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下，全国人民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1938年3月1日，由闽西南红军游击队等组成的新四军第2支队，从东肖红场出发。闽西人民的优秀儿子邓子恢，离开了生养他并为之战斗了十几个春秋的故土，与张鼎丞、谭震林一道率领抗日健儿，威武雄壮地奔赴抗日前线。之前已被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子恢，前往新四军军部到，走上任。在8年艰苦抗战期间，邓子恢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所领导的部门和地区的实际工作紧密结合，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为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坚持独立自主的统战原则
抗战期间，邓子恢始终遵循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新四军成立伊始，中共中央就为这支部队确定了发展方向。这就是坚持在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东向江南、北向苏中和苏北发展，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但是，这一正确的方针受到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王明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担任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受其影响，在若干重要原则问题上未能坚持正确的方针。
邓子恢到达新四军军部的即日起，就对项英开会不让说红军，畏惧国民党，希望事事通过国民党批准的做法产生了反感。虽然项英早就是他的直接上级，邓子恢对其错误，没有苟同，而是坚持党的原则立场，用马列主义真理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邓子恢作为军政治部副主任和民运部长，每次外出检查工作，总要带上几个宣传员，每到一处就召集群众开会，大造声势，宣传我党的主张，号召抗日救国。
邓子恢领导民运部协同中共皖南特委在云岭和南陵县三里店周围乡村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受到国民党的阻挠破坏，他们借故抓走了农会会长。事发后，邓子恢向项英建议，应当与国民党作斗争，不能白白断送刚刚发动起来的群众运动，应以新四军的名义保释被捕农会干部。可是项英拒绝了邓子恢的建议，邓子恢与之进行了原则争论。
1938 年 8 月，邓子恢前往前线巡视期间，看到新四军兵员不足， 粮饷短缺，装备低劣。就与陈毅、张鼎丞、粟裕等前线将领商议，决定就地组织游击队，收缴土匪武装，发动群众，扩大补充兵员；在游击区内，征收税款，以弥补军饷不足。同时根据中央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土地政策，在游击区内开展群众运动，实行减租减息，既不过分打击地主阶级，又满足了广大穷苦农民的要求。邓子恢等商定的这些正确的方针和措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和新四军指战员的拥护，但受到了项英的批评。他指责邓子恢搞的是“人、枪、款主义”，是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冒险政策，再一次不允许邓子恢领导的民运部发动农民搞减租减息。
邓子恢除了多次直言抗争项英的责难，还直率地告诉部下不要因为项英的批评而放弃党的原则立场，他说： “我们是按照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的，不要怕。统一战线虽然要统上层人物，但我们工作的立足点还是农民这一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巩固。历史自有公证的结论。”
后来的事实证明，项英的错误给新四军造成重大损失，邓子恢和其他新四军将领对项英的错误作了必要的抵制斗争。随着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批判了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两个“一切”的错误主张，确定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立的原则。新四军贯彻中共中央方针，在邓子恢等积极推动下，新四军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
邓子恢等率领新四军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战争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继承和发扬红军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光荣传统，挺进华中敌后地区，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在战斗中发展壮大，成为华中抗日的中流砥柱，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丰功伟绩，作出了重大责献。
二、领导抗日民众运动
邓子恢作为人民军队的资深政治工作者，他所担负的不仅是军队内部的思想政治工作，更多的是对群众的宣传与组织发动工作。邓子恢一到政治部就特别强调部队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他常常告诫部下要认真学习和贯彻毛泽东彻底的群众观念、群众路线的思想，宣传群众是我军的优良传统，特别是江南群众还不了解新四军，因此宣传工作就更加重要。
为了加强部队的宣传工作，邓子恢把来自各地的抗日青年和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建立战地服务团和宣传队，运用戏剧、文学、美术、歌咏等各种形式开展生动活泼的宣传工作，扩大新四军的影响，动员各阶层民众配合和支援新四军的抗日活动。
在民运部工作的大多是学生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来自城市，缺乏群众工作经验。邓子恢亲自带着他们深入群众，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接受锻炼和教育。邓子恢重视知识分子工作，为扩大抗日宣传，培养后来的治国人才都起了重要作用。
新四军初入皖南时，只有岩寺等少数地方青年抗日救亡团体，大部分地区冷冷清清。邓子恢感到，新四军要在皖南站住脚跟，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战，必须坚决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独立自主地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指示，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把工人、农民以及各阶层拥护抗日的民众组织起来。于是，邓子恢一进入皖南，就把主要精力扑在民运工作上。他亲自执笔，以新四军名义起草一份布告，详细阐明新四军的宗旨、纪律、任务，新四军开到哪里，布告就贴到哪里。他亲自深入到群众中去作调查，主持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并把军政治部战地服务团和宣传队的所有力量都放在农村的集镇，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
邓子恢认为，派遣民运工作队直接深入到群众中间去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是最为有效的一种群众工作方式。他在进入皖南的第二个月，便组建了皖南地区第一支民运工作队。邓子恢反复叮嘱工作队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切实了解群众的情绪，提醒大家要加倍重视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学习和研究，并在工作中贯彻运用。
邓子恢是农民运动和农村工作专家，历来主张在努力提高农民思想觉悟的同时，尽可能帮助农民解决切身利益问题，他所提的减租减息受到国民党方面的谩骂攻击和军部个别领导人的责难。他态度十分坚定地指出：二五减租是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明文规定的，我们在农村的路线是放手发动农民、依靠农民。实行减租减息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之一，开展减租减息斗争既可以发展和巩固农抗会组织，又可以分化地主，争取开明地主参加抗战，政治影响重大。
汉口《大公报》1938 年 7 月 6日报道新四军在苏南的战斗时说：“民众抗敌情绪，益加兴奋。”香港《星岛日报》1938 年 8 月1 日报道新四军在皖南的战斗时说：“民众渐渐地镇定了，抗战情绪也日趋高涨。”
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情况下，邓子恢等领导的新四军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重要的是解决农民最期盼的土地问题，通过减租减息改善了农民生活。当时国民党派到敌后的兵力远比共产党多，游击战却没 有打成，关键也在于不能解决民生特别是土地问题，其军队得不到人民支援，向民间掠取更会结怨于百姓。新四军依靠正确的战略战术，依靠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依靠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才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在邓子恢主持下，江南新四军的民运工作对保证抗日作战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张鼎丞在一篇文章中说，新四军的民运所以能克服困难，不断取得胜利，“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有广大民众的同情与拥护。”邓子恢对民运工作的组织、指导，对民运干部的培训、教育，起了主要的作用。当年在皖南和邓子恢一起工作过的许多老同志一说起邓子恢，无不称颂他是“群众运动的专家”“民运工作专家”。
三、创建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
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把军事工作的重点放在敌后，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随着刘少奇担任中原局书记，淮南抗日反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40 年1 月，刘少奇召开第 二次中原局会议，决定了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及对付顽固派的斗争策略。这些使邓子恢倍感亲切，极为舒畅，他感到斗争有了更明确的方向。
第二次中原局会议结束后，邓子恢等率领第 5 支队在路东，分区展开工作。邓子恢采取“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战略战术，以半塔集为中心，分兵于苏皖边界8 县。邓子恢领导抽调战地服务团的干部组成大批民运工作队、工作组，随军深入农村集镇，协同地方党委发动群众，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扩建部队和地方游击队。在短短 3 个月的时间里，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有了初步的基础，为不久以后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发展苏北并打破日伪顽势力的夹攻准备了条件。
邓子恢除了参与指挥反摩擦作战，同时又在中原局领导下担负起领导淮南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重任。
半塔保卫战胜利后，邓子恢在淮南津浦路东建立一个地区性的抗日民主政权，确立领导核心，领导路东各县展开大规模的群众发动工作。邓子恢拟定了一份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巩固发展根据地的纲领，实行以后，受到根据地农民的普遍欢迎。作为这块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邓子恢带领根据地军民在军事斗争、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方面制订贯彻执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使之成为华中各根据地中最为巩固的一块根据地。1942 年 2 月，刘少奇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对淮南津浦路东根据地作了这样的评价：“皖东特别是路东根据地的工作，与华中其他各根据地的工作比较，是最好的，最正规的。”
1941 年 2 月，新四军收复皖东北根据地，在根据地建设方面有着 丰富经验的邓子恢被推荐调任主持皖东北根据地的工作。在邓子恢的领导下，淮北中心地区8 个直属县很快掀起了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经过 3 个月的工作，淮北苏皖边区根据地初步打下巩固的基础，而且向前发展。这就使我们能更有力地来准备粉碎敌人的‘扫荡’，使亲日派挑动的反共军不敢放手东进，而造成苏皖边大踏步向前开展的新局面。
邓子恢为创建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极尽心力。新四军光复大片国土，建立了8 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四军从侵略者铁蹄下解放大片国土，其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平方公里来估计的。华中人口稠密， 资源丰富，交通发达，是日伪赖以生存的人力和物资补给基地。新四军将日伪的后方变成了前线，变成了支持抗日作战的根据地。这就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战略企图。革命力量的发展也为建立新中国做好了准备。
四、整顿壮大队伍，提高战斗力
作为新四军政治工作的负责人，邓子恢对抓好部队思想政治建设倾尽心力。1939 年 4 月，邓子恢接到军部的使命，帮助整顿正在淮南地区活动的新四军第 4 支队。
新四军第 4 支队主要领导，消极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迅速东进皖东敌后的决策。邓子恢深入至第 4 支队的干部中间，在对第 4 支队干部进行说服教育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部队作了调整。之后，张云逸、邓子恢等领导江北指挥部，率领第 4、第5 支队迅速开赴津浦路两侧广大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这支队伍成为一支生龙活虎的劲旅。
在开辟淮南抗日根据地初期，邓子恢等有许多时间在第5支队工作。在第5支队要同时对付敌顽两面夹攻，斗争错综复杂的情况下，
邓子恢以其旺盛的革命热情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帮助这支新建的部队迅速得到了成长壮大。在短短的3 个月时间里，新四军第4、第5 支队由原来的 5000 余人发展到1 万多人。曾同邓子恢一起在江北指挥部工作的张劲夫说：“邓老对整顿 4 支队，壮大 5 支队是有重大贡献的。
邓老到江北是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他对部队的建设有很大的建树。”
邓子恢等为了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致提出要提高部队军政素质，为建设正规化的党军而奋斗。他十分讲究对部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和效果，大大激发了部队抗日救国热情和对国民党投降派的憎恨。1941年5月，邓子恢受命代表华中局和军部帮助在淮北的新四军第 4师师长彭雪枫，对第 4师进行整顿。
第4师原为新四军第 6 支队和南下的八路军一部改编而成。1941年初，蒋介石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彭雪枫率部被迫自卫、英勇抗击，血战 3 个月，受到重大伤亡。彭雪枫率领第 4 师主力分批撤出豫皖苏边区，转移到皖东北根据地。
邓子恢为了帮助第 4 师做好整顿工作，不分昼夜地找干部谈话，广泛听取不同意见。邓子恢经过大量调查研究，与彭雪枫商量后，召开了第 4 师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以及团以上干部会议，统一中高级干部的思想认识后，又以思想教育为主，对基层进行一次整顿。经过整顿，第 4 师在党的领导下从上到下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密切了军民、军政和官兵关系，增强了部队战斗力，重新以顽强的战斗姿态和勇猛的杀敌精神驰骋于淮北战场。邓子恢也被彭雪枫致电党中央留在第 4 师，担任政治委员。第 4师在邓子恢、彭雪枫的率领下，在反“扫荡”、反摩擦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邓子恢还直接领导了淮北党政军干部的整风运动和部队三大民主运动。邓子恢充分发挥我军政治工作的优势，为新四军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新四军的作战能力不断增强。在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与华北敌后的八路军互相呼应，与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互相配合，陷日军于腹背两面挨打、首尾难以兼顾的不利处境。在战略防御阶段，新四军“担任着配合主力，配合正面，配合战役，配合会战的伟大任务”，成为“吸引敌人、扼制敌人的铁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尤其是1941 年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正面战场两军对峙，敌后战场成为抗击日军的主战场，新四军成为抗战的主力军之一。新四军最多的时候迫使16 万日军和 23 万伪军固守华中占领区而不得脱身，从而牵制了日军对正面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行动，大大减轻了正面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压力，起到了据局部而扼全局的作用。新四军成为了“铁军”。
五、抗日反顽战场的正确领导
邓子恢作为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之一，具体负责政治部工作，同时也根据形势的需要，指挥新四军抗日反顽战斗，为巩固抗日根据地而驰骋沙场。
新四军战斗的华中，战略地位特别重要。1939 年侵华日军总司令部在南京成立。1940 年伪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从此南京成为日伪的军事指挥中枢和政治统治中心。上海、杭州、徐州、武汉、合肥等中心城市及其周围地区，也是日军必须全力确保的占领区，是连接华北和华南的交通枢纽。新四军危及日伪心脏，因而遭到了日伪频繁发动大规模“扫荡”。华中又是国民党力图恢复统治的发迹地。国民党中的反共顽固派，并不将新四军看作共同抗日的战友，而是看成争夺华中的对手。新四军组建之初，他们就划定活动地区，极力限制和排挤。皖南事变以后，他们公然称新四军为“奸军”，不仅完全断绝 了枪弹粮饷的供给，而且不断发动进攻，使新四军处于日伪军和顽军的夹击之中，不得不分兵进行反顽自卫作战。
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引起了日伪军和顽固派深深的仇恨。从1940 年 6 月开始，日伪军在津浦路和淮河两岸不断向淮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8 月下旬，日寇从江南抽调 3 万余兵力，发动大规模“七路大扫荡”。当时， 邓子恢刚刚主持完第三次津浦路东联防委员会议，并接任路东联防办事处主任，立刻投入指挥反“扫荡”战斗，日伪军先后占领了一些重要集镇，邓子恢指挥路东新四军主力与地方抗日武装密切配合，以灵活的游击战术穿插于日伪军据点之间，袭击与消灭敌人。经过12 天连续作战，与敌作战 65 次，消灭日伪军 600 余人，迫使敌人停止“扫荡”，撤回原防区。
1942 年底，日伪军即将对淮北根据地实行“扫荡”，邓子恢和彭雪枫领导新四军第 4 师为反“扫荡”作好充分的准备，确定了以弱胜强的游击战术，断然决定在强敌压境的不利局面下，指挥主力跳出敌包围圈，把处于内线作战的被动地位，一变而为外线作战的主动状态。在敌人“扫荡”中，他们穿插于敌人鼻子底下，指挥各部队在外线和内线协同作战。朱家岗之战打退了敌人10 多次冲锋，毙伤日伪军 280 多人，使敌败退。在为时 33 天的反“扫荡”中，他们与敌作战 37 次，歼灭日伪军 700 多人，这是邓子恢、彭雪枫在领导淮北根据地巩固发展阶段最重要的一次战役。
在与日伪军作战的同时，新四军还要面对顽军一次次的摩擦进攻。
邓子恢曾直接指导新四军第 5 支队展开反摩擦斗争，消灭了国民党军盛子瑾部，迫使盛部 2000 多人缴械，大大振奋了新四军士气。
面对韩德勤 1 万余兵力的猛烈进攻，邓子恢等率 500 人驻防半塔，其余周围部队仅有1000 多人，在十分危急的险境中，邓子恢等沉着应战，一方面指挥仅有的守军奋起还击，打退顽军一次又一次进攻，并与半塔外围部队配合，造成南北西路夹击的态势。在新四军增援部队配合下，邓子恢等分别指挥各参战部队，在半塔周围阵地全线出击，经过10 天追歼战，歼灭顽军3000 余人。半塔保卫战，成为华中新四军反顽斗争中第一个重大胜利。
1943 年 3 月，按照蒋介石的旨意，韩德勤率其部共 4000 余人，侵入淮北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域。邓子恢、彭雪枫指挥部队进行反击，趁天黑下雨，袭击顽军占领的山子头，擒获韩德勤，歼敌大部。战后，邓子恢等“为了团结，为了停止摩擦，制止内战”的大局出发，致电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释放韩德勤。由于这一事件处理得当，国民党顽固派再也不敢踏入淮北根据地。
邓子恢在新四军中能文能武，身经百战。在他的正确领导下，新四军在抗日反顽斗争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坚持斗争，振奋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精神，鼓舞了军民夺取最后胜利的信心。
闽西根据地创造者之一的邓子恢，成为新四军的领导人之一。他把中央苏区的好经验好传统，带到了新四军。他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抗日统一方针，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参与领导了新四军的组建、整编、展开和扩大工作，他在新四军的根据地建设、武装斗争、军队政治工作、财经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建树和开拓精神，为后人所称道。邓子恢为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师分会供稿 符维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