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6年6月26日的中原突围，是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的标志性事件[1]。它并非单纯军事突围，而是中共中央立足全国战略全局的前瞻性谋划，以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为核心方针[2]，蕴含深刻辩证思维。本文系统论证中原突围超越常规突围的核心价值，剖析其战略智慧的独特性与创新性，厘清其与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本质区别，并结合土地改革、东北战略、群众根基、新时代实践等维度，探讨其跨越时空的时代价值。研究表明，中原突围以战略牵制为东北战略赢得宝贵时间空间，以局部牺牲为全国土地改革创造稳定条件[3]，以四面开花的战略配合推动解放战争战略转折，其战略思维、大局观念、斗争精神与群众路线，对新时代应对复杂挑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中原突围；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东北战略；土地改革；解放战争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30余万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4]。中原军区部队遵照中央指示，分路实施战略转移，史称中原突围[5]。这一行动不仅拉开解放战争序幕，更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占据独特战略地位。长期以来，学界研究多聚焦战术层面，对其全局性战略价值挖掘不足，例如中原突围如何以战略牵制支撑东北战略、如何服务全国土地改革、如何与千里跃进大别山形成战略递进、其精神财富如何指导新时代实践，均需系统阐释。
本文以战略全局为视角，整合突围前坚持、突围中行动、突围后展开的完整逻辑，将土地改革、群众支持、根据地建设贯穿全文，明确中原突围的战略定位与时代价值，为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历史智慧提供理论支撑。
中原突围的首要特质，是超前谋划、系统闭环，远超应急性军事突围。1946年6月1日，毛泽东提前25天指示中原局，准备突围作战，预拟突围后集中与分散两个行动方案[6]，将突围全程纳入战略规划，形成突围前10个月战略坚持、36天核心突围、突围后战略展开的完整体系[7]。
1945年10月中原军区成立[8]后，坚守鄂豫皖腹地，威胁平汉铁路与武汉枢纽，牢牢牵制国民党主力，成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的南线前沿。10个月间，6万部队牵制30万敌军，为党中央向东北输送11万部队、2万干部创造条件[9]，为华北、华东解放区备战赢得时间。这一设计绝非被动撤退，而是以空间换时间、以局部换全局的战略实践，始终以全国布局为导向，以保存力量、牵制敌人、扎根群众、推进土改为多重目标。
突围前坚持阶段，部队在极端困难中凝聚群众力量，一边抵御进攻，一边向群众宣传革命主张，为后续创建根据地、开展土地改革埋下群众根基。突围过程中，分路行动、声东击西，最大限度保存有生力量。突围后迅速在陕南、鄂西、大别山等地创建游击根据地，一边坚持斗争，一边发动群众、试点土改[10]，把军事突围与群众工作、根据地建设深度结合，实现从战术突破到战略扎根的跃升。
1946年6月23日，中央明确指示：立即突围，生存第一，胜利第一[11]。这一决策蕴含深刻的辩证思维：生存是胜利的前提，胜利是生存的目的，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中原军区部队坚决服从解放战争的全局利益，舍小我、为大局，表现出人民军队的高度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树立了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历史楷模。正如毛泽东所评价：“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刘峙、胡宗南三部力量，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12]。
为了不影响群众生活，中原军区、中原解放区行政公署1946年3月30日联合颁布布告，命令所属各部队停止向民众借粮[13]，减轻群众负担。官兵们靠“上山采野菜、下河摸鱼虾”来解决吃饭问题，哪怕饿着肚子，也决不向老百姓借一粒米、一口饭。这种纪律严明的作风赢得了群众的真心拥护，当地开明士绅发起了“缸里匀米、锅里匀饭”活动[14]，号召大家每顿饭节省一点粮食来支援部队，帮助子弟兵渡过难关。
中原突围与常规军事突围存在根本性差异，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从被动应急突围，到主动保障全局的战略布局。常规军事突围多是陷入重围后的被动求生，而中原突围是紧扣全国战局，经顶层谋划和周密部署的主动战略行动。1945年9月，中共中央确立“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总方针[15]，将抢占东北、建立稳固战略后方作为扭转战局的重点抓手，先后调集11万部队、2万余名干部挺进东北。以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正扼守国民党军沿平汉铁路北上的咽喉要道，是锁死敌军战略机动的南线支点。中原突围以战略牵制为东北战略赢得宝贵时间空间，为各解放区落实1946年5月《五四指示》[16]、推进土地改革、做好内战应对准备预留了稳定缓冲期。
二是从单一求生突围，到贯穿全程的战略掣肘。常规突围仅以跳出包围圈、保存力量为唯一目标，而中原突围从一开始就明确了双重使命，既要实现部队安全转移，更要以持续战略掣肘支撑全国战局。突围前长达10个月的战略坚持，将国民党军30万精锐牢牢锁在中原，使其既无法大规模北上围堵我军东北布局，也不能集中主力进攻正在推进土改的华北、华东解放区，为土地改革平稳开局筑就了安全屏障。突围中的机动转战，持续分散、消耗敌军兵力，彻底打乱其全国作战时间表，保障了东北我军布防不受干扰。陈毅后来评价说：“没有中原突围，就没有华东战场的七捷”[17]。突围后的初步战略展开，通过在豫鄂陕、鄂西北开辟敌后根据地，同步以土地政策发动群众，实现了根据地建设与长期战略牵制的闭环。
毛泽东在1946年10月1日所作《三个月总结》中评价：“过去三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18]。
三是从单次短期作战，到策应全国战局的长期战略经略。中原突围绝非孤立的短期突围战，而是贯穿解放战争战略防御阶段、保障全国战局的长期战略布局。突围胜利后，中原军区各路部队按中央部署完成全域战略部署，北路军创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南路军开辟鄂西北革命根据地[19]，鄂东独2旅等部队重返大别山坚持游击战争，构建起嵌入国民党统治腹心地带的战略牵制网络。这些敌后根据地的长期斗争，持续牵制国民党军数十万兵力，使其始终无法集中主力增援东北战场，为东北我军站稳脚跟、发展壮大直至转入战略反攻提供了持续战略缓冲。同时，各根据地全面贯彻中央土改政策，以“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变革发动群众，不仅解决了部队生存补给问题，更将军事斗争与土地革命有机统一，为全国敌后根据地的土改实践积累了宝贵经验，衔接了全国解放区的土改进程，最终构建起“前方军事牵制、后方土改动员”的全国一盘棋战略体系[20]。
中原突围展现了高超的声东击西战术运用。为转移敌人视线，6月25日起，我军有意川流不息地频繁调动部队，夜间把部队秘密地拉到西边，白天又急匆匆地向东开进，佯装成我主力部队要全力向东转移的姿态，诱使敌军刘峙部将总兵力的1/3（约10万人）东移[21]。
皮定均、徐子荣率领的第1纵队第1旅更是将这一战术发挥到极致[22]。他们向东行动，造成主力东进态势，迷惑敌人，掩护主力向西突围。在完成掩护任务后，皮旅先虚晃一枪，佯装向西追赶主力一天或半天，随后隐蔽起来，闪过敌军的锋芒，出其不意地来个回马枪，向东前进，使敌人一时搞不清我军的动向。
这种战术的成功在于准确把握了敌人的心理，通过制造假象扰乱敌人的判断，为主力突围创造了有利条件。正如兵法所言：“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23]。
中原军区制定了“主力向西、分路突围、多路牵制”的科学空间突围方案[24]，兼顾突围求生与全局牵制双重目标。具体部署为：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机关率第2纵队为北路突围部队，向西北方向突围，越平汉路，经桐柏山区，直下陕南；第1纵队为南路突围部队，向西突围，越过平汉路，转向豫西；第1旅于主力突围前后向东行动，吸引敌人；鄂东军区和河南军区部队，在掩护主力突围后分散坚持原地斗争；江汉军区部队，除留少数坚持原地斗争外，其余进至汉水以西地区活动。
这种分路突围布局具有多重战略意义：一是分散了敌人的兵力，避免了被围歼的风险；二是在不同方向创建了多个游击根据地，扩大了革命力量；三是继续牵制敌人，配合其他解放区的作战。最终，各路人马都成功突围，并在各地创建了根据地，实现了战略目标。
中原突围的战略价值在于以局部牺牲换取全局胜利。中原军区部队作为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全局中的一颗战略“棋子”，坚决服从全局利益，舍小我、为大局。
在突围前的10个月坚持中，6万部队牵制30万敌军，为东北战略赢得宝贵时间。中央评价：“你们在极困难条件下，完成了牵制大量敌军的战略任务，为我军在东北和华北的战略展开创造了有利条件”[25]。突围后，各部队在敌后创建根据地，继续牵制敌军30余个旅，配合了其他战场的作战。
这种战略牵制不仅体现在军事上，更体现在为土地改革创造了稳定环境。通过牵制敌军主力，中原突围为各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动员群众、准备内战赢得了宝贵时间，使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能够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进行。
中原突围与挺进大别山虽然都是重要的战略行动，但在战略背景、目标和方式上存在本质区别。
中原突围发生在1946年6月，是在国民党30万大军包围下的被动突围，目标是保存有生力量，牵制敌人，为全国解放战争创造有利条件。而挺进大别山发生在1947年6月，是在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的主动出击，目标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威胁南京和武汉，配合其他战场的作战。
从战略意图看，中原突围是防御中的进攻，通过突围来保存力量、牵制敌人；挺进大别山是进攻中的跃进，通过直插敌人心脏来调动敌人、配合全局。两者在不同阶段发挥了不同的战略作用。
中原突围采取的是分路突围、各自为战的方式，主力分为南北两路向西突围，其他部队在不同方向配合行动。这种方式虽然保存了大部分力量，但也造成了部队的分散。突围后，各部队在不同地区创建游击根据地，长期坚持斗争。
挺进大别山则是集中兵力、直插腹地的方式，刘邓大军主力12万人越过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成功地将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域，创建了大别山根据地，直接威胁国民党的统治中心。
虽然两者存在本质区别，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因果关系。中原突围为大别山行动创造了前提条件，大别山行动是对中原突围战略价值的延续与历史回应。刘伯承、邓小平明确指出：“没有一年前的中原突围，也不会有一年之后的千里跃进大别山”[26]。
从结果看，中原突围为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而千里跃进大别山则成为解放战争战略转折的重要标志。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中原突围对东北战略的支撑作用是决定性的。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的“向南防御、向北发展”战略方针，李先念、王树声、王震等部的作战任务，系牵制国民党军1、5、6战区几十万军队于中原地区，以利八路军、新四军阻击蒋军深入华北，掩护中共军主力在东北战略的展开[27]。
真正的关键在于整体牵制：突围行动把敌人从黄河南岸一直拖到伏牛山区，迫使国民党把原本要投入徐州、东北的骨干滞留在中原。这种牵制为东北战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窗口，使东北解放区能够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进行土地改革和根据地建设。
东北根据地的建立，使人民军队拥有了稳固的战略后方与工业、物资基地，彻底改变全国解放战争的力量对比与战略态势，为辽沈战役胜利及全国解放筑牢根基[28]。可以说，没有中原突围的战略牵制，就没有东北战略的顺利实施，也就没有解放战争的快速胜利。
中原突围不仅在军事上牵制了敌人，更在政治上为全国土地改革创造了条件。突围前，部队在中原地区宣传土地改革政策，为群众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突围后，各部队在新的根据地继续推进土地改革，使更多农民获得了土地。
东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几乎与解放东北同步进行。据统计，自1946年6月起，整个东北派出1.2万名干部下乡，开始了全面的土地改革。到1947年，全东北土地共分配了3160万亩，共有400万人分配到了土地[29]。土地改革的彻底完成，使民众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根据地更加巩固。
中原突围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其战略思维和战术创新对后世军事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创造性地运用了类似的战略思维。毛泽东提出“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战略决策[30]，体现了以局部战争制止更大规模侵略战争的战略智慧。志愿军采取“零敲牛皮糖”的战术[31]，集中优势兵力打小歼灭战，积小胜为大胜，这种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与中原突围的斗争智慧一脉相承。
中原突围还体现了人民战争的思想。正如毛泽东所总结：“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32]。这种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战争思想，成为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中原突围展现的高瞻远瞩的全局观念对新时代具有重要启示。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回顾毛泽东指挥中原突围的光辉历史，学习毛泽东深邃的战略思维、高度的战略清醒、非凡的战略胆识，对于坚定历史自信，把握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坚定不移沿着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阔步前进，奋力夺取新的更大胜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时代以中原突围战略智慧与精神为指引，秉持全局战略思维，立足当下、着眼长远，统筹发展安全，于大变局中开拓新局。
中原突围展现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斗争智慧，这对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原突围的斗争策略体现在：一是准确判断形势，在敌人即将发动总攻前果断突围；二是灵活运用战术，声东击西、分路突围；三是敢于牺牲局部，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
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同样需要这种斗争智慧。面对腐败问题的严重性、顽固性、反复性，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多管齐下、整体推进、综合施策，打好总体战。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33]，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打虎”、“拍蝇”、“猎狐”。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斗争智慧为我们开展反腐败斗争等各项工作提供了以下方法论指导：
第一，坚持战略定力与战术灵活相结合。中原突围体现了“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辩证思维，在反腐败斗争中，应学习这种战略定力，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同时又要根据形势变化灵活调整战术，精准把握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互为表里、同根同源的内在特征，由风及腐、风腐一体的演变规律，既要丰富“同查”的手段，提升从发现问题到靶向施治的能力水平，也要提升“同治”的效果，把同查同治贯穿案件查办、警示教育、整改纠治全过程各阶段各环节。
第二，坚持系统观念和整体思维。中原突围采取“分路突围、多路牵制”的策略，体现了系统思维。反腐败斗争是一个系统工程，零敲碎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多管齐下、整体推进、综合施策，打好总体战。要强化系统观念，从严惩、精准治、有效防、一体抓，做到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以全链条协作促进一体化治理。
第三，坚持敢于斗争与善于斗争相结合。中原突围中，我军既敢于向死而生、向西突围，又善于运用声东击西等战术。在反腐败斗争中，既要保持敢于斗争的勇气，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推进反腐败斗争，又要讲究斗争策略，准确运用“四种形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客观公正、毋枉毋纵，让干部心服口服，汇聚干事创业强大正能量。
第四，坚持破与立相结合。中原突围既打破了敌人的包围，又在各地创建了新的根据地。反腐败斗争既要坚决查处腐败，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让腐败分子没有藏身之地，又要建立长效机制，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从制度上堵塞腐败漏洞。
中原突围充分证明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突围过程中，人民群众给予了巨大支持。
在宣化店，当地开明士绅发起“缸里匀米、锅里匀饭”活动，号召大家每顿饭节省一点粮食来支援部队。群众代表告诉中原军区领导：“你们放心，只要老百姓还有一口吃的，就绝不会少了部队的”。
在吴家店，部队休整期间，老百姓白天不轻易接近战士们，但夜幕一降临，他们都向战士们围拢过来，问寒问暖，许多妇女主动为战士们缝补衣服、做军鞋，大娘们忙着给战士们做糍粑、包元宵。
在茅箭地区，茅箭人民冒着杀头、流血的危险掩护伤病员，救助子弟兵，谱写了一曲军民鱼水情深的战歌。群众看到这支部队秋毫不犯，纪律严明，认识到这支部队是红军一样的部队。当听说他们抗日有功却被当局迫害时，非常同情，敞开胸怀接纳，积极支持、拥护这支部队。
土地改革是赢得群众支持的关键。通过土地改革，亿万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并由此迸发出难以估量的革命热情，为解放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
获得土地的翻身农民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一方面，以“穷人翻身坐天下，自己参军来保驾”为口号，踊跃参军参战；另一方面，承担了巨大的战争勤务，全力保障前方的粮食、被服等军需供应。
土地改革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使人民认为这场战争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从而主动融入革命。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战争。广大农民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34]。
在新时代，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人民群众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
中原突围展现了崇高的集体主义牺牲精神。中原军区部队作为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全局中的一颗战略“棋子”，在中原突围及其前后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坚决服从解放战争的全局利益，舍小我、为大局、勇担当，表现出人民军队高度的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树立了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历史楷模。
这种牺牲精神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如皮定均为了全局可以牺牲个人，但为全局牺牲局部，尤其是牺牲自己亲手组建起来的一个旅6000余子弟，皮定均不忍心也不甘心；二是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中原军区部队以局部的战略牺牲，牵制了国民党36万精锐主力长达半年之久，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内战部署，为华北、华东、东北等解放区完成兵力集结、物资筹备、根据地巩固赢得了极为宝贵的战略时间；三是当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坚持全局为重、长远为先，以阶段性坚守与牺牲，赢得革命事业最终胜利。
集体主义原则的核心要义是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其目标是达到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有机统一。集体主义原则倡导并要求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当三者利益发生矛盾或冲突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牺牲个人利益保障国家和集体利益。这是集体主义原则追求的最高境界和实现的最终目的。
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充分体现了集体主义牺牲精神，这种精神在纪检监察战线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是纪检监察干部的牺牲奉献精神。无论是党章中规定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还是入党誓词中提出的“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无不表明共产党人讲奉献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必须履行的责任和义务。纪检监察干部说，干事业就得牺牲小我，图的就是为老百姓服务。
在反腐败斗争一线，纪检监察干部面对邪恶不畏惧、不犹豫、不妥协、不退缩，他们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浓缩了纪检监察干部的使命情怀。有“80后”纪检监察干部为保护群众生命安全，在搏斗中英勇牺牲，年仅32岁。
二是革命先烈的精神传承。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10名成员中有8人牺牲，无一人叛党[35]，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党的纪律的忠诚。这种集体主义牺牲精神在新时代得到了传承和发扬。
三是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自我革命的高度自觉，严厉惩治腐败，及时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提高政治免疫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得到显著增强。这种自我革命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和牺牲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一是查处腐败案件数量巨大。党的十八大后10年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64.8万余件，其中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553人[36]，处分厅局级干部2.5万多人、县处级干部18.2万多人。截至2026年1月，392名省部级以上干部被立案审查调查，其中包括正国级、副国级官员，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错误论调。
二是反腐败斗争态势根本扭转。从腐败和反腐败“呈胶着状态”，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再到“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显著成效，真正做到了“抓铁有痕、踏石留印”。
四是国际追逃追赃成果显著。2024年1月至11月，“天网2024”行动共追回外逃人员1306人，其中“红通人员”46人，追回赃款154.44亿元[37]。
这些成就的取得，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主义牺牲精神和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斗争智慧。
中原突围的胜利充分证明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性。正是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原军区部队才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成功突围，并在各地创建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
在新时代，我们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
中原突围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部队宁可自己挨饿，也不向群众借粮；群众宁可自己节省，也要支援部队。这种鱼水深情是中原突围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在新时代，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让人民群众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共享发展成果。
中原突围作为解放战争的起点，其意义远超一次军事突围。它是中国共产党战略思维、全局观念、斗争精神、群众路线的集中体现，以局部的牺牲换取了全局的胜利，以阶段性牺牲和坚守，赢得革命事业的最终胜利。
从全局布局推进，突围、东北战略和土地改革构成了中原突围，有机的战略整体。中原突围通过战略牵制为东北战略的实施创造了条件，东北战略的成功为全国解放战争提供了稳固的后方基地，而土地改革则是连接三者的关键纽带，通过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使解放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
中原突围的精神财富在新时代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其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启示我们要胸怀“国之大者”，在大变局中开新局；其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斗争智慧为开展反腐败斗争等各项工作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包括战略定力与战术灵活相结合、系统观念和整体思维、敢于斗争与善于斗争相结合、破与立相结合等；其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提醒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其集体主义的牺牲精神激励我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勇于奉献，在反腐败斗争中体现为纪检监察干部的牺牲奉献、党的自我革命精神等。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中原突围精神，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辉煌。正如中原突围以“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为目标最终赢得了胜利一样，也要以“人民第一，发展第一”为导向，通过顽强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原突围的历史启示，只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这种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我们在新的征程上勇毅前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论文撰写期间，名誉会长任全胜、会员任杰就本文东北战略、土地改革与发动群众等核心内容及框架给予思路指引与重要文献支撑，有力提升了研究的历史逻辑与理论深度，谨致诚挚谢意。
暴欣，女，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五师中原分会会员，电子邮箱13126677992@163.com
[1]《中原突围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页
[3]《中原突围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6页
[4]《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解放战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
[5]《中原突围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
[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1993年版，第246页
[7]《中原突围史》，1994年版，第89页
[8]《中原突围史》，1994年版，第45页
[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页
[10]《中原突围史》，1994年版，第217页
[1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1993年版，第312页
[1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1993年版，第338页
[13]《中原突围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7页
[14]《中原突围史》，1994年版，第132页
[1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1991年版，第105页
[1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38页
[17]《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482页
[18]《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版，第1207页
[19]《中原突围史》，1994年版，第223、241页
[20]《中原突围史》，1994年版，第307页
[21]《中原突围史》，1994年版，第101页
[22]《中原突围史》，1994年版，第105页
[23]《孙子兵法》，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7页
[24]《中原突围史》，1994年版，第97页
[2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1993年版，第345页
[26]《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678页
[27]《中原突围史》，1994年版，第156页
[28]《东北解放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9页
[29]《东北解放战争史》，1997年版，第189页
[30]《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1993年版，第345页
[31]《抗美援朝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页
[3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8页
[33]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的十九大以来纪检监察工作综述》，2022年版，第7页
[34]《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版，第184页
[35]《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37页
[36]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022年工作报告，第18页
[37]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4年12月权威通报，第3页