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爷爷没有朝夕相处，共同居住过。我出生后没几年爷爷就被关进了秦城监狱，直到1973年的一天，父母买了大盒的点心，我很奇怪，也不是过年过节的，后来才知道，是接到通知要去探望几年无音信的爷爷，这是我第一次真实地感到爷爷的存在。当我第一次见到爷爷时，他已经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慈祥而沉默。

     以后随着他恢复工作，在报纸、电视里会时常看到他的消息，随着年龄增长，知道了爷爷是一位大干部，但他的一生是怎样的，父母没有讲过，更没有机会问爷爷。逢年过节去看望爷爷，他不是在看书就是在看报，有一次见他在看英文的《中国日报》，我脱口而出说，爷爷你还会英文啊？他老人家只是笑笑说，会一些，每天要看以免忘记。

     当时我不知道，早在1929年爷爷就翻译出版了《恩格斯马克思合传》，这是关于马克思、恩格斯传记最早的中译本，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有效载体。1930年又翻译出版了《马克思论文选译》一书，这是爷爷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所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完整、准确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具有特殊的借鉴价值。爷爷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受党的指示回到上海从事文化工作和地下工作。他通过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创办进步刊物、参与思想论战等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播者之一。

     通过后来阅读他的回忆录，他的著作、文章以及各种纪念文章，才对爷爷传奇的一生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爷爷形象在我的脑海中渐渐地丰富立体起来。我不仅感叹他丰富的经历，赞叹他的才华和博学，更敬仰他的忠诚奉献和坦荡求实。

     爷爷1925年加入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李硕勋和何成湘。爷爷亲历了我党从北伐战争到改革开放漫长历史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虽然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大风暴，但他始终信仰坚定，并为之付出了全部精力。

     宋任穷、耿飚、姬鹏飞是爷爷的老战友，他们在纪念文章中写道：“一氓同志的最大特点是胸怀坦荡。他顾全大局，能上能下；敢于负责，又善于纳谏；嫉恶如仇，待同志十分宽厚；做事大胆果断，又能认错改错；为人耿直不阿，处世公允廉洁，从不宣扬自己，不摆老资格，却时时记着他人的功劳。一氓同志的这些高尚品德，有许许多多的事例。”

     爷爷是个低调谦逊的人。从北伐到上海，爷爷很长时间都是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在南昌起义途中与周恩来一起介绍郭沫若入党；从长征初到陕北，爷爷还做过毛泽东的秘书；遵义会议期间，爷爷与邓小平同住一室；爷爷为促进左联的成立做了很多奠定性的工作，与鲁迅建立了工作关系和私人的友谊。但这些细节，他在回忆录中，有些绝口不提，有些一笔带过低调处理，无一处自我炫耀。他谦虚地说，“我在党内这几十年，确无功劳可说，上依党的方针政策，下靠群众，自己无什么功劳。”

    爷爷对于同志，对于战友，对于为人民做过一些有益事情的人，怀有极为深厚的感情。在他的回忆录中，有大量篇幅以动人的笔触，高度赞扬那些他所熟悉的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贡献的同志们。爷爷为刘老庄八十二烈士所写的碑文，讴歌了八十二烈士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无畏气概。爷爷为泗阳县建立的抗日战争牺牲烈士纪念堂，取名为“爱园”并写有《泗沭抗日烈士公墓碑志》。

     爷爷两次通过秘密交通线从敌占区到根据地，一次是1932年从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到江西中央苏区，一次是皖南事变后，从上海到苏北。尽管当时不知护送他的交通员的真名，但他时时怀念这些不知名的同志。后来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这些同志，并在回忆录中记录下他们的真实姓名。护送爷爷从上海到江西瑞金的交通员叫曾昌明，在40多年后的1980年爷爷才知道了他的真实姓名，可惜不久他就去世了。爷爷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我的革命一生当中，我一直感谢他和怀念他”。令人高兴的是，最近我们与曾昌明的女儿取得了联系，感谢他的父亲曾经护送爷爷安全到达瑞金。

     爷爷从事过地下工作、军队工作、保卫工作、政权建设工作、宣传教育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和外事工作。对于组织上的安排，他总是欣然接受，从无怨言，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都兢兢业业，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在78岁高龄时，爷爷依然欣然接受党的重托，主持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工作，对保护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项英、袁国平等牺牲后，爷爷应该是最了解情况的一个人。皖南事变后，爷爷辗转到香港，向延安连发７份电报，详细报告事变的全过程，以及他本人对造成皖南事变主客观原因等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分析。他的报告为后人研究皖南事变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档案。后来爷爷在回忆录中对事变的各种因素又进行了客观分析，体现了他对待历史问题实事求是的态度。杨瑞年是一位年轻的女英雄，她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在上饶集中营中对敌斗争表现英勇，在赤石暴动中英勇的牺牲了。1981年皖南事变40周年时，爷爷写了纪念文章《杨瑞年和他的弟弟读后记》。爷爷在文中深切的怀念了杨瑞年、施奇和黄城等这批在上饶集中营中斗争过的同志，或者牺牲的同志。每当提到当年皖南这些死难的同志们的时候，爷爷总不免感慨万分。

    爷爷博古通今，学识渊博，陈毅称他是党内的大知识分子。我对爷爷勤于学习，随时可以静下心来读书的精神敬佩有加。

    例如皖南事变后来到盐城，在趁分配工作前的空隙，他抓紧时间精读了《资本论》。他自己排了一个日程，一天看多少页。第一卷大约有800多页，一天看十页，80天也就看完了。爷爷说，“我是勉勉强强看完了，当时就懂，说不上”。但是这对爷爷后来的工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爷爷正直廉洁，从不以权谋私，为子女走后门。姑姑曾经说过一件事，1964年，国家公派一批高中毕业生去国外学习外语，因为姑姑原来学的是俄语，所以只能选择斯拉夫语系的国家，爷爷觉得学小语种，将来工作要受一些限制，就没有在同意单上签字。其实，当时爷爷就是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管这件事的，全国的名单都在他手里，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孩子调到更热门大语种的学生名单里，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么做。

     1976年左右，我姐姐插队病退在家待业。当时，当兵是一条出路，姐姐也想请爷爷帮忙走个后门儿，与军队工作的老朋友打个招呼，但是爷爷拒绝了，爷爷说姐姐眼睛近视不适合当兵。后来恢复了高考，姐姐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大学毕业分配时，原本学校将她分配到万寿宾馆。但万寿宾馆将她的档案退回了，学校不能理解，想让姐姐去问问爷爷什么缘由？因为万寿宾馆属于中联部，而爷爷当时在中联部做常务副部长，后来得知万寿宾馆怕庙小留不住人，爷爷也没有去打招呼，认为用人单位有自己考虑不便干涉。于是姐姐就被分配到了当时还是清水衙门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当然，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央行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姐姐在这里用她的专业知识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成长为一名司局级干部。我们后辈都知道爷爷对于打招呼走后门的态度，无形中激励着我们靠自己的努力，尽自己的能力服务于社会。

    1990年12月4日，爷爷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他生前立下遗嘱：“我的后事从简，只称一个老共产党人，不要其他任何称谓。不开告别会和追悼会。火化后我的骨灰撒在淮阴平原的大地上。”人民日报短评中写道：“‘只称一个老共产党人，不要任何其他称谓’，这样的遗嘱在我们党内是第一个。这充分表现了李一氓同志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宽广胸怀，共产主义者的高尚情操和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老共产党人，这是一个非常光荣、非常崇高的称谓。爷爷用他革命的一生彰显了这一称谓丰富而伟大的内涵。

     虽然爷爷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像一座丰富的矿藏取之不尽。当我走进爷爷波澜壮阔的人生，也就理解了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感。当我了解爷爷是如何在青年时代确立自己共产主义信仰时，同时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的认识。当我在了解爷爷特科工作这段历史时，常常被那些战斗在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可歌可泣的事迹所感动。在读爷爷《从金沙江到大渡河》《征途食事》等文章时，不仅感受到长征的艰苦卓绝，也会被他们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必胜的信念所感染。前辈的奋斗历程，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是千千万万先烈们前赴后继，百折不挠，流血牺牲换来的。

    今天我们纪念爷爷诞辰120周年，就是要学习继承他一个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接受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从他们的精神中汲取力量，激励我们不忘初心，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追忆缅怀爷爷和革命先辈们的意义所在。母亲的生活会有困难。我看他各方面条件不错，将来肯定是个好兵，打算明天再向他做做动员工作，争取他参军。李长如同志听了，立即对我说，你不要再去动员他参军了，你可以给他讲讲我们部队的性质，讲讲他贫穷受苦的原因，启发他的阶级觉悟，让他把这些道理去和关系要好的人们做做宣传；如果我们动员他现在参军，他的母亲就无依靠了，那怎么生活下去呢?我们是人民军队，做每件事情都要为人民考虑；我们在这里少收一个兵，没有什么大的关系，但要是为了招一个新兵，给基本群众带来了痛苦和困难，那就不好了。经他这样一说，我才醒悟到，自己的想法只是从任务观点出发，而没有从群众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真是肤浅片面了。

    李长如同志不仅擅长于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而且在军事指挥上机智果敢，紧急情况下临危不乱。大桥战斗中的一段经历，使我对这方面感受很深。李长如同志当时在我们一营担任教导员。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副营长周其云同志负伤离开火线，营长黄国楠同志因为是战前几天才刚由参谋调任来的，对部队的情况不熟悉，又缺少实战指挥的经验，李长如同志在这次战斗指挥中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942年冬，李长如同志从华中抗日根据地调去延安学习，我们即中断了联系。上世纪的五十年代，我在南京海军学院工作，他那时已经在海军东海舰队任政治部主任。有一次我因公到了上海，住在海军招待所，他得知后，特地赶到招待所来看我。分别十几年后，我们再次见面，心里都十分激动。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我离开老部队后，一直想念着在一起战斗过的同志们呦!今天我们终于又见面了，真太高兴啦!”他那片深厚真挚的革命友情，让我感动得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我虽然在李长如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时间不算长，但是他的思想品德和优秀作风，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既是我的老首长，又是我革命道路上一位难得的良师益友，值得我永远崇敬学习。

     （后记）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二师分会副会长李东海深情写道：父亲李长如将军远去已经十载有余，但我始终感到父亲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的音容笑貌和正气精神一直在我的心中永存。每当我遇到困难时，一想到父亲就信心百倍，无比坚强！父亲光辉的一生激励我走进新时代，为不忘初心实现中国梦继续奋斗！

    （二师分会 叶梓、朱祖阳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