进新时代，为不忘初心实现中国梦继续奋斗！

          新四军二师老战士 马贝禾

       （二师分会 叶梓、朱祖阳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